傳聞中的道光死前留下四道密令?這是意欲何為?趕緊一起來看看下面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道光死前留下的四道密令的真相，看完本文也許你的疑問就有答案了。

　　道光死前留下的四道密令：

　　道光帝在臨死前，留下了四道遺囑，簡單的說就是：

　　一、他死后不配天。也就是不要將他的神牌供奉到天壇的皇穹宇和皇乾殿內(nèi);

　　二、他死后，其神牌不升祔太廟。但可以升祔奉先殿，其畫像可以懸掛到壽皇殿、安佑宮;

　　三、他死后，不要在他陵寢的五孔橋南為他建圣德神功碑;但要把“大清某某皇帝”文字鐫刻在明樓碑上，陵寢名稱刻在明樓碑的背面。碑文不可以有“以圣神功德”字樣稱呼，如果新皇帝要寫歌頌我生平的碑文，則可以把碑文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

　　四、在他死后，只將他生前穿用過的幾件衣服供奉在皇宮內(nèi)的四執(zhí)事庫，以示節(jié)儉和留念。自鳴鐘殿內(nèi)一些不常用的硯墨，也沒有必要長期保留收藏。

　　這四道遺諭看似簡單，但在事實上，卻給剛繼位的只有20歲的咸豐帝出了不小的難題。

　　后來，咸豐帝經(jīng)過仔細思考，且在諸王大臣的參議下，最終將道光帝的遺諭作了如下的三個決定：

　　一、道光帝神牌仍配天、升祔太廟。只是從咸豐帝開始，清代帝王不再配天壇。

　　皇帝死后配天，升祔太廟都是大清國歷代奉行不替的祖制家法，是神圣不能改變的。也是中國歷朝歷代都照辦不誤的成憲，是天經(jīng)地義的。在民間，老人去世了，還要立牌位供奉起來，按時按節(jié)上香行禮，接受后代人的香火。

　　作為大清皇帝，一代人王地主，豈能死后不升祔太廟?后兩條比較好辦，咸豐帝都照辦了，唯獨這前兩條，使咸豐帝左右為難。

　　特別是道光帝在遺諭中十分堅決地說：“若繼體之君、顧命之臣不遵朕諭，任意強行，則是甘為我大清之不孝不忠之人矣!”是“誣朕以不德不孝。”是照辦還是不照辦?

　　在道光帝死后的第三天，咸豐帝下令朝臣們，就這件事進行了一次大討論。參加這次大討論的，上至親王，下至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大家各抒己見，紛紛發(fā)言，討論得十分熱烈，甚至發(fā)生了激烈的爭吵。

　　經(jīng)過20多天的討論，基本上達成了共識：仍遵照以往成憲辦理。也就是仍配天、仍升祔太廟，不按道光帝的遺囑辦。這一意見由禮親王全齡將上奏給皇帝。

　　咸豐帝看了眾臣的意見后，經(jīng)過再三考慮，最后決定采納群臣的意見，配天祔廟。同時決定從自己開始，以后各帝不再配天。他降旨將道光帝的第一條朱諭和自己的這道諭旨抄錄一份，懸掛在天壇的齋宮內(nèi)，永世法守。

　　二、道光帝的龍泉峪陵寢不再建圣德神功碑樓，將圣德神功碑文按照道光帝的意思，刻寫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為道光帝補建陵寢方城明樓。

　　道光帝的第三道遺諭，可是一個很令人費解的問題事情。為什么這么說呢?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清楚圣德神功碑及其陵寢功能，也許才能正確理解道光帝的真正用意。

　　古制，陵寢的功德碑均由后人樹立。是記錄死者一生功德事跡的石碑，為了有保護該石碑和裝飾陵寢作用而建造的建筑，則稱為功德碑樓。因此，圣德神功碑樓，也稱圣德神功碑亭(現(xiàn)在也可以簡稱大碑樓)。

　　外形是神道碑亭的縮小版本，里面豎有兩通高近7米的石碑，石碑上用滿漢兩種文字鐫刻碑文。圣德神功碑樓的附屬建筑是海墁四角各樹一根潔白晶瑩的盤龍石柱，正式名稱叫華表，也有稱擎天柱的。

　　在清代陵寢建筑中，只有順治帝及其以前的皇帝陵的功德碑亭才能稱之為神功圣德碑亭，從康熙帝的景陵開始，一律改稱為圣德神功碑亭。知道了圣德神功碑的作用和功能之后，就不難理解道光帝為什么不讓他的兒子給他建造圣德神碑了，因為據(jù)說清朝有一個規(guī)定，皇帝在位，凡丟失國之寸土者，皆不準樹立圣德神碑。

