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昂為什么會死于非命?
陳子昂(約659~約700),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縣)人,字伯玉。唐代詩人,初唐詩__新人物之一。因曾任右拾遺,后世稱陳拾遺。青少年時輕財好施,慷慨任俠。24歲舉進士,以上書論政得到武則天重視,授麟臺正字。后升右拾遺,直言敢諫。曾因“逆黨”反對武后而株連下獄。在26歲、36歲時兩次從軍邊塞,對邊防頗有些遠見。
38歲(圣歷元年698)時,因父老解官回鄉,不久父死。居喪期間,權臣武三思指使射洪縣令段簡羅織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獄中。其存詩共100多首,其詩風骨崢嶸,寓意深遠,蒼勁有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組詩《感遇》38首,《薊丘覽古》7首和《登幽州臺歌》、《登澤州城北樓宴》等。
今天學習啦小編將與大家講述的歷史人物故事是:陳子昂為什么會死于非命?,以下內容僅供大家參考閱讀,快來看一下吧!
陳子昂為什么會死于非命?
陳子昂高舉改革大旗,開一代詩風,被尊為唐代詩祖,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但是,他的一生很短促,只活了42歲,便死于非命。對于他的死,歷代文人學士和史學家都很關注,然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有人認為陳子昂因其父文林郎去世,悲傷過度而死。大歷六年(771 年)趙儋代梓州刺史鮮于所撰建德碑說:“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至性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后起,柴毀滅性,天下之人莫不傷嘆。年四十有二,葬于射洪獨坐山”。碑文顯然排除了他人加害的因素。杜甫則相反,他到過陳子昂故居,后在《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詩中說:“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到射洪縣,為我一潛然。”(見《杜工部集》卷十三)對陳子昂遇害而死深信不疑。
那么,陳子昂究竟是何原因為誰所害呢?陳子昂的生前好友盧藏用在《陳氏別傳》中曾有所披露:“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已,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不能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于是遂絕。年四十二。“(轉自《陳子昂傳注》第261 頁)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出;陳子昂過分傷悲是一個因素,更主要的是受縣令段簡所逼,自絕于”輿曳就吏“之時。《舊唐書。陳子昂傳》基本上承襲了《別傳》的說法,所不同的是,改”數輿曳就吏“為”簡乃因事收系獄中,憂憤而卒。“《新唐書。陳子昂傳》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肯定說:”果死獄中“。這樣就得出一個結論:陳子昂為段簡所害,死于獄中。
陳子昂
但是,人們只要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這個結論站不住腳。因為陳子昂雖然曾被逆黨陷獄,參謀帷幕,又被貶為軍曹,但在圣歷元年(698 年)五月十四日《上蜀川安危事三條》時,恢復了“通直部行右拾遺”的身分,此后不出數月,即解官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說明是得到了武則天的許可,帶職帶薪歸鄉。既然如此,段簡一縣令,怎敢隨意加害朝廷命官?因此,南宋哲學家葉適提出了大膽懷疑,他說:“子昂名重朝廷,簡何人?猶二十萬緡為少而殺之,雖梁冀之惡不過。恐所載兩未真也。”(見《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十一《唐書》四)對這個問題,唐代文學家沈亞之是作過探討的。他曾指出:“喬(知之)死于饞,陳死于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時之情,致力克害。
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排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于非命。”(見《上九江鄭使君書》,《沈下賢文集》卷八)始將陳子昂之死同武三思聯系起來,明代文學家胡震亨對此極表贊同,他說:“嘗怪陳射供以拾遺歸里,何至為縣令所殺。后讀沈亞之《上鄭使君書》,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見《唐音癸簽》卷二十五)王運熙也推測說:“像子昂這樣持身正直堅決反對淫刑的人物,恐怕是早被武三思認作眼中釘的(前此子昂坐逆黨下獄,可能即出于武三思這類人物的陷害),只是到這時才有機會假手段簡致害罷了。”(見《陳子昂和他的作品》,附《陳子昂集》)這樣看來,上有武三思主謀,下有段簡直接加害,“果死獄中”,順理成章,所以,近年來國內文學史教材皆沿此說。
其實,陳子昂的死因,并未詮解,武三思這個“大力人”畢竟在幕后,直接下手的段簡,據《新唐書。來俊臣傳》所記,“則簡直一無氣骨人”。岑仲勉曾在《陳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跡》一文中提出懷疑:“以武后、周、來之淫威,子昂未之懼,何獨畏夫縣令段簡?……余由此推想:謂子昂家居時,如非有反抗武氏之計劃,即必有誅討武氏之文字,《別傳》所謂‘附會文法’,匣劍帷燈,饒有深意。唯如是,斯簡之敢于數輿曳就吏,子昂之何以懼,何以賄,均可釋然。及不甚其逼,遂一死謝之,“(見《輔仁學志》第一、二合期)近年出版的《陳子昂詩注》一書中,有注者彭慶生所修年譜一篇,對岑仲勉的推想不以為然,他說:“岑氏所疑極是,唯推想子昂有反抗武氏之計劃或文字,卻未免鑿空。
依當日情勢,倘子昂有此種計劃或文字,段簡必然上奏,斷無權擅自處理,而《別傳》亦不得言其’附會文法‘。”然而《學術月刊》1983年第2 期卻發表葛曉音的文章,為岑仲勉的推想作了論證,認為“陳子昂集中《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志文》可能是他招禍的直接原因”,這篇碑文中的“青龍癸未,唐歷云微”,“大運不齊,賢圣罔象”等語的”言外之意顯然是說武后不應天命,并非圣君”,“犯了武后的大忌”,“段簡抓住了這個把柄,以碑文附會律法,按大唐律法‘十惡’條中第‘六曰大不恭’,其中‘指斥乘輿’、‘無人臣之禮’都是死罪。不要說一個小小的拾遺,就是宰相也在劫難逃。”
該文為《別傳》所立“附會文法”一語作了鋪陳,但亦屬推測之言。即是依該文所論,對陳子昂的死因,仍有疑竇,諸如:陳子昂的招禍與武三思有無關系?是“果死獄中”,還是死于“輿曳就吏”之時?是“為縣令所殺”,還是“不堪其逼,遂一死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