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316年-420年)，中國朝代名，是由西晉皇室后裔司馬睿在南方建立起來的朝廷，統治范圍因為中原陸沉，形成特殊的統治形式。下面是小編給大家介紹東晉的歷史。

　　西晉覆亡后，少數民族競相建立政權，戰爭不已。中原的漢族人士不愿受胡族統治，紛紛南遷。西晉時，北方諸州人口約七百余萬。永嘉之亂后幾次大批南渡者達九十萬人，約占八分之一。東晉和南朝境內人民，大約土著占六分之五，北來僑人占六分之一。司馬睿與封國瑯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鎮南方要地，以預謀退路。早在永嘉元年 (307)，司馬睿已出鎮建業。長安陷后，建武元年(317)睿稱晉王，次年即帝位。

　　西晉末年，江南也不平靜。但孫吳以來的世族義興周率領鄉里私兵，支持司馬睿。為司馬氏政權的南遷掃除了障礙。東晉政權優遇南來的北人，在他們聚居的地方設立所謂僑州、僑郡、僑縣。僑州郡縣沿用北方原籍的舊名，但隸屬關系極其錯綜復雜。

　　有的僑州下只領僑郡、僑縣，也有僑州下既領僑郡、僑縣，也領實郡、實縣。有的僑郡、僑縣又隸屬實州。實郡也有時領僑縣，僑郡往往也領實縣。有的僑郡縣由于是高門大族的原籍，由僑郡縣改為領有實土的郡縣，而更多的僑郡縣因不具備此條件，只有等待土斷，以備領有實土。僑州郡縣人民不屬當地編戶，豁免租賦、徭役，另立白籍，以別于土著的黃籍。僑人中的下層多投附世家大族，成為受其廕庇的戶口。其上層亦即門閥士族，如瑯邪王氏、潁川庾氏、陳郡謝氏、譙國桓氏等，都是司馬氏政權依靠的主要力量，在中央和地方擔任要職。

　　此外，如祖逖、郗鑒、劉遐、蘇峻等次等士族，則先在北方立堡塢自固，聚集宗族鄉黨數百以至上千家，然后南來，歸附東晉。他們的武裝成為早期抗胡的主要力量。江南廣大土著人民是東晉王朝財政、徭役和兵力的主要來源，負擔沉重。但東晉初年南方與北方民族明顯對立，內部問題退居次要地位。東晉政權建立八十年之后，才爆發大規模起事。

　　孫吳時大族的上層人物，對于司馬氏被迫南來所建政權，起初并不竭誠擁護。如陸玩目王導為傖，拒絕與王氏通婚。晉元帝對于江南士族，如顧榮、賀循、紀瞻、陸玩等，渡江之初已加意籠絡。元帝由于自己沒有強大兵力，對于擁有武裝力量的南方豪強，也不得不倚重。如周、甘卓、紀瞻。

　　僑姓大族渡江后，避開江南大族的田園聚集之地，都深入到內地會稽、臨海一帶廣占土地與山澤。政治上對南人更有戒心，如陶侃立大功后反被王敦從荊州遷官廣州。元帝對義興周氏心懷疑憚，以致周懮忿而死。沈充、錢鳳慫恿王敦起兵反司馬氏，陶侃對庾亮積怨之深，都反映僑人、南人之間的對立。

　　晉元帝初年，有揚、江、荊、湘、交、廣、寧、梁、益、徐、豫十一個實州，領九十六實郡，同時開始置立僑郡、僑縣。至孝武帝太元四年 (379)，有揚、江、荊、湘、交、廣、寧、豫、徐九個實州，幽、燕、冀、青、并、雍、秦、梁、益九個僑州，領實郡八十四，僑郡四十余。

　　東晉時僑州不冠南字，劉宋時僑州始冠南字，如南徐、南兗。東晉疆土縮小，而州郡之數遠遠超過西晉。刺史本人或所帶府的長史、司馬，往往兼任州治所在的郡守。州以上分區置都督，以刺史充任，有兼督數州以及某幾州中的數郡軍事，都督鎮守之地常依形勢變化而有改動。

