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海君(朝鮮語:광해군;1575-1641)，名李琿(朝鮮語:이혼)，1608-1623年在位。朝鮮王朝第十五代君主。以下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韓國歷史上光海君介紹，希望能幫到你。

　　韓國歷史上光海君介紹

　　光海君(朝鮮語:광해군;1575-1641)，名李琿(朝鮮語:이혼)，1608-1623年在位。朝鮮王朝第十五代君主。他是前任君主朝鮮宣祖與其愛妃恭嬪金氏(공빈 김씨)所生的第二位兒子。葬于楊州赤城洞(位于今日南楊州市真乾邑(진건읍)松陵里(송릉리))。

　　韓國歷史上光海君當政簡歷

　　萬歷二十年(1592)，壬辰倭亂爆發(fā)，臨海君李珒被俘，宣祖?zhèn)}皇出奔平壤，命令十七歲的李琿攝國事。李琿收集流散的軍隊和義兵，號召通國勤王，以圖恢復(fù)。李琿的這個舉措振奮了朝鮮民心軍心，對全國團結(jié)一致打擊倭寇很有作用。萬歷二十一年，日本撤出漢城，退守釜山，并將虜獲的臨海君和順和君兩位王子送還，倭亂暫時告一段落。此時，宣祖已經(jīng)屬意于光海君了。萬歷二十三年，宣祖冊封光海君為世子，并上表明朝請求批準。明朝答復(fù)：“繼統(tǒng)大義，長幼定分，不宜僭差”，遂不許。光海君由是對明朝暗有怨言。萬歷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朝鮮再次上表請求易儲，其時明朝也正為立儲的事情鬧得雞飛狗跳，遂均不許——似乎光海君是受了鄭貴妃和福王的連累。宣祖末年，朝鮮國內(nèi)在立儲問題上也發(fā)生了激烈的爭吵，因為當時宣祖仁穆王后已經(jīng)生有一子(永昌大君，1606年生)，棄嫡立庶，與儒家宗法觀念不合。朝廷中的北人黨因此分裂為以李爾瞻為首、主張擁立光海君的大北派和柳永慶為首、主張擁立嫡子的小北派。小北派在光海君即位后受到打擊，柳永慶被賜死，小北派分裂成清小北和濁小北，而大北派則又分裂成骨北、肉北和中北三派。

　　萬歷三十六年，宣祖大王病逝。事實上的世子光海君嗣位。并上表明朝，自稱權(quán)署國事，請求冊封。萬歷皇帝惡其專擅，不予理睬。但是當時東北亞的國際形勢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新興的女真勢力對明朝構(gòu)成了威脅。為了確保東北邊疆無虞，需要拉攏朝鮮，所以明朝在拖延了幾個月之后，于是年十月乃冊封李琿為朝鮮國王。李琿即位后，按照朝鮮仁祖后史書的說法，是“昏亂日甚，幽廢母后，屠兄殺弟”。從事實來看，后兩條倒也確實。李琿即位后，宣布仁穆王后為廢妃，囚禁在西宮(慶云宮)內(nèi)，自己則搬到新修復(fù)的昌德宮(東闕)去住。而對其王位威脅最大的兩個人——其同母兄、宣祖長子臨海君，和年僅兩歲的弟弟，宣祖嫡子永昌大君，則分別于1609年和1614年被害。

　　光海君在位期間，朝鮮誕生了像《東醫(yī)寶鑒》這樣的醫(yī)學(xué)論著。該書于1610年完成。在這個時期，李朝選拔官吏任人唯賢的制度早已受到破壞，因為遴選文武官員的考試已變成有權(quán)勢的官員和當權(quán)派手中的工具。經(jīng)常舉辦的特選科及第者們造成了對土地的迫切需求，同時，兩班地主們不登記擁有土地的做法使國家的歲入大量流失。由于一些兩班利用免稅的學(xué)校土地來逃避稅收租賦，僅僅在17世紀私立學(xué)校的數(shù)目就增加了三倍，使學(xué)校房地產(chǎn)成倍增加，它們所蔭庇的文人學(xué)士和學(xué)生數(shù)目也不斷增加。王親國戚和掌權(quán)的官吏積累了戰(zhàn)時遺棄的土地，把它轉(zhuǎn)為免稅的財產(chǎn)。競爭官職變得激烈起來，因為擔任一任官職很容易在經(jīng)濟上撈到好處。