　　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fā)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致使大清帝國喪權辱國，與西方列強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不但賠償英國2100萬兩銀子，還割讓了香港，不僅沒有了天朝大國的尊嚴，還致使國家領土不完整。

　　于是，道光帝深感自己沒有功德予后世子孫，更無臉面見自己的列祖列宗，于是他才決定自己子孫不要給自己建造圣德神碑。而道光朝之后的各朝更是割地賠款，丟失了數(shù)百平方公里的國土，所以從道光朝開始，其他皇陵陵寢也就不再建造圣德神碑。

　　雖然能理解道光帝的心情，但道光帝此時復雜的內(nèi)心世界，卻給人造成了難以完成他遺諭的尷尬境地。圣德神碑不讓建造，卻還有讓寫圣德神碑碑文的意思，并交代把碑文寫在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

　　按照道光帝的意思，他的神道碑亭又賦予了兼有圣德神功的功能。因為圣德神功碑樓是記述皇帝生平功績的主要建筑，而神道碑亭是內(nèi)豎鑲刻帝后謚號石碑的方亭。雖然這樣做有些不倫不類。

　　但也沒有辦法，因為這是道光帝特意交代的，于是，咸豐帝親自寫了一篇有839個漢字的碑文，用滿漢兩種文字，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也算是對道光帝遺諭內(nèi)容的一個部分交代。

　　如果從節(jié)儉和見縫插針的角度說，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刻寫功德碑文還算能將就過得去，因為畢竟有一個空白的石碑可以寫字。那么接下來這個有字卻無處下筆的難題，則不可避免的擺在了道光帝兒子面前。

　　因為道光帝臨死時告訴他的兒子：“我死后，在明樓的石碑正面刻寫‘大清某某皇帝’，用滿文和漢文兩種文字書寫，在這石碑的背面，則可以刻寫我陵寢的名稱。”

　　清代陵寢里，哪座建筑物叫做明樓呢?

　　原來，在清代皇陵陵寢后院的石五供北面，有一整座陵寢中地勢最高的建筑物，它常常被稱為方城明樓。其實，這組建筑物是應該分為兩部分稱呼才較為準確，下面南墻正中有洞口的方形建筑物，應該稱為方城。

　　而建在方城之上的為九脊重檐歇山頂?shù)摹⑺拿娓饔幸粋€券洞的方形碑亭建筑物，則應該稱為明樓。明樓正南向的券洞上、兩檐之間處，懸掛著一寫有“×陵”字樣的漢字匾額。

　　明樓內(nèi)正中立有一統(tǒng)石碑，因為碑身被朱砂涂面，所以此石碑被稱為“朱砂碑”，碑頂?shù)裼畜待垼捻殢涀贤磕ㄖ孱伭牡V物色。碑身正面朝南，上面寫有“大清某某皇帝”滿蒙漢三種文字。

　　明樓地面以特制方形“金磚”墁地，天花板上則繪有“三皇治世”的金蓮水草圖案。明樓四周有通道與方城上的寶城連接，寶城建有垛口，明樓正北面，則是寶頂，寶頂下面就是埋葬有帝后的地宮。

　　人們很清楚的記得，在營建龍泉峪陵寢時，道光帝曾先后兩次諭承修大臣撤去方城、明樓。他又多次親臨龍泉峪閱視陵寢，并在建成后還親自參加了兩位皇后的安葬儀式。

　　既然慕陵未建明樓，樓內(nèi)的朱砂碑也就不會存在。那么，既然沒有石碑，怎么能鐫刻某皇帝清漢之名?又怎么能在碑陰鐫刻陵名?道光帝的陵寢沒有方城明樓這件事情，他應該是最清楚的，可他為啥還留下如此令人迷惑不解的諭旨呢?

　　如果不是神魂顛倒，失去理智的話，那就只有一種解釋，即對于慕陵沒有方城、明樓這兩座建筑物這件事情來說，道光帝后悔了，但又不好意思明說，只得采取這種暗示的方法，由嗣皇帝在他死后為他補建方城、明樓。

　　是不是道光帝在臨死的時候，頭腦真的發(fā)昏，記不清楚自己陵寢有還是沒有明樓這件事情了。據(jù)分析，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道光帝在臨終前留下的這四道諭旨。

　　不但文字多達千言，并且個個還說得條理清楚，頭頭是道。這表明，他當時的頭腦是清醒的，神志是正常的。因此說，這道遺諭的用意就是暗示嗣皇帝為他的陵寢補建方城明樓，而且他的兒子也是這么認為的。

