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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明朝地理學家徐霞客

　　徐霞客(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名弘祖，字振之，號霞客，漢族，明朝南直隸江陰(今江蘇江陰市)人。著名的地理學家、旅行家和探險家，中國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記》的作者。被稱為“千古奇人”。其一生志在四方，不避風雨虎狼，與長風云霧為伴，以野果充饑，以清泉解渴，出生入死。其足跡踏遍黃山、泰山、普陀、天臺、雁蕩、九華、武夷、廬山、華山、武當、羅浮、盤山、五臺、阻山、衡山、九異等名山，游盡太湖、民江、黃河、富春、閩江、九鯉湖、錢塘江、瀟水、湘水、郁江、黔江、黃果樹瀑布、盤江、滇池、洱海等勝水。

　　《徐霞客游記》中對各地名勝古跡、風土人情，都有記載。徐霞客游記開篇之日(5月19日)被定為中國旅游日。

　　徐霞客，1587年1月5日-1641年3月8日，明朝人，名弘祖，字振聲，霞客是他的號。他出生在直隸江陰(今江蘇江陰)一個有名的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讀書人，稱得上是書香門第。他的父親徐有勉一生不愿為官，也不愿同權勢交往，喜歡到處游覽欣賞山水景觀。徐霞客幼年受父親影響，喜愛讀歷史、地理和探險、游記之類的書籍。這些書籍使他從小就熱愛祖國的壯麗河山，立志要遍游名山大川。十五歲那年，他應過一回童子試，沒有考取。父親見兒子無意功名，也不再勉強，就鼓勵他博覽群書，做一個有學問的人。徐霞客的祖上修筑這里是徐霞客故居了一座萬卷樓來藏書，這給徐霞客博覽群書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他讀書非常認真，凡是讀過的內容，別人問起，他都能記得。家里的藏書還不能滿足他的需要，他還到處搜集沒有見到過的書籍。他只要看到好書，即使沒帶錢，也要脫掉身上的衣服去換書。十九歲那年，他的父親去世了。他很想外出去尋訪名山大川，但是按照封建社會的道德規范“父母在，不遠游”，徐霞客因有老母在堂，所以沒有準備馬上出游。他的母親是個讀書識字、明白事理的女人，她鼓勵兒子說：“身為男子漢大丈夫，應當志在四方。你出外游歷去吧!到天地間去舒展胸懷，廣增見識。怎么能因為我在，就象籬笆里的小雞，套在車轅上的小馬，留在家園，無所作為呢?”徐霞客聽了這番話，非常激動，決心去遠游。臨行前，他頭戴母親為他做的遠游冠，肩挑簡單的行李，就離開了家鄉。這一年，他二十二歲。從此，直到五十四歲逝世，他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過的。

　　《徐霞客游記》

　　《徐霞客游記》以日記體為主的中國地理名著。明末徐弘祖經30多年旅行，寫有天臺山、雁蕩山、黃山、廬山等名山游記17篇和《浙游日記》、《江右游日記》、《楚游日記》、《粵西游日記》、《黔游日記》、《滇游日記》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遺有60余萬字游記資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記》。世傳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數種。主要按日記述作者1613～1639年間旅行觀察所得，對地理、水文、地質、植物等現象，均作詳細記錄，在地理學和文學上卓有成就。

　　在地理學上的重要成就有：

　　(1)喀斯特地區的類型分布和各地區間的差異，尤其是喀斯特洞穴的特征、類型及成因，有詳細的考察和科學的記述。僅在中國廣西、貴州、云南3省區，他親自探查過的洞穴便有270多個，且一般都有方向、高度、寬度和深度的具體記載。并初步論述其成因，指出一些巖洞是水的機械侵蝕造成，鐘乳石是含鈣質的水滴蒸發后逐漸凝聚而成等。他是中國和世界廣泛考察喀斯特地貌的卓越先驅。

　　(2)糾正了文獻記載的關于中國水道源流的一些錯誤。如否定自《尚書·禹貢》以來流行1000多年的“岷山導江”舊說，肯定金沙江是長江上源。正確指出河岸彎曲或巖岸近逼水流之處沖刷侵蝕厲害，河床坡度與侵蝕力的大小成正比等問題。對噴泉的發生和潛流作用的形成，也有科學的解釋。