　　在這種文武官員只顧私利不顧國家的風(fēng)氣下，朝鮮國勢日頹。尤其雪上加霜的是，此時的朝鮮還面臨后金的軍事威脅。萬歷四十八年正月，李琿上奏：“敵兵八月中攻破北關(guān)，金臺吉自焚，白羊出降。鐵嶺之役，蒙古宰賽亦為所滅。聞其國謀議以朝鮮、北關(guān)、宰賽皆助兵南朝，今北關(guān)、宰賽皆滅，不可使朝鮮獨存。又聞設(shè)兵牛毛寨、萬遮嶺，欲略寬奠、鎮(zhèn)江等處。寬奠、鎮(zhèn)江與昌城、義州諸堡隔水相望，孤危非常。敵若從叆陽境上鴉鶻關(guān)取路繞出鳳凰城里，一日長驅(qū)，寬鎮(zhèn)、昌城俱莫自保。內(nèi)而遼左八站，外而東江一城，彼此隔斷，聲援阻絕，可為寒心。望速調(diào)大兵，共為掎角，以固邊防。”其時遼鎮(zhèn)塘報稱朝鮮與后金講和，明朝朝議遂謂李琿陽衡陰順，宜遣官宣諭，或命將監(jiān)護，其說紛拿。李琿聽到這種傳言后自覺受到天大的冤枉，上疏辯解道：“二百年忠誠事大，死生一節(jié)”。明朝于是要求朝鮮派兵協(xié)助攻打后金。但是朝鮮軍隊一戰(zhàn)即潰，光海君不得不試圖與后金議和。

　　天啟三年(1623)三月十二日，西人黨的李貴、李適、金自點等人在仁穆王后和新崛起的南人黨勢力的協(xié)助下，召集軍隊在綾陽君(后來的仁祖)的別墅內(nèi)會合，打入慶云宮，發(fā)動宮廷政變。大北派的李爾瞻、鄭仁弘等被賜死，二十八歲的綾陽君李倧即位。被廢黜的光海君則被帶到仁穆王后面前接受斥責，然后用石灰燒瞎雙目，流放于江華島的喬桐，在清朝再次入侵朝鮮(丙子胡亂)之后，于崇禎十年(1637)轉(zhuǎn)移到南方的濟州島。崇禎十四年(1641)七月朔日卒，壽六十七。墓在楊州赤城洞，位于今日南楊州市真乾邑(진건읍)松陵里(송릉리)，2002年后改名烈陵。

　　當時中國的明朝是一個根深蒂固的綱常倫理國家，有自己的普世價值，況且明朝與朝鮮一直沿襲著中國古代傳統(tǒng)宗藩關(guān)系的模式。朝鮮人擅自發(fā)動政變廢除一個合法且與明有交的君主，絕對是一件忤逆不道的大事，是中國所不能接受的。負責節(jié)制朝鮮的登萊巡撫袁可立第一個就表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看得廢立之事，二百年來所未有者，一朝傳聞，豈不駭異。”(李民宬《敬亭集》)。袁可立馬上上疏明政府：“李琿襲爵外藩已十五年，于茲矣，倧即系親派，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豈容倒置。即琿果不道，亦宜聽大妃具奏，待中國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廢伯，李倧之心不但無琿，且無中國，所當聲罪致討，以振王綱。”(《明熹宗實錄》卷三十三 )。

　　在這道奏疏中，袁可立的觀點很鮮明，他強調(diào)了政變這種形式的非法性，這關(guān)乎到綱常倫理的“普世價值”，他認為“即琿果不道”也應(yīng)該“待中國更置”，袁可立甚至主張派兵“聲罪致討”。

　　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認，朝鮮只好派出使團前往登州拜見登萊巡撫袁可立，祈求他代為轉(zhuǎn)奏辨明原委，實際上在此之前關(guān)于此事袁可立至少已經(jīng)12次做過匯報。朝鮮使團在當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大早便來到登州城外的廟島。軍門袁可立心情很不好，馬上分付下去：“朝鮮來者勿許入水城門”，并命令對朝鮮船只“査訪各船格軍軍器，要開數(shù)書給，軍器則收貯船中，勿令帶去”。閑來無事的朝鮮使團書狀官李民宬對袁可立治下的登州水城門勝景還做了生動描述：“水城門乃外北城舟楫出入之門也，粉郭矗立，水漱城趾。飛閣據(jù)增厓，俯臨滄海，實一勝槩也。”登州城外的廟島也透著勃勃生機：“峰戀縈于，圍抱左右。其間沙汀橫亙數(shù)十里，又有二島浮出其外，若障空補缺者然。其他海嶠之可望者無數(shù)，但晴而愈暗，不得瞭然耳。峰頂通望處，逐設(shè)煙墩。屯田農(nóng)幕，處處相望。商船戰(zhàn)艦之拋泊近岸者，不知其數(shù)。”

　　三天后，軍門袁可立接見了朝鮮國使團。使團“升自東階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遞交國書。

