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對孫中山先生的認識仍然停留在書本上，那么大家知道關于孫中山先生的那些故事呢？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了孫中山歷史故事，希望你喜歡。

　　孫中山歷史故事一

　　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任內函復中華佛教總會申請立案的報告中，沒有簡單地把佛教視為迷信活動，而是本著信教自由和政教分離的原則，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攝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甄擇進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眾生完全之幸福”的立會宗旨，肯定它“闡微索隱，補弊救偏，既暢宗風，亦裨世道”在中國社會和學術研究中的作用。同時，又指出“近世各國政教之分甚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絕不干預政治，而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惜。此種美風，最可效法”，以啟導中國佛教徒認清守戒清修的正確道路。孫中山還將中華佛教總會申請立案的報告發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團法人”的地位。這些有關佛教問題的批示和處置，體現了孫中山先生對佛教與中國社會關系問題的精辟見解和對佛教徒的親切關懷。

　　孫中山對佛教與中國社會關系的精辟見解，和對佛教徒的親切關懷，博得廣大佛教徒的尊敬和愛戴，故當孫中山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南下廣州的時候，廣東的佛教徒即推廣東佛教總會(后改為中華佛教總會廣東分會)會長鐵禪領頭，于1912年5月在廣州六榕寺召開歡迎孫中山大會。孫中山攜同家屬和廣東軍政府大都督胡漢民等出席歡迎大會，并給廣東佛教徒題贈了“平等、自由、博愛”六個大字，以勉勵他們遵守“臨時約法”(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任內，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屬于臨時憲法性質的最高法律)上有關宗教信仰的規定，進行正當的宗教活動。

　　孫中山還乘參加歡迎會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級浮屠——花塔游覽。他看到花塔從第二級起，每級都懸掛著四字的匾額一方。它們從第二級起，自下而上依次為“二儀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遙觀”、“七星凌漢”、“八埏在望”、“九垓一覽”。匾額對歷史、藝術建筑來說，有著畫龍點睛的妙用，而這八方匾額既恰到好處地表達出這座高聳入云的花塔各個層級的特色，又概括地體現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覽的高昂氣勢，是不可多得的文藝杰作。把當年孫中山見過的這些匾額恢復過來，定能使這座中外馳名的佛教藝術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孫中山歷史故事二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勢所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國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廣事宣傳，以期喚起群眾，把革命進行到底。

　　在喚起群眾上，孫中山對報界人士特別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孫中山自福州抵達廣州。廣州、香港等地報界人士于5月4日聯合假座東園(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園性質的巨大庭園)開會歡迎，孫中山在歡迎會上致辭勖勉報界人士，懇切指出“輿論為事實之母，報界諸君又為輿論之母，望諸君認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輿論。”時革命黨人馮自由等在香港創辦《大光報》，以廣東全省(包括香港、澳門)及國內外各大城市為行銷對象，孫中山特給它題贈“與國同春”四個大字，勉勵它為民主共和國的鞏固和發展而大造革命輿論，務求“與國同春”，也就是要與民主共和國共存共榮。孫中山在勖勉廣州、香港報界人士的同時，為新創辦的《大光報》題贈“與國同春”四個大字。

　　不少報界人士沒有辜負孫中山的期望，剛正不阿，為鞏固民主共和國而盡到應盡的責任。其中尤以《大光報》執著“與國同春”的精神持正義以抗強權，威武不屈，甚得讀者好評。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俄國爆發革命，成立社會主義政府，世界觀感為之一新。《大光報》敏銳地覺察到社會主義已經登上世界舞臺，適時地站在時代的前列，開展以“社會主義與中國”為中心的宣傳活動，予讀者以社會主義及勞工解放問題的新知識，頗能喚起社會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孫中山贊許。

