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愷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動家、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廖仲愷生平簡介，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廖仲愷(1877—1925)漢族客家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愷。廣東省歸善縣陳江鎮鴨仔埗鄉窯前村(現惠州市仲愷高新區陳江街道辦幸福村)人，祖居地是廣東梅縣程江鎮，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國舊金山。中國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動家、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國民黨左派的光輝旗幟，中國共產黨的摯友。擅長詩詞、書法，著譯編為《廖仲愷集》、《雙清文集》上卷。

　　早年經歷：

　　1877年4月23日，廖仲愷生于美國加州舊金山旅美華工家庭。1893年，父親廖竹賓在舊金山病故后，隨母親回到中國廣州，投奔時任清政府招商局總辦的叔父廖志崗。中日甲午戰爭后傾心西學。1896年就讀于香港皇仁書院。1897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他與香港地產商何戴的九女兒、同為國民黨左派的何香凝在廣州結婚。

　　伉儷佳話：

　　在廣州市同福西路龍溪新街，坐落著一棟坐北朝南的青磚石腳二層小樓，它就是革命家廖仲愷與何香凝夫婦曾經的居所，“雙清樓”所在地。

　　1897年，由于經濟上尚未獨立，廖仲愷與何香凝新婚后，便與他的哥哥廖恩燾一家合住在廣州市三官廟的廖公館，一座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夫妻二人在二樓屋頂的曬臺上搭了一間小屋作為自己的居所。

　　在簡陋的新居里，這對不曾相識的夫妻逐漸相知、相愛。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很多青年出國留學，希望學成歸國后，改變中國危亡局勢。出洋留學的風氣盛極一時。廖仲愷結束了香港皇仁書院中學生活后，也有了去日本留學的愿望。

　　為了支持丈夫實現自己的理想，雖然遭到娘家人和廖仲愷嫂嫂的堅決反對，何香凝毅然把陪嫁的珠寶首飾和所有的細軟及家具等賣掉，連同私蓄總共“湊得三千余金”，資助廖仲愷赴日留學。

　　1903年1月，廖仲愷暫別何香凝，先行赴日。之后何香凝又把所有的雜物都賣掉，在同年4月抵達東京，開始了夫婦二人的旅日留學生活。1904年3月，廖仲愷考入早稻田大學經濟預科學習，既而入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習，并與有志青年相互激勵，萌發了反清革命思想。兩人在早稻田大學附近租住一套公寓，并命名為“覺廬”。

　　1903年9月，廖仲愷與何香凝在日本東京結識了孫中山，被他偉大的氣魄、堅定的革命信念深深打動，向孫中山表示“想參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廖仲愷、何香凝二人遵照孫中山指示， 在日本“物識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此后，夫婦二人便追隨孫中山，踏上了艱辛的民主革命之路，也與孫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1905年廖仲愷、何香凝夫婦協助孫中山建立了中國同盟會，并先后入會。廖仲愷擔任同盟會總部的副會計長和外務部干事、外務部副部長，而作為同盟會的首位女會員，何香凝擔負了革命黨人的聯絡和勤務工作。夫婦二人在東京的家，也成為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聯絡站和聚會場所。

　　忙碌的學業與革命工作期間，女兒廖夢醒和兒子廖承志的相繼誕生，給夫婦二人緊張的生活帶來溫馨的家庭樂趣。而這期間廖仲愷多次奉孫中山之命，潛回國內到天津等地進行秘密活動，從事聯絡革命志士、宣傳革命道理、籌設革命機關等工作，根本無暇照顧家中妻兒。何香凝在參與革命活動的同時，獨挑家庭重擔。