　　(袁可立)撫院立語曰：“你國舊王在否?” (使)答曰：“在矣”。

　　(袁可立) 曰：“有子否?” (使)答曰：“有一子”。

　　(袁可立)軍門曰：“在哪里?” (使)答曰：“同在一處”。

　　(袁可立)曰：“聞舊王三月十三日已死云，是乎?”(使)答曰：“無此理”。

　　(袁可立) 軍門曰 ：“十三日動兵云是耶，抑舊君自退耶?”(使)答曰：“其失德，詳在申文中，老爺見之則可以詳悉矣。一國大小臣民，不謀而同，推戴新君。昭敬王妃令權(quán)署國事，天命人歸，從容正位，豈有動兵之事乎?”

　　(袁可立) 軍門曰：“然則燒宮室云者，何故耶?”(使)答曰：“宮妾所居之處，點燈失火，而正殿則依舊矣。”

　　(袁可立)軍門曰：“你國定乎?” (使)答曰：“反正之日，市不易肆，朝野晏然，有何不定之事乎?且總鎮(zhèn)毛駐扎敝邦，如有可疑之端，則豈有掩護小邦，欺瞞朝廷之理哉!”

　　(袁可立)軍門曰：“曉得”

　　仍命茶，謝拜而退。(李民宬《敬亭集》)

　　這次見面后，袁可立的態(tài)度緩和了許多，“而今觀來文，乃悉顛末。效順之誠，既不異于疇昔。優(yōu)待之禮，應(yīng)不減于從前。一切款宴，犒賞夫馬等項，已移檄促辦矣。合行諭知云云。”(李民宬《敬亭集》)更主要的情況是當時明與后金正用兵，明朝國力受限，客觀上也不允許明朝在這件事情上太較真。袁可立從全局和實際出發(fā)退而求其次，“請正詞質(zhì)責之，以濟師助剿為券，與廷議合。”(黃道周《節(jié)寰袁公傳》)。袁可立上疏道：“亦當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頒赦罪之詔，令其祗奉國祀，如國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權(quán)也。”(《明熹宗實錄》卷三十三 )。一個國家的內(nèi)政，還要跑到中國來百般解釋游說求得承認，在今天看來已經(jīng)是很不容易了，從中也可以看出中國大明天朝的影響力之大。

　　但這件事情也遠沒有這樣簡單就會被忽悠過去，對一個綱常倫理道德至上的中國，歷史一直對這件事情耿耿于懷，甚至于經(jīng)過朝代更替也沒有抹平。直到五十年后的清朝前期，朝鮮君臣對袁可立“致討”的主張仍然記恨在心，在清廷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曾派出專使來中國進行“辯冤”，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狀，并交通說服清朝高官改寫前史。畢竟政變和篡權(quán)是分不開的，這是不好忽悠的大不道，是朝鮮歷史的軟肋，中國清朝的《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等書對這件事情都留下了詳細的記錄，這可能是今天的朝鮮史家們所始料未及的。

　　用朝鮮國王李淳的話說，他康熙十五年(1676年)給中國皇帝的奏疏是為了了卻先王的宿憾，為祖先洗雪冤屈，請求在編修明史時按照他的意思記錄這段歷史，替自己的祖先“正名”，并宣示天下。朝鮮國王為自己的先祖不厭其煩地辯解，并強調(diào)說當時袁可立等明朝官員所看到的情況不全面，自己先曾祖父所發(fā)動的政變是光明正大的，并沒有陰謀在里面。但這種要求和說法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有點過分，因為中國怎么記述歷史必有他自己的依據(jù)和道理。

　　我們簡單翻一下舊案，倒是對如今的中朝關(guān)系、朝貢體系有一點有益的認識。對于當今時代大國如何行使自己的權(quán)力和影響力有一個比較之后的認識。 無論是古代中華的朝貢格局，還是現(xiàn)在民族國家的主權(quán)獨立格局，維系這樣一種體系的核心力量，首先是經(jīng)濟軍事力量。過去中國與朝鮮通過朝貢貿(mào)易使得朝鮮受到恩惠，中國以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幫助朝鮮消除日本的威脅，從而對朝鮮具有一種強制的號召力。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通過自己的文化力量，通過綱常倫理這種中華文化圈內(nèi)具有“普世價值”的核心價值觀，從而具有對屬國的文化號召力。無論明朝、清朝，只要他們具有這種基于儒家文化的價值觀，并通過經(jīng)濟和軍事力量確立了當時“普世價值”下的國際秩序，那么就會使其畏懼，使其感化，使其被牢籠其中，不得不尊奉這種價值觀下所統(tǒng)御的一切，這就是“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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