　　(3)觀察記述了很多植物的生態品種，明確提出了地形、氣溫、風速對植物分布和開花早晚的各種影響。

　　(4)調查了云南騰沖打鷹山的火山遺跡，科學地記錄與解釋了火山噴發出來的紅色浮石的質地及成因;對地熱現象的詳細描述在中國也是最早的;對所到之處的人文地理情況，包括各地的經濟、交通、城鎮聚落、少數民族和風土文物等，也作了不少精彩的記述。 他在中國古代地理學史上超越前人的貢獻，特別是關于喀斯特地貌的詳細記述和探索，居于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

　　在文學上的主要特點是：

　　(1)寫景記事，悉從真實中來，具有濃厚的生活實感;

　　(2)寫景狀物，力求精細，常運用動態描寫或擬人手法，遠較前人游記細致入微;

　　(3)詞匯豐富，敏于創制;絕不因襲套語，落入窠臼;

　　(4)寫景時注重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時注意表現人的主觀感覺;

　　(5)通過豐富的描繪手段，使游記表現出很高的藝術性，具有恒久的審美價值。

　　此外，在記游的同時，還常常兼及當時各地的居民生活、風俗人情、少數民族的聚落分布、土司之間的戰爭兼并等等事情，多為正史稗官所不載，具有一定歷史學、民族學價值。《徐霞客游記》被后人譽為“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一代宗師——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1912-2001)，山西平陸人，字筱蘇。1932年，考入北平輔仁大學歷史系。1934年初，《禹貢》半月刊創辦并隨之成立禹貢學會，史念海從一開始就成為《禹貢》的主要作者和禹貢學會會員，并在1936年大學畢業后，留駐學會，協助顧頡剛編輯出版刊物。大學畢業前，他受顧頗剛之命，撰寫《中國疆域沿革史》一書，于 1937年出版，成為我國現代第一部公開問世的沿革地理專著。1948年后，歷任西北大學、西安師范學院、陜西師范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長、副校長，陜西省歷史學會第一屆會長，民進中央委員、陜西主任委員。1956年獲全國先進生產者稱號。是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史念海先生大事表

　　1912年6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陸縣。

　　1918年8月—1936年7 月，先后在平陸初中、太原高中讀書，

　　1932年8月考入北平輔仁大學歷史系學習，1936年7月畢業。

　　1936年9—1940年8 月，1936—1937年6月，在北平任禹貢學會編輯，并兼任河北通志館編纂。“七七”事變后日寇侵占北平，輾轉遷至西北;1939年3—7月任平涼師范教員，同年10月至1940年8月任察哈爾蒙旗特派員秘書(駐榆林)。

　　1940年9月—1941年8 月，在西安西北文化學社工作，編輯西北資源月刊。

　　1941年9月—1946年 12月，在重慶任國立編譯館副編審，還兼任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947年1月—1954年10月，先后擔任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代主任;

　　1948年10月調到西安，任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

　　1954年11月—2000年 3月：1954年11月，調至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78年任副校長;

　　1983年轉任唐史研究所與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

　　2000年1月改任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以及歷史文化學院名譽院長。

　　治學之路

　　史念海在北平輔仁大學歷史系讀書時，校長史學家陳垣先生親自給學生上課，課讀甚嚴。加之強鄰侵逼，國難深重的現實，促使先生發憤為民族振興、國家富強而刻苦學習，因此學業進步甚速，三年級時就把大學本科生的全部課程修完，為進行史學研究打好了基礎，由于受到清代乾嘉學派的影響，也是出于對陳垣先生的欽慕，史念海對考據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在四年級時就連續寫出了《兩唐書地理志互勘》、《西漢侯國考》等論文，受到當時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講授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程的史學家顧頡剛先生的識拔，遂經顧先生介紹加入了禹貢學會。大學畢業后又被聘為該學會的編輯。學會的活動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礎。史念海正是在禹貢學會的強烈愛國主義思想與嚴謹治學的精神熏陶下，走上了歷史地理學治學道路的。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中國疆域沿革史》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與環境氛圍中，在顧頡剛先生具體指導下，僅用一年多時間就寫成，交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文化史叢書》之一出版的。此書全面總結了中國2000多年來沿革地理學的研究成果，系統論述了上起大禹治水分州之傳說時代，下迄民國時期歷代之疆域分布與政區設置，不僅在許多問題上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而且還突破了前人所劃定的沿革地理學的范圍，在有關人口、都城等方面作了考證分析，并開了中國現代歷史地理研究的先河。至今，這本《中國疆域沿革史》仍是青年學者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必讀的入門書。特別是作者痛感時中國"邊圉不整，強寇壓境，虎視鷹瞵，直欲得我而甘心"的危殆局勢，除專設"鴉片戰后疆土之喪失"一章以引起國人注意外，還多處對歷史上抗敵守邊的民族英雄大加褒揚，并疾呼"光復舊土，還我山河，是在吾人好自為之"，愛國激情充溢于字里行間。這部中國現代最早公開問世的歷史地理專著，是史先生在學術上取得的一個顯著成績，這自然也是他遵奉師教、勤奮工作、勇于開拓的結果。