　　辛亥革命后，廖仲愷夫婦追隨孫中山回到祖國繼續革命事業。廖仲愷先后擔任過廣東樞密員、財政司長兼國稅廳長等職，對建立和鞏固新生的廣東民主共和政權作出諸多貢獻。

　　廖仲愷和何香凝，這對革命伉儷為中國的民主革命事業奉獻了自己畢生精力，在事業、生活中相互支持、志趣相投。

　　投身革命：

　　1906年，翻譯了一些早期社會主義學說，并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發表。曾奉孫中山命回國秘密進行革命活動。以“屠富”、“淵實”筆名在《民報》發表譯作《進步與貧乏》、《社會主義史大綱》等，是最早介紹和探索社會主義問題的中國人之一。 1907年春轉入東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1909年在日本中央大學畢業后回國，考取法政科舉人，在吉林巡撫處任翻譯。武昌起義后在廣州就任廣東軍政府財政部副部長。

　　1911年辛亥革命后，先後任廣東任都督總參議、總統府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廳長。1912年5月任廣東軍政府財政司長，實行地稅換契法、整理財政和稅收等措施。宋教仁案發生后赴北京運動國會議員反袁。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敗后與孫中山等亡命日本，1914年協助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1915年任中華革命黨財政部副部長，繼續為討袁籌措軍費，參加護法運動，致力于反袁斗爭。1917年9月任中華民國軍政府財政部次長、代理總長，盡力于護法事業。五四運動發生后贊揚和支持學生運動。

　　1918年6月隨孫中山到上海后，與朱執信、胡漢民等在上海創辦《建設》雜志，發表《三大民權》、《<全民政治論>譯序》等文章，宣傳和研究革命理論。同時翻譯孫中山用英文寫的《實業計劃》第一計劃。1919年10月任中國國民黨財政主任。稱贊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空前之舉，震懾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與朱執信等學習俄文，準備赴蘇俄學習。1919年和1920年多次奉孫命赴福建漳州，幫助援閩粵軍的建設和解決財政困難，推動粵軍回師廣東，驅趕桂系軍閥。

　　1921年4月，驅逐桂系軍閥的戰爭結束后，孫中山組建廣東革命政府，廖仲愷被任命為財政部次長，隨后，又兼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他努力協助孫中山，力圖在廣東開創一個新的革命局面。陳炯明也被任命為廣東革命政府陸軍總長、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等要職，掌握了廣東軍政大權。

　　1921年5月任中華民國政府財政部代理總長，支持孫中山出兵討桂和北伐。陳炯明公開叛變前夕被囚禁于廣州郊區石井兵工廠，經何香凝等營救脫險，當即乘船赴港轉滬，與孫中山重新會合，協助孫中山先生制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1922年，孫中山為打倒軍閥，統一全國，決定北伐。而陳炯明卻反對北伐，他對廖仲愷籌集北伐經費不僅處處刁難，還暗中與北洋軍閥勾結，準備陰謀叛亂。

　　1923年1月4日，孫中山通電討伐陳炯明，組成東、西兩路軍，16日攻克廣州。陳炯明通電下野，退居香港。1923年2月，與蘇聯代表越飛聯合宣言條款進行具體磋商。3月任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財政部長。5月任廣東。10月以后被孫中山委派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臨時中央執行委員，積極參與領導改組國民黨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被孫中山指派為主席團成員。在開會過程中，堅持國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則，促成了大會的成功。當選為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秘書長、國民黨一大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工人。協助孫中山籌建陸軍軍官學校&mdash;&mdash;著名的黃埔軍校，任該校黨代表，為建立革命軍而努力，被譽為“黃埔的慈母”。6月任廣東。7月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支持沙面工人罷工，命令各縣協助組織農會。9月任大本營財政部長。堅持主張鎮壓廣州商團叛亂。孫中山北上前夕任所有黨軍、各軍官學校和講武堂的黨代表兼農民。11月任大本營參議、所有黨軍、各軍官學校和講武堂的黨代表，兼任中央農民部長。

　　1925年1月25日，黃埔軍校成立“青年軍人社”，廖仲愷任社長，該社刊物《青年軍人》第一期出版。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后仍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三大政策，在平定商團叛亂、楊劉判亂、北伐、東征等戰役中起了重要作用，為鞏固廣東革命政權作出了巨大貢獻，并支持省港大罷工。1925年7月國民政府成立，任財政部長、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廣東省政府財政廳長。