　　東晉仕宦途徑大體不變。但此時已非西晉，元帝自稱“寄人國土”，因而中央官制雖沿自西晉，然頗加簡化，以求事權統一、行事簡便。如光祿勛等九卿或省或并，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罷。魏晉以來尚書與中書、門下職責原有分工，起相互制約作用，而東晉的錄尚書及尚書令有時兼中書監、令，尚書仆射有時兼門下、中書官職，但仍以尚書之職位為主。單任中書令者，多優游無事。揚州是政治、經濟、軍事重心所在，錄尚書或尚書令，往往兼都督中外軍事或數州軍事、揚州刺史或丹陽尹等京畿地方長官，以控制實權。所以東晉大權集中于宰相，與西晉的皇帝集權，尚書、中書、門下并立，互相牽制的形勢不同。

　　成帝咸和五年 (330)，始度百姓田收租，改變西晉課田每畝稅米八升辦法，大率每畝稅米三升。戶調可能仍沿西晉每戶絹三匹、綿三斤之制。孝武帝太元二年(377) 廢除度田收租制，以口為對象，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八年，又增稅米每口五石，大抵比西晉時賦稅為重。東晉的徭役也極繁重，孝武帝時“殆無三日休停”。東晉戶口應不少于東吳時，而桓溫上疏說當時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這主要是由于依附人口太多。

　　東晉規定給客制度，品官可以庇廕流民為佃客，政府所承認的蔭占佃客數字又比西晉增多。而官僚貴族所廕庇的佃客，還遠不止于規定的數字。他們不負擔國家的租稅徭役，但須把收獲的一半交給主人。

　　兵戶依然存在，同時也以逃亡農民、罪犯及其家屬、被俘少數民族、豁免的奴隸等色人為兵。招募的軍隊也占重要地位，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招募勁勇組成的。東晉疆域狹窄，貴族官僚大量占山固澤。世家大族大量庇廕人口，未入私門的僑人流民，又不編戶貫，影響政府的財源與兵源。成帝咸和時(326～334)已開始實行土斷，即把僑人從白籍移入黃籍，成為所居地方的正式編戶，納稅服役。在實行土斷的同時，必然也搜檢官僚貴族隱匿的戶口。桓溫、劉裕執政時期，兩次大規模實行土斷，收到“財阜國豐”和開拓兵源的效果。東晉存在北人與南人、士族上層與下層、皇室與士族、中央與地方等錯綜復雜的矛盾。“王與馬，共天下”說法，既反映王氏扶持司馬氏政權，也反映皇室與僑姓大族的矛盾。元帝對王敦和簡文帝對桓溫，都曾有過“請避賢路”的表示，為君臣關系所罕見。“君弱臣強”的局面，是司馬氏與士族“共天下”的結果。

　　王敦擔任都督江、揚、荊、襄、交、廣六州軍事、江州刺史，擁重兵鎮守武昌。元帝畏惡王敦，任用劉隗、刁協與之相抗。劉、刁維護皇室威權，“崇上抑下”，大批徵調士族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永昌元年(322)，王敦以問罪于劉隗、刁協為名，起兵攻下建康，殺死刁協等。又從武昌移鎮姑孰，自領揚州牧，集大權于一身。兩年后王敦病故，雖被遣責為叛逆，瑯邪王氏的地位卻未受任何影響。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執政。北宋來的寒族蘇峻、祖約都擁有重兵，分別駐在歷陽和壽春。他們不滿大族庾亮、卞壸等人的排擠，咸和二年 (327)起兵進攻建康。江州刺史溫嶠乞援于荊州刺史陶侃，聯合擊敗蘇峻。陶侃死后，庾亮代為江、荊、豫三州刺史，既擁強兵據上游，又執朝廷大權。他代表皇室利益，與王導產生對立。但在沖突表面化之前，王導、庾亮相繼去世。

　　桓溫繼庾氏之后據有荊楚，又領揚州牧，也集內外大權于一身，企圖奪取司馬氏政權。桓溫先廢司馬奕為海西公，立簡文帝，實則企望其讓位于己。穆帝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溫，但未成功。庾氏家族中，多人被桓溫殺害，桓溫病中要求朝廷賜他“九錫”，以為禪讓的前奏。由于謝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溫不及待而死。