　　上下求索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史念海為避敵追捕，輾轉來到后方，先在西安之西北文化學社及陪都重慶之國立編譯館擔任編輯與副編審等職，后又進入大學從事教育工作，曾擔任遷至重慶北碚之復旦大學副教授與蘭州大學教授兼代系主任、西北大學教授等教職，并繼續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在中華民族英勇抗擊日寇侵略的嚴峻形勢面前，史先生出于更好地報效國家的心愿，開始深刻地思索如何發展歷史地理學的問題。他清醒地看到，雖然禹貢學會創立之初，就如其半月刊英文譯名所標示的那樣，包孕有建立中國歷史地理學這門現代學科的意圖(《禹貢》半月刊英譯名是"中國歷史地理半月刊")，但由于學會中大多數人原都是師承乾嘉學派，擅長考據之學，加之盧溝橋事變后日寇很快侵占華北，學會被迫中止活動，因此還遠沒完成這一任務，大多數研究工作仍然停留在沿革地理學的范圍內。沿革地理學的研究工作誠然可以為世所用，但其功效究竟有限。由此，史先生一度深感迷惘，繼之起而探索。

　　所持觀點

　　盡管當時史念海并沒有獲得如建國后那樣對歷史地理學性質、任務的明確認識，但已樹立了兩個基本觀點:一是歷史地理學不能只限于沿革地理學這樣一個部分，否則就將難以說明歷史時期的若干地理現象以及和地理有關的歷史事實;二是歷史地理學只有朝著前述方向努力才能廣泛地為世所用，也才能獲得無限的生命力。有了這樣的一些認識，史先生便開始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并試圖具體加以運用。由此就想到中國古代運河開鑿問題。由于運河既是航道，又可用于灌溉，除有利于農業生產與交通貿易外，還在軍事征戰及維系一些王朝的統一方面具有明顯作用。因此，中國歷代運河的興修，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的利用與改造，也反映了自然條件的變化對社會的反作用。鑒于如上的理解，于是史念海決定選擇運河這一課題開展研究，希圖通過探明運河變遷的原委，使開發水利有所借鑒。經過多方努力，終于撰寫成《中國的運河》一書，1944年由重慶史學書店出版發行。這本著作顯然是史先生在艱苦的條件下為推進歷史地理學的發展而上下求索的一個重大成果、既體現了史先生對中華民族神圣抗戰事業充滿必勝的信念，也寄托了一個愛國的學者期待著祖國光復后能迅速走上富強康樂大道的熱烈執著之情。該書的出版，對中國運河的研治工作影響甚大，書中一些論點和資料至今仍常為一些學者所引用。史先生感到40年前撰寫該書時西北考察，雖然認識到研究運河不能僅限于探索各條運河的沿革，也曾試圖說明事物變化的緣由及其過程和影響，但仍是由史學著眼和立論，偏重于社會和人事方面，在自然因素的分析論證方面顯得少了一些，因此決定根據當時對一些主要運河的野外考察所得，加以充實增補，交陜西人民出版社再版發行。

　　新的開拓

　　建國不久，史念海在院系調整中從西北大學調至新分建的西安師范學院(后改名為陜西師范大學)，史念海長期在歷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升為副校長。這期間，他開設了《中國歷史地理》課程，力圖建立起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理論體系。為此他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指導自己的研究工作，因而對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人為活動與環境變遷之間的辯證關系，由40年代的自發認識階段，飛躍到自覺認識階段，確認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現象和人與地的關系的學科，是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任務是不僅要弄清自然環境本身的演變過程，更要探明自然環境受人的影響而演變的過程，從而找出人、地之間相互影響的規律，為人類利用、改造自然環境提供科學依據與歷史借鑒。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一方面結合教學工作編著《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一書，一方面結合國家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需要開展科學研究。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他著重圍繞黃河流域歷史上的經濟發展問題，從農業、蠶桑、交通道路、居民聚落與經濟等多個側面，論證分析了它們的地理分布與變遷過程，揭示出黃河中下游地區自新石器時代起，直至唐朝前期，一直是全國經濟文化重心，是最主要的糧食產區。1963年他將這方面的多篇論文，匯集成冊，由摯友史學家白壽彝教授命名為《河山集》，成為中國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歷史經濟地理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