　　遇刺身亡：

　　廖仲愷不屈不撓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國共產黨人合作，支持工農革命運動，推動了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但他所做的這一切無疑對國民黨右派、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是極端要不得的。因此，中外反動勢力都視廖仲愷為眼中釘，欲置之于死地。孫中山逝世不久，謝持、林森、鄒魯等人便結成所謂的“西山會議派”，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破壞國民革命領導力量的團結。

　　從1925年7月開始，國民黨右派分子鄒魯、孫科、伍朝樞等人就開始集中攻擊廖仲愷，散布種種謠言，企圖搞垮廖仲愷，否定三大政策。面對右派反對分子的洶洶來勢，廖仲愷與他們進行了不妥協的斗爭。尤其使廖仲愷感到深惡痛絕的是，一部分國民黨右派老黨員，為了達到目的，甚至不惜與北方反動軍閥相勾結。5月間，廖仲愷發表了一篇《革命派與反革命派》的文章，對國民黨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說：“現在吾黨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詡為老革命黨，擺出革命的老招牌，以為做過一回革命黨以后，無論如何勾結官僚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及極力壓制我國最大多數之工界，也可以稱為革命黨，以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發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個虛名，那個人無論從前于何時何地立過何種功績，茍一進不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時有反革命的行為，便立刻變成反革命派。”這篇文章給鄒魯、孫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們對廖仲愷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謀用卑鄙的暗殺手段除掉廖仲愷。

　　進入8月，滿城風雨，流傳著國民黨右派要殺害廖仲愷的消息，一霎時間陰云四起，壓力日增。當時在廣州南堤有右派俱樂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經常在此密劃謀殺廖仲愷，他們熟知蘇聯顧問鮑羅廷、加倫和汪精衛、廖仲愷等，每日必集東山百子路鮑公館會議。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兇手用炸彈機槍狙擊，把這些領導人員全部殺害，下手前，公安局長吳鐵城獲知此訊大驚，從中阻止了這次流血事件。廖仲愷面對這種情勢，無所畏懼，繼續孜孜不倦地工作。當他聽說敵人要用機關槍殺他時，一笑置之，并對人戲言道：“暗殺用手槍炸彈是所見的，若是用機關槍，卻新鮮的很。”何香凝勸他多加兩個衛士防備一下，他不以為然地回答：“增加衛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擋他們行兇。我是天天到工會、農會、學生會等團體去開會或演說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幾個地方，他們要想謀殺我，很可以假扮工人、農民或學生模樣，混入群眾中間下手的。我生平為人作事憑良心，自問沒有對不起黨、對不起國家，總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總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在1925年8月18日國民政府的一次會議上，坐在廖仲愷身旁的汪精衛給他寫了一張條子，告訴他有人將對他不利，他當即表示：“為黨為國而犧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顧忌!”8月19日，又有人以確切消息報告他，廖仲愷慨然道：“際此黨國多難之秋，個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終日不能忘懷者，為罷工運動及統一廣東運動兩問題尚未解決!”這一天，他又為給黃埔軍校等籌集經費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愷攜夫人何香凝乘車前往黨部開會，半路上遇見陳秋霖，隨即同車前往，不想竟在戒備森嚴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惠州會館，廣州市越秀南路89號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立有紀念碑)門前慘遭殺害。

　　廖案發生后，國民政府迅即組成“廖案檢查委員會”，追查暗殺的幕后策劃者和兇手。經查明，暗殺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集團所為。主要成員便是鄒魯、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許崇智等人，出面收買兇手的便是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黨朱卓文、梁鴻楷等人。兇手之一陳瑞在刺殺廖仲愷后，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給陳瑞二百元，打發他離開廣州。案情查明后，國民政府派軍隊搜查了胡漢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漢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鴻楷第一軍軍長的職務，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潛逃，胡漢民也因涉嫌離開廣州，國民黨右派勢力受到沉重的打擊。