　　謝安輔政，侄兒謝玄在肥水之戰中立了大功。但孝武帝的兄弟會稽王司馬道子排斥謝氏。東晉前期，政權一直在大族手中。肥水戰后，轉入孝武帝及司馬道子之手。戰后兩年，謝安被迫避往廣陵，不久死去。戰后四年，謝玄又從邊境要地彭城被調移內地任會稽內史。以后桓溫的幼子桓玄又以荊州為據點，攻入建康，殺司馬道子父子，總攬朝權。元興二年(403)，桓玄稱帝，國號為楚。劉裕從京口起兵討伐，桓玄退歸江陵，失敗被殺。東晉政權所受外部威脅，主要來自黃河流域的胡族和長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勢力。

　　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敵愾，要求驅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可為代表。祖逖從淮水流域進抵黃河沿岸，聯系保據塢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謀劃恢復中原，經營達八年(313～321)之久。當時北方匈奴劉氏與胡羯石氏相爭，形勢有利于東晉。但元帝無意北伐，對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與王敦矛盾尖銳，祖逖備遭掣肘，壯志未伸而死。

　　石氏兵力一度威脅江南，后趙建國，據有幽、冀、并諸州后，軍事優勢更為顯著。庾亮、庾翼雖先后擬議北伐，由于力量對比懸殊，都未實現。石虎死后，河北大亂，西晉遺民二十余萬口渡河欲歸附東晉。褚裒北伐，先鋒達到彭城，戰敗退回。以后北方前燕與前秦東西并立，殷浩北伐也屢次失敗。

　　永和十年 (354)桓溫伐前秦，深入敵境，但未乘勝奪取長安，只徙關中三千余戶而歸。兩年以后，又伐前燕，奪取了洛陽，但不久復歸于燕。太和四年(369)再度北伐，到達距前燕首都鄴不遠的枋頭，未再前進，退敗于襄邑。桓溫晚年藉北伐以樹立威名，謀求禪讓，但未成功。

　　前秦苻堅吞并前燕(370年)后，屢次南向出兵，意圖統一南北。太元八年 (383)，苻堅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威脅江南，謝玄率北府兵以寡敵眾，肥水一戰秦軍大敗。乘前秦衰弱，后秦姚氏占有關中，后燕慕容氏立國河北，東晉雖暫時解除了大軍壓境的威脅，并未能在北伐事業上有所進展。

　　義熙六年(410)劉裕滅南燕，此后青、兗等州歸屬南方五十余年。十三年，滅后秦。由于關中懸遠，東晉很難從江南遙控，劉裕又忙于南歸奪取政權，無意進一步恢復中原，一度收復的長安與洛陽，隨即為赫連夏與北魏所得，終東晉之世，未能長期恢復西晉的兩京。

　　江南政權穩固與否，和長江上游益州的歸屬很有關系。成漢李氏據蜀三十年，永和三年 (347)桓溫西征滅之，鞏固東晉政權。二十六年以后，益州又被前秦占領，肥水戰后才復歸東晉。到義熙元年，譙縱據益州，又從東晉分裂出去。劉敬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里而敗還。及至九年，劉裕西征，滅譙氏，從此益州再歸東晉統治。

　　東晉百年間，益州不受其統治的期間達五十年。只是由于占有益州的勢力未與北方密切聯合，不具備能順流東下、吞并江南的實力，東晉政權才得免除來自益州上游的后顧之懮。

　　隆安三年 (399)爆發了孫恩、盧循民變，持續近十二年，司馬氏政權受到沉重打擊。孫恩死后，桓玄起兵稱帝。劉裕對內鎮壓孫恩、盧循民變，討平桓玄，對外北滅南燕，西平譙縱，江南政權擺脫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脅，得到穩定。滅后秦之后，420年劉裕取代了東晉。

　　兩晉一百五十年間，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貢獻。　兩漢經學這時已經衰落，但儒家經典的研究并未中斷。西晉流行鄭玄注，東晉流行王肅注。后代傳習的《左傳》杜預集解、《谷梁傳》范寧集解、《爾雅》郭璞注，都出于晉人之手。

　　晉代史學頗為發達，晉人所撰古代和當代史的書極多。其中西晉陳壽的《三國志》、東晉干寶的《晉紀》、孫盛的《晉陽秋》、常璩的《華陽國志》，都為當時和后代所推重。荀勗繼承劉向以來的圖書目錄之學，改變圖書七種分類為甲乙丙丁四部，亦即經、史、子、集四大類。千余年來，這種分類法未全廢棄。史部著作從經書獨立出來，自成一類，也自晉代始。

