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詩經》共分風(160篇)、雅(105篇)、頌(40篇)三大部分。它們都得名于音樂。“風”的意義就是聲調。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詩經的歷史背景。

　　《詩經》中的部分篇章如《詩經 周頌》反映了奴隸主貴族驅使奴隸進行大量的農業勞動的場面，這樣導致的結果，必然是加速了周朝的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斯大林曾在《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說：“在奴隸制度下，生產關系底基礎是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料和占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奴隸。”奴隸的生產勞動在一定意義上講推動了當時的農業發展，也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詩經》經歷了前后五個多世紀的歷史跨度，從“商湯伐夏”、“盤庚遷殷”、“殷墟文化”、“周人克殷””、“武王伐紂”“成康之治”、“封火戲諸侯”，人類的歷史發展進入到了周朝，如果僅從生產力的角度分析，周朝的統治者極為重視農業。

　　西周初年，實行了自共主周天子將統治區域外之土地分封諸侯、郡大夫的冊封制度，出現了許多享有土地的周室宗親與有功之臣、大小封建領主，所使用的奴隸大多是遺留的殷民和戰爭的俘虜，因此也加速了農業的發展，這也正是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初級階段。隨著奴隸主勢力、諸侯權勢的進一步擴大，終致周武王駕崩，引發的叛亂，周公東征，三年平叛，才使周王朝得以鞏固，出現了大約50年左右的“太平盛世”也就是“成康之治”，到了周穆王、周歷王、周宣王時期，逐漸衰退，直至經歷了“國人暴動”之后，“周召共和”也不過僅僅維持了約十來年的光景，到了幽王即位，西周滅亡，東周開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即位，始為春秋。

　　縱觀這一時期的歷史發展和沿革，從“盤古開天地”到“戰國七雄”，中國的神話、傳說、歷史史實都是《詩經》得以產生的最為直接的歷史原因，《詩經》是一部儒家經典，至戰國，被儒家尊稱為“六經”之一。

　　從《詩經》創作的歷史背景看，在那個時期，在那個歷史階段，在那樣的社會背景之下，也自然是反映了那一個時期的社會生活和階級矛盾，今天，我們無法苛求古人，《詩經》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也是最早的詩歌總集，這樣的地位已經足夠了。

　　《毛詩大序》中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但是詩與樂舞終將會分離，因為進入文明時代之后，藝術必然趨向于細化，因此詩歌便從歌辭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文體。《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儀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于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但到后來，《詩經》成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詩經》成了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這種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語言的作用，特別在外交場合，常常需要摘引《詩經》中的詩句，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叫“賦《詩》言志”，其具體情況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論語》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于上層人士以及準備進入上層社會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詩經》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義。《禮記·經解》引用孔子的話說，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論語》記載孔子的話，也說學了《詩》可以“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見(理應也是當時社會上層一般人的意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就是，《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于當時社會公認道德原則的。

　　否則不可能用以“教化”。　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論來推測當時人對《詩經》的看法，他們所定的“無邪”的范圍還是相當寬廣的。許多斥責統治黑暗、表現男女愛情的詩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認為是“無邪”即正當的感情流露。第二，盡管如此，《詩經》畢竟不是一部單純的詩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項文化積累，又是貴族日常誦習的對象。所以，雖然其中收錄了不少民間歌謠，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與社會公認的政治與道德原則相沖突的內容。

　　秦代曾經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詩經》是易于記誦的、士人普遍熟悉的書，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后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后，毛詩反而日漸興盛，并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詩經中還出現了歌頌教師的篇目，極有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歌頌教師的詩歌。(《菁菁者莪》)其中的“君子”即是指教師。雖然今人多認為是愛情詩，但證據不足。比如說，《詩序》中就提到了“菁菁者莪，樂育人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從這里就很明顯能看出這首詩歌真正的方向。

　　《詩經》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十分豐富，它收錄了從西周到春秋時期的詩歌共305篇，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經濟，祭祀典禮，戰爭徭役，定都建國，燕饗歡聚，狩獵耕耘，采摘漁牧，君王貴族，大夫，君子淑女，農夫商賈，思婦棄婦，游子隱逸，初戀思慕，閨怨春情，幽期密會，洞房花燭，迎親送葬，懷人悼亡，草木魚蟲，飛禽走獸，鶯啼馬鳴，風蕭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禱祝愿，占卦圓夢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獻價值之高，令人驚嘆。

　　可以說，一部《詩經》立體地再現了生存環境、事態人情，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內容在世界古代詩歌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遠比印度的《吠陀》與____《圣經》中的詩篇要廣泛得多。它的主題已不限于宗教性的，或僅僅表達一種虔誠的感情，它也不像荷馬史詩只談論戰爭與冒險，它歌唱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感情，用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詩說：“卑俗的山歌俚曲，/現今日常熟悉的事情，/天然的悲苦和傷逝，/過去有過，以后還會有。”(選自《孤獨的割麥女》)在如此自然，如此樸素，如此親切地表現普通人民的心聲和感情方面，很少有別的詩集堪與《詩經》相提并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