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桓英同志是黨領導衛生事業發展的見證者、見證者和參與者；關于李桓英表彰事跡材料你了解多少？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李桓英表彰事跡材料5篇，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幫助。

李桓英表彰事跡材料（精選篇1）

說起李桓英不得不先提到她的祖父，她的祖父李慶芳是山西人，1902年他和閻錫山等人被國家官費派往日本東慶應大學留學，攻讀法律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代留學生。

1913年，中華民國成立后，李慶芳擔任過國會參議院擔任要職，還主辦過《民憲日報》、《憲法新聞》，在政界比較有影響力。

在北平安家生活期間，李慶芳還以“懷幼”為名創辦了很多慈善機構，包括女校、工廠、印刷廠等，包括現在北京比較知名的寬街小學就是李慶芳創辦的。

1937年11月，日軍侵占了太原，華北大部分城市失守，李慶芳自知在閻錫山手下擔任要職，怕被日軍脅迫去做漢奸，便喬裝回到山西老家。

1939年2月5日，日本人聽說山西襄垣縣的陽澤河村有八路軍活動，便派出500名日軍包圍了村子，在村子的李慶芳和38名八路軍以及民兵一起被日軍抓了起來。

李慶芳早年在日本留過學，精通日語交流，于是他便用日語跟日軍交涉：“我與你們日軍駐上黨的關今由長治是東慶應大學的同學。”

日軍聽完興奮不已，又覺得李慶芳會日語，就將他請到了日軍位于夏店鎮的指揮部設宴誘降。李慶芳一直同日軍周旋，第二天，他和同學關今由長治見面了。關今由長治答應放了八路軍和那些民兵。但是緊接著對李慶芳進行威逼利誘，并讓李慶芳擔任山西省地方的維持會長。李慶芳不同意，被日軍軟禁了四十天。不到一年時間，他因憂憤感染了傷寒，沒有及時治療而逝世。中共中央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還專門刊載了李慶芳的愛國事跡 。

李慶芳去世時，他的孫女李桓英19歲，她已接受過五四新思想的沐浴，也聽到過無數愛國志士為了祖國甘愿拋頭顱灑熱血，她和家人回山西老家參加追悼會，聽了很多關于爺爺的故事，她暗自下決心：做一個像爺爺那樣“了不起”的人，正直、磊落、不與惡勢力同流合污。

李慶芳的民族氣節影響著后代，包括李桓英。李桓英的父親李法端是一位官派留德學生，他學成后就回國為國家做貢獻。在爺爺和父親的言傳身教下，李桓英不僅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一顆愛國的種子也在她的心中生根發芽。

爺爺被抓捕的那一年李桓英從香港考上了同濟大學醫學院。隨著日軍的入侵，同濟大學被迫搬到了昆明，后來輾轉又搬到四川的一個偏僻小鎮——李莊。當時民國女神林徽因也待在這個地方。

李莊的生活讓李桓英深深體會到了被外敵欺辱和蹂躪的感受，拳拳愛國之心溢于言表。

李桓英表彰事跡材料（精選篇2）

“我必須把最好的年華獻給祖國!”

1921年，李桓英出生在北京，先后畢業于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和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1950年，年僅29歲的她成為世界衛生組織首批官員。

在世衛組織工作的7年里，李桓英的內心始終有一個解不開的結：一個人的歸屬問題。1955年，錢學森沖破美國重重阻撓回國的新聞，更是帶給她很大的觸動。一個愿望在她心里愈發強烈：我出生在北京，我是中國人，我的歸屬就是我的國家，我必須把最好的年華獻給祖國!

7年任期結束，李桓英拒絕了世衛組織的續約，瞞著已在美國定居的父母和家人，只身一人輾轉多國，終于在1958年回到祖國。 回憶起當初的選擇，李桓英說：“聯合國待遇再高，美國的生活再好，人，不是靠金錢活著的。”

與麻風病人擁抱

“恐懼對我不是個事兒”

回國后，李桓英一直從事傳染病防治工作。1978年，李桓英被調到北京友誼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從此與麻風病結緣。

麻風病，是一種令人聞之色變的古老傳染病。患者若得不到及時診斷和治療，便極易發生畸形和殘疾。新中國剛成立時，全國有數以萬計的人遭受著麻風病的折磨。當被問及直面麻風病人是否會恐懼時，李桓英說：“我們做醫生的沒有恐懼，我走遍世界，恐懼對我不是個事兒。”

在云南省勐臘縣羅索河對岸，聚集著大大小小數十個村莊。這些村莊長期與世隔絕，只有乘船橫渡才能夠到達。然而這些地方并不是世外桃源，當地人避之不及，因為這里生活著患有麻風病的人。

1979年3月，李桓英第一次走進這些村莊，村民們自覺地與她保持著距離。為了讓患者感受到自己能夠治好麻風病的信心和決心，李桓英主動與他們握手、擁抱，還仔細查看他們皮膚潰爛流膿的地方。

就在這次麻風村之行后，李桓英立下承諾：傾盡自己的一切，付出所有的年華和精力，為麻風患者驅逐病魔!