　　由于門閥士族的興盛，重視世系譜牒，西晉摯虞曾撰《族姓昭穆記》，東晉賈弼始創譜學，齊梁時人繼承，近二百年不衰。咸寧五年 (279)汲冢發現竹簡所寫古籍，有《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裴秀繪制《禹貢地域圖》，定出制圖的六條原則，成為一直沿用到明末的中國繪制地圖的基本方法。

　　曹魏時興起的玄學，在西晉仍然是盛行的顯學。它以老莊思想為骨架，討論中心為“本末有無”問題，即有關天地萬物為何如此存在和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據的問題，是研究遠離“世務”和“事物”的哲學本體論。西晉談玄學知名的有裴頠、郭象，東晉有張湛。

　　玄學是先秦兩漢哲學發展的結果，提出了新的討論對象、概念、范疇、方法，形成思辨性較強的哲學。對于中國哲學的發展和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的解放，都起了積極作用。西晉在文學方面也有其獨特成就。一般而言，西晉人的詩文多重詞藻雕飾及寫作技巧，但也出現了左思、劉琨這樣的作家。

　　左思以詠史詩形式抒發懷抱，表達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詩風雄健高遠，超越前人。劉琨在民族矛盾尖銳的情況下，身處斗爭前沿，寫下不少悲涼慷慨的詩歌。西晉以文學知名的，還有陸機與潘岳，他們的作品都以藝術技巧取勝。

　　陸機有《文賦》討論文學內容與形式、創新與承襲等關系，聲律的作用，文體的分類，等等。摯虞有《文章流別集》及《文章流別志論》，實即包含作品選、作者略歷及各種文體的評論，惜其書失傳。陸摯兩家著作的出現，標志著西晉時文學和史學一樣，獨立于經學之外，開始成為系統研究的對象。陸摯兩家是《文心雕龍》與《文選》的先驅。

　　由于玄學影響，東晉詩歌作品多理過其詞，淡乎寡味，但也出現了陶淵明這樣的田園詩人。陶淵明的詩歌是他全部生活和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關于農事的歌詠、景物的描寫、遺世獨立的藝術風貌，都對后代詩人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到晉代仍不斷有僧人西行求法。東晉末法顯赴天竺，歷盡艱險，劉宋禪代后始歸，攜來當時急需的律藏。還撰佛國記，極具史料價值。

　　西晉佛教的發展，中國僧人的貢獻漸多。道安在襄陽編定的《綜理眾經目錄》成書于東晉寧康二年 (374)，為中土第一部佛經總目。不僅標列歲月，還評論譯筆，對后漢以來傳譯的佛經做了總結。道安還制定僧徒戒規，組織僧人四出傳教。在佛教教義與佛教哲學方面，慧遠宣傳因果報應，以為輪回轉生是人生最大痛苦，應當信佛修持，超出輪回，求永遠解脫。

　　僧肇撰《不真空論》，主張萬物無真實性，但并非不存在，萬物皆虛妄不真而空，是不真的存在。道生提出人人皆可成佛，又主張頓悟，以為真理玄妙一體，不可分割，因此悟證真理才能頓悟而成佛。西晉時天師道流行，為王謝等高門所信奉。葛洪的《抱樸子》內外篇，內篇論述神仙方藥、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外篇則主要為儒家和刑名家觀點的政論。

　　葛洪還著有《肘后卒急方》，講述各科病癥的治法與藥方，對結核性傳染病和天花已有記載和認識。王叔和的《脈經》總結西晉以前脈學經驗，是現存最早脈學專著。皇甫謐撰《針灸甲乙經》，是中國針灸學的重要著作流傳到朝鮮、日本等國。

　　繪畫方面，人物畫像仍是流行題材，晉宋之際才出現山水畫。著名畫家顧愷之強調人像畫傳神之處全在目睛，指出了繪畫技法要領。書法自后漢以來被作為藝術來欣賞，晉代索靖、衛夫人和王羲之、獻之父子有關書法的理論和筆法，都為后代所重視，影響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