　　咸豐帝即位以后，對其皇父的這道遺諭開始也是迷惑不解，后來終于悟到了道光帝的用心。于是，他派大臣到東陵、西陵調查各陵規(guī)制，結合慕陵的具體情況。

　　擬定了改建寶城，添建方城、明樓的方案。準備據(jù)這些大臣們擬定的方案，為道光帝陵寢單獨修建方城、明樓，以備將道光帝臨死時候留下的心愿圓滿答復了結。

　　現(xiàn)在，國家圖書館里還珍藏著這些大臣們擬定的《現(xiàn)擬慕陵寶城一座等略節(jié)》規(guī)制，和以及由樣式雷的后人繪制的龍泉峪陵寢的方城明樓規(guī)制圖紙：

　　方城一座，見方四丈八尺，城身高一丈四尺四寸五分。月臺面寬五丈二尺，進深五尺、明高五尺。隧道口長八丈一尺七寸五分，面寬一丈八尺。馬尾礓面寬四丈八尺，進深一丈四尺。

　　重檐明樓面寬一丈九尺七寸，周圍廊深五尺，下檐柱高一丈四尺二寸;臺明高九寸，臺明至(方城)垛口五尺一寸。寶城進深十三丈八尺，面寬十一丈六尺，城身高一丈一尺四寸五分。

　　就目前看到的被擬定的龍泉峪陵寢方城明樓尺寸來說，與其他陵寢的方城、明樓相比較，規(guī)模體制明顯收小。即使是這樣，道光帝的龍泉峪陵寢的添建方城明樓的方案也并未付諸實施，根據(jù)當時的具體形勢分析，其原因可能有兩點：

　　第一點，鴉片戰(zhàn)爭后，清室內(nèi)憂外患，財用匱乏，又值昌西陵鳩工，帑金甚重，道光帝奉安典禮亦需糜費百萬銀兩，再耗用巨資改建龍泉峪陵寢，自然財力很緊張，屬于經(jīng)濟困難。

　　第二點，龍泉峪陵寢地宮內(nèi)已經(jīng)葬有道光帝的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及咸豐帝生母孝全成皇后靈柩，且奉安時間很長，一旦興工，必至驚動地下久睡的亡靈，屬于大不敬大不孝，實為不宜。

　　此外，龍泉峪陵寢規(guī)制已然屬于特殊案例，現(xiàn)在即使改建，也難同清代其他各帝陵規(guī)制，反以其方城、明樓規(guī)制遠遜先前諸帝后陵的方城、明樓而有失帝王的尊嚴，于是干脆不補建方城明樓，反而會比補建更有尊嚴，效果也會更好。

　　所以，道光帝的龍泉峪陵寢最終也沒有方城明樓這組建筑，咸豐帝只是最后把龍泉峪陵寢的正式名稱刻在了陵寢內(nèi)石牌坊上，并且還將道光帝的一首詩，刻在了石牌坊的北面，以示該陵寢名稱的來歷。

　　三、咸豐帝對道光帝的第四道遺諭，處理起來還是很容易的，按照道光帝的意思，找了幾套穿過的衣服，供奉在皇宮內(nèi)的四執(zhí)事庫里面，并且自鳴鐘殿里面也不在收藏歷代的硯墨。

　　縱觀咸豐帝對道光四個遺諭的處理情況，第一道諭旨雖然這次沒有得到落實，但在咸豐朝則開始得到了徹底執(zhí)行;第二道諭旨沒有落實;第三道諭旨得到了部分落實，另外的那部分則以變通、打折扣的形式。

　　也被執(zhí)行了;第四道諭旨得到了徹底執(zhí)行。這種被執(zhí)行的結果，目前來看，還算是比較圓滿的完成了道光帝交代的任務，想來道光帝在九泉之下，也應該比較滿意了，要知道，這也花費了咸豐帝和大臣們很多的腦力勞動的。

　　道光皇帝簡介：

　　道光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的年號(1821—1850)。清宣宗道光(成)皇帝(1782-1850年)，名愛新覺羅·綿寧后改為愛新覺羅·旻寧，滿族。嘉慶病死后繼位，是清入關后的第六個皇帝，在位30年。病死，終年69歲，葬于慕陵(今河北省易縣西)。

　　道光帝旻寧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1782年9月16日)擷芳殿，母喜塔拉氏孝淑睿皇后。(嘉慶即位，冊喜塔拉氏為皇后。)嘉慶十八年(1813年)被封為智親王。嘉慶于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7月25日病死后，他于同日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道光”。