“我每年都來治不好我就再找新藥”

1983年的春天，李桓英再次從北京出發，來到云南省勐臘縣的麻風村，并在這里建立“短程聯合化療”試點。就這樣，李桓英把實驗室搬到了麻風村，每天把藥送到患者手上，親眼看著他們服下。

可意外卻發生了。服藥后，患者皮損加重，皮膚著色、小便顏色也紅了……村民們慌了，紛紛把藥扔進了水里。李桓英知道這是藥物治療的正常現象，便開始挨家挨戶做工作，甚至拍著胸脯向村民保證：“我每年都來，治不好我就再找新藥。”

日子一天天過去，按時服藥的村民麻風病癥狀逐漸消退。

1985年，當李桓英重返麻風村，眼前的景象讓她至今難以忘懷。村里的患者全部治愈，“短程聯合化療”完全達到預期效果。1990年4月13日是這一年的潑水節，麻風村有了新的名字——“曼喃醒村”，傣語中意為新生。

四十年來，李桓英跑遍云、貴、川，幾乎每個麻風村都有她的匆匆步履。在偏僻難行的深山里，李桓英曾數次遭遇車禍、翻船，兩側鎖骨和肋骨都摔斷過，身上傷痕累累。

還有一些麻風村幾乎沒有路可走，李桓英只能身體倒懸在河面上坐索道過去。直到94歲，李桓英仍在云南一線奔走。

1994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全世界推廣了李桓英的聯合化療經驗。70多年間，在幾代麻風病防治工作者的共同奮斗下，麻風病在我國絕大部分省份已基本消滅。

“我愿意以黨員的身份

為麻風事業奮斗終身!”

“我回國不后悔，麻風干一輩子不后悔，但是如果不入黨，我可能會很后悔!”2016年9月，北京友誼醫院黨委收到了一封特殊的入黨申請書，申請人是已95歲高齡的李桓英。她寫道：“我雖已進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黨員的身份為麻風事業奮斗終身!”

2016年12月27日，滿頭銀發的李桓英高舉著右拳，站在一群年輕的新黨員中間，面對黨旗莊嚴宣誓。

李桓英摸著胸前的黨徽微笑著說：“如果我能活到100歲，還有5%的人生可以跟黨走，我會為醫學事業繼續奮斗。等到舉行葬禮的那一天，希望我的身上能蓋上鮮紅的黨旗。”

李桓英表彰事跡材料（精選篇3）

李桓英，一位98歲的老人，在麻風病防治的道路上，還在繼續前行。

1958年，李桓英拒絕世衛組織續簽5年的合同，瞞著定居美國的父母，毅然回到國內。“我是中國人，我在北京出生，我不能忘本，我要把最好的年華奉獻給祖國。”

1978年，李桓英調到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此，57歲的她將全部精力奉獻給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用一個“拼”字來形容她，恰如其分。

麻風病是人類古老的疾病，曾經是深受歧視的“不治之癥”，不但給患者帶來極大痛苦，還給社會帶來莫大的恐懼。但是，李桓英不怕。她不信邪，要和這種錯誤觀念斗爭——病人家的水她仰頭就喝，飯捧起就吃;為病人診治，從不把自己嚴實地包裹起來。

1980年，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李桓英，被派到世衛組織做訪問學者。她了解到，世衛組織正在研究一種聯合化療的新方法：由一種藥物的治療改為多種藥物聯合化療。藥物的配方已經完成，但是缺乏臨床實驗。為了爭取到世衛組織免費的藥物支持和試驗項目，李桓英開始在全國進行走訪調查。

當時，世界治療麻風病基本都采用終身服藥的辦法，醫學界普遍認為，一旦停藥就會復發。為了縮短療程，使有限的藥物能夠治療更多的患者，1983年，李桓英帶著聯合化療藥物在云南省的一個村子開展試點，將麻風病的服藥時間縮短至兩年，這種短程聯合療法為麻風病治療開辟了新天地。后來，原衛生部將其在全國進行了推廣，全國麻風病人數量迅速下降，由1987年的7萬和每年發現4000余名病人，分別降至1999年的7000和近2000例。經過10年監測，復發率僅為0.03%，遠低于世衛組織規定的1%的標準。這一經驗得到了世衛組織的高度評價，1994年開始向全世界推廣這一做法。

正是由于對我國麻風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屆國際麻風會議1998年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具有紀念現代麻風防治100周年特別意義的大會期間，李桓英被推選擔任大會的輪值執行主席。

多年來，李桓英不斷優化治療方案，消除社會對麻風病的歧視。她解決了該領域的重大策略和技術上的關鍵問題，為我國政府制定控制和消滅麻風病的整體規劃，為全球實現消滅麻風病目標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據。她在麻風防治研究上的成就贏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6次獲得省級科技進步獎，2001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1項;2016年9月，第19屆國際麻風大會授予她“中國麻風病防治終身成就獎”。

2016年，95歲高齡的李桓英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她這樣寫道：“我雖已進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黨員的身份為麻風防治事業奮斗終身!”當年12月，李桓英莊嚴宣誓，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

作為李桓英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北京友誼醫院黨委書記辛有清說，從李桓英身上，看到了她對黨的忠誠，對祖國的熱愛，對科學的執著，對事業的追求!