　　1920年1月，《大光報》發行年刊，孫中山應邀為之撰《大光年刊題詞》，借報名“大光”立論，申述報刊對國家與人民責任。題詞說：“……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認識實在，認識真理之工具。茍有工具而不用，或遺其實而鶩其名，則無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與人者，其功固大而責任亦重。茍挾其成心而以先入為主，則非光明主義，而禍患將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與人真實之知識，互助之精神，不負其名也。”這篇題詞進一步發揮了“與國同春”的含義。

　　孫中山歷史故事三

　　孫中山先生從1887年開始在香港西醫書院(今香港大學醫學院)攻讀醫學，至1892年以各科考試均滿一百分的成績名列第一名畢業，獲醫科碩士學位。其畢業證書由教務長康德黎親筆注明各科滿分字樣，并由校長及教員十三人，試官八人及牧師、書記署名，由香港總督羅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親自發給。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后，即于澳門、廣州等地懸壺濟世，成績斐然，人咸譽為國手。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五年，奠定了他堅實的醫學專門知識的基礎，同樣奠定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學思想的基礎。關于這個問題，分析研究的還不多。

　　香港西醫書院系廣東南海人何啟按照英國大學醫學院制度創辦的醫科專門學校。何啟早年留學英國，得醫學博士學位及大律師證書，回國后任香港議政局議員，兼執律師業務，又在香港西醫書院教授醫學、法律等科目，在報刊上發表過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論文，后來匯編為《新政真詮》出版。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動，受他的影響不少。后來，孫中山先生發動的乙未廣州起義，對外宣傳和起草英文的宣言書，也得到其大力幫助。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所學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學、植物學、物理學、化學、解剖學、生理學、藥物學、臨床診察。第二年有生理學、解剖學、醫學、病理學、外科學、婦科學、產科學。第三年以后，學科漸減，僅有法醫學、公共衛生學、實用初級外科，但外科、產科的課時及內容均有所增加，特別偏重實習(見羅香林：《國父之大學時代》)。從這里可以看到：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的五年學習期間，所學的幾乎盡為自然科學，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須通過實習才能掌握的醫學知識。這種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的、著重實踐與理論結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孫中山先生能夠較完全地接受與封建思想對立的近代科學思想，另一方面又鍛煉了孫中山先生注重實踐的精神，推動了孫中山先生理論聯系實際的知行學說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孫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實踐，哪怕是闡發革命理論，也決不無的放矢，為理論而理論。把孫中山先生歷年的著述、演講與中國近代史聯系起來觀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孫中山先生發表的言論，總是針對革命的實際問題，或者為完成某一種實際任務而發。如孫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寫的《孫文學說——知難行易說》，據他自己說是“恐今日國人社會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之大敵橫梗其中，則其以吾之計劃為理想空言而見拒也”，“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因而提出“知難行易”，鼓勵人們努力去“行”，從實踐中求知識。孫中山先生這種著重實踐的思想，與他在香港西醫書院所受的著重實踐的科學訓練，無疑有著密切的關系。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期間選讀的課外讀物，對孫中山先生革命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同樣有所影響。據孫中山先生當時的同學關景良憶述：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的學生時代，最喜歡看《法國革命史》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對后者尤感興趣。1897年，孫中山先生寫信給英國劍橋大學翟爾斯教授說：“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于中學獨好三代兩漢之學，于西學雅癖達爾文之道”。《孫文學說》(知難行易)這部哲學名著，就是孫中山先生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和他過去所學習到的自然科學知識(主要是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的科目)寫成的。這部哲學名著闡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類的出現，是自然歷史的行程，不承認有任何來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哲學名著中有關“知”、“行”關系的論證。孫中山先生在這部分的論證中，引用各種科學的發展過程，論證了“行”的作用，闡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從實踐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識，運用知識考驗實踐，不斷探求、不斷進步的哲學原理。這是孫中山先生革命哲學思想的精華，也是他一生勇于拋棄過時的、舊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認識論的根源。

　　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所受的教育，對他的革命哲學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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