　　道光處于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守其常而不知其變”。來自東南海上的鴉片流毒使他寢食不安。最后下決心嚴厲禁煙，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道光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東禁煙。林則徐將收繳的鴉片，共19179 箱、2119 袋，總計2376254斤，在虎門當眾銷毀，虎門銷煙也引發(fā)了中英之間的緊張關系。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國遠征軍到達中國海面，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戰(zhàn)爭伊始，驕傲自大的道光認為英軍不堪一擊，但隨著戰(zhàn)事的發(fā)展，英軍圍困珠江口、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大為震驚，忙派琦善等人與英軍談判。最后對外妥協(xié)，將林則徐、鄧廷楨、楊芳等主戰(zhàn)派查辦，重用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人，重新開放廣州。然而，英軍并不滿足于此，他們繼續(xù)對虎門、寧波、廈門等地進行攻擊，并于1842年攻占吳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與英國簽下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的條約——《南京條約》。條約規(guī)定：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賠償英國共2100萬元。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等。此后，清政府又與法美等國簽定了中法《黃埔條約》和中美《望廈條約》，使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

　　人物事件：

　　道光十四年(1834年)-律勞卑事件

　　道光十九年(1839年)- 林則徐查禁鴉片

　　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zhàn)爭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南京條約

　　1840-1842年的鴉片戰(zhàn)爭，是封建的中國變?yōu)榘胫趁竦匕敕饨ǖ闹袊霓D折點。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英國開始把鴉片大量輸入中國。到了十九世紀，鴉片輸入額逐年增多。英國資產(chǎn)階級為了抵銷英中貿(mào)易方面的入超現(xiàn)象，大力發(fā)展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貿(mào)易，以達到開辟中國市場的目的。十九世紀初輸入中國的鴉片為4000多箱，到1839年猛增到40000多箱。英國從這項可恥的貿(mào)易中大發(fā)橫財。由于鴉片輸入猛增，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并使吸食鴉片的人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受到了極大摧殘。如不采取制止措施，將要造成國家財源枯竭和軍隊瓦解。于是，清政府決定嚴禁鴉片入口。

　　1839年3月，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通知外國商人在三天內(nèi)將所存鴉片煙土全部繳出，聽候處理，并宣布：“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林則徐克服了英國駐華商務監(jiān)督義律和不法煙商的阻撓、破壞，共繳獲各國(主要是英國)商人煙土237萬多斤，從6月3日至25日，在虎門海灘當眾銷毀。

　　1840年6月，侵華英軍總司令懿律率艦只40余艘、士兵4000多名，陸續(xù)到達中國南海海面。6月28日英艦封鎖珠江海口，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正式爆發(fā)。7月初，英軍侵占浙江定海，8月初到達天津大沽口外，直逼京畿。道光皇帝連忙撤去林則徐的職務，任命琦善為欽差大臣。年底，琦善在廣州與英國侵略者談判。英軍卻于1841年1月7日突然在穿鼻洋發(fā)動進攻，攻陷沙角、大角炮臺。1月中旬，琦善被迫答允英國全權代表義律提出的割讓香港、賠償煙價600萬元、開放廣州等條件。琦善私允英軍條件，違背了清廷的指示精神，后來受到嚴懲。但在26日，英軍卻不待中國政府同意就占領香港。清政府得知沙角、大角炮臺失守后立即對英宣戰(zhàn)。2月下旬，英軍攻陷虎門炮臺，水師提督、愛國將領關天培與守軍數(shù)百人壯烈犧牲。5月，英軍逼近廣州城外，清軍全部退入城內(nèi)。下旬，新任靖逆奕山向英軍乞和，與英國訂立了可恥的城下之盟——《廣州和約》，規(guī)定由清朝方面向英軍交出廣州贖城費600萬元。

　　英國政府不滿足義律從中國攫取的利益，改派璞鼎查為全權公使，增調援軍，擴大侵華戰(zhàn)爭。1841年8月下旬，璞鼎查率英艦自香港北犯，26日攻陷廈門。9月英軍侵犯臺灣。10月攻陷定海、鎮(zhèn)海、寧波。1842年5月，英軍繼續(xù)北犯，6月攻陷長江口的吳淞炮臺，寶山、上海相繼失陷。接著，英軍溯江西上，8月5日到達江寧(南京)江面。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命令盛京耆英趕到南京，于29日與璞鼎查在英國軍艦上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到此結束。

　　與清朝統(tǒng)治者相反，沿海各地人民始終堅持了反抗侵略的斗爭。1841年5月廣州北郊三元里一百零三鄉(xiāng)人民群眾圍殲英軍的戰(zhàn)斗，是人民群眾自發(fā)抗英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