李桓英表彰事跡材料（精選篇4）

1946年，25歲的李桓英考入了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成為了公共衛生研究細菌系的一個研究生，主攻流行病學。

那時候兩國的差距還比較大，作為中國學生的李桓英更想通過自身努力證明中國人并不差。她門門功課成績優異，就連選修課也不例外。當時她的導師特納看中她的勤奮和努力，選拔她做他的助理研究員。她畢業后接著又被恩師特納推薦到剛成立不久的世界衛生組織。當時對于留學生來說能進實驗室的機會很難得，她抓住機會成為了世界衛生組織的首批官員之一。工作期間，她先后被派往印尼、緬甸等國工作。

在緬甸工作時，李桓英每每隔河望著祖國，她都無比想念那個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漸漸地她的鄉愁越來越濃。

1950年，核物理學家朱光亞給留美同學寫了一封公開信，52名中國留學生積極響應;

數學家華羅庚在歸國時也發聲：“為我們偉大的祖國的建設和發展，我們應當回去。”

大約同一時期，空氣動力學家錢學森克服重重阻礙回國，地質學家李四光也秘密回國，核物理學家鄧稼先也謝絕了恩師的挽留拿到學位就回了國。當時的李桓英蠢蠢欲動，激動不已。

在世界衛生組織任期的7年合同期滿后，在人生選擇的十字路口，她做出了一個重大選擇。人力資源主管將她的年薪漲到9000美元來續簽。她卻禮貌地拒絕了，理由是：我要回國。

那時的中國還處于窮困期，很多人都不理解37歲的她，正處于事業的高峰期，為什么要做那樣的選擇?

她卻瞞著家人，幾經周折從羅馬、雅典、列寧格勒繞道，終于來到了中國駐英國的大使館，才于1958年冬天，她終于如愿回到祖國的懷抱。回國后她進入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央皮膚性研究所工作。她一直勤勤懇懇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耕耘。

57歲那年，原本到了穩穩熬到退休的年齡，可以拿著退休金安度晚年。可她又做出了人生的又一個重大的選擇。

一天，她在報紙上看到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落成，她激動不已，她覺得一個更大的舞臺和機會來臨了。于是她申請調入北京熱帶醫學研究院。從此她就與麻風病結下了深厚的淵源。

在以前人們都認為麻風病就是鬼魔附體。只要誰患上這種病，人們都會敬而遠之。早期的歐洲，人們用船把麻風病患者大批運到海上，投入茫茫大海。人道一點的，便將他們趕到荒山野谷，最后自生自滅。

在中國，人們對麻風病的恐懼也伴隨著排斥與歧視。1950年，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有10個大大小小的村落居然絕大多數人感染了麻風病，從此這些村落都成了與世隔絕，無人敢來的麻風村。

李桓英的人生中似乎總是不按常規出牌，她在如此“尷尬”的年齡，選擇了這個最難攻下的課題。

李桓英表彰事跡材料（精選篇5）

如今，在中國，麻風病只有散發病例。“這些應該歸功于李桓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說的就是她。她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楷模。”友誼醫院原黨委副書記張仲民說。

李桓英第一次見到麻風病人是在1970年。當時，在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工作的她，隨單位下放到江蘇省的一個麻風村。由于缺乏有效治療方法，過去最人道的做法，就是將麻風病人趕到一個偏僻的地方，任其自生自滅。

這一幕刺激了李桓英。她想起自己1957年拒絕世界衛生組織“續簽5年合同”的邀請，從美國輾轉回國的初衷：幫助祖國的同胞，遏制因貧窮導致的疾病蔓延。

1978年，被調到北京友誼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的李桓英，在57歲的年紀決心攻克麻風病。

1982年，李桓英向世界衛生組織遞交了一份關于中國麻風病情況的詳細報告。次年初，她帶著申請來的免費藥品趕到云南省勐臘縣。

每天早上6點，62歲的李桓英要走十公里山路，渡過一條河進入麻風寨。挨家挨戶尋找麻風病人，到家中勸說他們服藥、為他們治療。

但世衛組織提供的藥治愈患者需要六七年，太漫長了!李桓英經過研究，決定開展服藥24個月就停藥的短程聯合化療。兩年后，作為試點的勐臘縣全部麻風病人被治愈。最終，這種療法使全國的麻風病人從原來的11萬人下降到不足萬人，年復發率僅為0.03%。

1994年，短程聯合化療法被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推廣，用以治療麻風病。

2001年，李桓英主持的《全國控制和基本消滅麻風病的策略、防治技術和措施研究》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