　　1925年9月1日，廖仲愷出殯時，廣州黃埔軍校師生、工人、農民、市民群眾等二十多萬人參加。他的遺體暫厝于廣州駟馬崗他的好友朱執信的墓側。

　　1935年9月1日，遷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側。

　　家庭成員：

　　妻子何香凝，著名的國民黨左派，1949年以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等職務。

　　女兒廖夢醒，是革命烈士李少石的妻子。

　　兒子廖承志，中共第一、第四屆人大會委員、第五屆人大會副委員長。黨的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八屆、十屆、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女兒廖光鳳。

　　孫子廖暉，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委員。第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人物貢獻：

　　恢復財政金融備受稱譽

　　廣東于1911年11月9日“兵不血刃”地實現了獨立，同月，廖仲愷一家由香港抵達廣州。此后一年多時間里，他先后擔任過廣東軍政府的樞密員、總參議、財政司長兼國稅廳長等職。

　　廣東軍政府的首任財政司長李煜堂是香港的老同盟會員，又是廣東著名的銀業巨商和慈善家，與廣州的商界有著密切關系。廣東獨立之初，他“在港一夕而籌餉八十余萬”，才使“所在嘩噪”之各民軍“就撫聽命”。

　　廖仲愷作為李的助手積極開展了籌措軍政費用的各項工作。財政司在廣州總商會等認可支持下，頭5個月先后從前清藩庫、銀行等處，提取大清舊紙幣1223萬余元，加蓋財政司大印后逐月流通于市面。

　　同時，又成立籌餉局向海內外發行有息債券借餉，同期借餉達327萬余元。還廣泛開展了勸捐活動，5個月內共收到各界捐款126多萬元。因此，軍政府的餉政兩費基本能夠維持，廣東財政金融也得以恢復和穩定。廖仲愷為此所做的努力備受稱譽。

　　廣東軍政府的財政司長

　　1912年6月，廖仲愷任軍政府財政司長。他一掃前任喜歡任用親朋故舊之惡習，堅持任人唯賢的原則，做到“署中無一私人”;為革除司內人員遲到、工作拖沓等積弊，他建立了上班按時簽到的制度。

　　上班時間他常深入各科巡視工作，聽取意見，令下情能上達、上下關系融洽;他廉潔自律，做到收受無一私財的同時，又嚴格財經制度和紀律，防止司內職員舞弊漁利。

　　很快，他便使財政司的面貌為之一新。一些在司中任職的老人稱頌說，我等“供職財政十余年，所見官長不少，然無一能及廖之精勤廉潔者”!

　　面對庫空如洗、收入無著的局面，財政司除了將前清官錢局的舊紙幣蓋印逐月投放市面，又于1912年自行印制紙幣應市。據1912年8月廣州總商會的調查材料顯示：當時軍政府已借用舊紙幣1201多萬元，發行新紙幣1342多萬元。

　　一時間，流通在廣東市面上的紙幣在2000萬元上下，成為廣東軍政府的財政支柱。

　　欲籌建廣東銀行未果

　　廣東軍政府曾布告承諾“從前所發銀票，以后仍由本軍政府擔任兌換，各商民等自可照常行使，不必疑慮”。但這種許諾因現銀轉輸艱難根本無法兌現。

　　市面紙幣因此出現了擠兌風潮，面值隨之日趨低折。1912年4月間，“紙幣每百元低水五元”。5月下旬，廖仲愷接任財政司長前夕，“省城紙幣面值七折，市面搖動”。

　　時任廣東官錢局總辦的鄒魯在后來回憶說，廣東紙幣景象最壞時，“使用價值只值面值五成，而官錢局無法開門”。商民普遍不滿，報界多次呼請維持紙幣，廖仲愷也感到“數月以來，紙幣價值日以低落，若不速從根本上解決，則政府、商民同受其損”。

　　廖仲愷向都督胡漢民提請借外債籌辦廣東銀行：由胡督出面以軍府名義向美商借款500萬美金，為設立廣東銀行之用;由廣東銀行“以中華民國貨幣公債票、廣東省政府紙幣與銀幣公債票、外國金銀幣和生金銀及三個月以內到期銀單作為保證，發行五千萬元紙幣”。胡漢民即令財政司會同實業司從速籌設廣東銀行，但幾度籌議一直無法解決。

　　回收紙幣發行有獎公債

　　廖仲愷只好采取一系列的行政與經濟治標措施，來維持廣紙流通和市面金融。

　　一方面，用造幣廠鼓鑄的銀毫有限地收回部分紙幣。他與官錢局總辦鄒魯商定：由造幣廠加工鑄造毫洋，同時在城內各處設立兌換錢莊，暗中提高兌收紙幣的若干價格，以利吸收紙幣。

　　造幣廠全年共鑄出“雙毫8700萬枚”，計1740萬元，政府用它們兌換回籠了一批紙幣。到1912年9月時，財政司已封存舊10元的紙幣達400萬元，并銷毀其印版。

　　另一方面，發行有獎勸業公債，其中部分用以回收紙幣和穩定金融。廣東官銀局1912年12月25日發行有獎公債1000萬元，月息8厘，以10年為期還本。并設置6等獎勵辦法：頭獎1個，30000元;二獎2個，每個10000元;三獎3個，每個5000元;四獎100個，每個80元，五獎500個，每個30元，六獎5000個，每個20元。有獎公債很快被認購一空，對穩定金融起了很大作用。

　　迅速遏制住紙幣低折惡潮

　　1912年9月，廣州市面紙幣價格升至面值的八成九，佛山等地則升至九成;商號皆貼出“本號遵例，通用廣紙”的告白，一律通用廣東紙幣。隨著紙幣升值，銅仙由原來的120多枚為一元，升為104枚折值一元。

　　但1913年后，廣東紙幣由于仍無籌備金為兌換手段，加上該年度省財政預算不敷1900萬元，上年底又發生了日本人偽造粵紙幣案，廣紙之幣值再次旋起旋跌。

　　此時，廖仲愷與廣東警察廳長陳景華親自參與日本人偽造粵幣案的審理，及時公布了偽紙幣并未流入市面的真相，迅速遏制住紙幣低折惡潮。

　　1913年4月，廖仲愷呈請胡漢民通飭各地方長官，迅速查實屬內各埠之殷商銀號，由“政府與之訂立章程，提高利率，托該處代理政府吸收紙幣;并由財司通知各屬設立儲蓄機關，以濟人民視低紙幣之困”。以使廣紙“漸臻原價”。

　　同時，廖仲愷讓官錢局大量購買生銀鑄現洋。到5月底，“造幣廠每日出銀毫八萬元解交財政司，均匯存司庫及官錢局，所存銀毫已有五六百萬，聞擬存至一千萬即行分設兌換處，以吸收紙幣”。

　　踐行“平均地權”第一人

　　廖仲愷首先推行廣東地價稅契法案，希望通過改革地稅來增加財庫收入，進而實現同盟會“平均地權”的土地國有綱領。

　　1912年6月，省臨時會議通過了《廣東換契簡章》13條，規定“廣東人民所有之不動產，經前清政府印給之舊契，一律由中華民國廣東政府換給新契”，斷賣契和典按契分別照原契價抽10%。、6%。的換契金。

　　此舉雖然沒有達到增加財庫收入的目的，但卻驗證了孫中山“平均地權”這一民生主義綱領的可行性，凸現出廖先生是踐行以平均地權為核心內容的社會革命第一人。

　　廖仲愷還以高利息第二次向省港行商募債達543萬余元(含協助京餉借款140萬元)，開辦有獎公債;整理省內賦課舊稅和振興實業。財政司還提出了規復酒捐、蠶絲捐、糧捐、屠捐、房捐、警捐的計劃，并定了嚴懲偷漏稅之辦法。

　　到1913年5月初，軍政府庫存有生銀50余萬兩，雙毫300多萬元。到8月，廣東“二次革命”失敗廖離粵時，“庫中存有現洋七百余萬，另有紙幣數百萬，此為民國以來財政當局所未見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