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江蘇省無錫人。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云。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歷任燕京、北京、清華、四川、齊魯、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也曾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

　　讀書種子

　　“東南財富地，江浙文人藪”，錢穆的故鄉在江南水鄉無錫的七房橋。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后，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那年，被送到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母親寧愿忍受孤苦，也不讓孩子輟學，她說：“我當遵先夫遺志，為錢家保留幾顆讀書的種子……”于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無錫蕩口鎮果育學校，是辛亥革命前無錫開風氣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學校。學校師資力量極佳，既有深厚舊學根底的宿儒，又有從海外學成歸來具有新思想的學人。當時的體操教師是21歲的錢伯圭，曾就讀于上海南洋公學，思想激進，系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借此教誨道：“此等書以后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此番話給年僅十歲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后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后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學堂。學校首任舍監為人和藹友善，對學生循循善誘，深受大家的喜愛。后來換了新舍監陳士辛，教學生修身課，與學生相處不好。錢穆所在的四年級在年終大考前，全年級集體提議，請求校方對明年的課程作些改動，要求減去修身課，增加希臘文課等。學生公推錢穆等五人為代表與校長商談，又以集體退學相要挾，結果均為校方拒絕。錢穆作為學生代表，性格倔強，于是拒考，填退學書，自動退學。

　　在這次事件的五位代表中，除錢穆外，還有兩位后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創辦《國故》月刊的常州張壽昆;另一位是江陰的劉壽彭，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大名鼎鼎的劉半農;還有兩位分別是校長的三弟以及比錢穆低兩個年級的瞿秋白。

　　錢穆因鬧事退學，回到了七房橋老家。由于錢穆國文和歷史的成績為同學之最，年齡又是最小，所以，校長屠元博雖將他除名，但對這位年幼倔強、聰敏伶俐的學生卻很欣賞，他推薦錢穆到南京鐘英中學就讀。

　　慧眼薦才

　　世事多變，錢穆在南京鐘英中學求學不久，就爆發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錢穆被迫輟學。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雖“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但并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年十八歲，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后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實的基礎。這十年中，他在國學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來，他又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在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學教書著述，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

　　晚清以來，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大規模的西學東漸，諸子之學的研究逐漸興起。特別是“五四”前后，諸子研究蔚然成風。錢穆早年步入學術之門，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跡考辨，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這部著作對先秦諸子年代、行事及學術淵源，以及對戰國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深得學術界的好評。陳寅恪稱其“極精湛”，“自王靜安(國維)后未見此等著作”。顧頡剛則稱贊其“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當時年長錢穆一歲的顧頡剛，已是中國學術界大名鼎鼎的人物，雖與錢穆素昧平生，但讀《系年》稿后，對他的史學功底和才華大加贊賞，并說：“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

　　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1930年，因顧頡剛的鼎力相薦，才使他離開鄉間，北上燕京大學，開始任國文系講師。

　　燕京是一所教會大學，在北平各大學中，非常有名氣。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文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后，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采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筑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

　　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扎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后，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而辭職南歸。

　　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對錢仍是關愛備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給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他所作《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

　　錢穆終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觀地說，除了顧頡剛的鼎立相薦，這與文學院長胡適的首肯是分不開的。北大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大學，是錢穆心中長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進入北大讀書為憾，此次能到北大執教，自然樂于接受。

　　北胡南錢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有兩位“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啟超，一位就是胡適。錢穆在蘇州時，就曾與到蘇州中學作學術演講的胡適見過一面。當時胡適是他時時充滿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學人。錢穆對諸子學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啟發。而胡適對錢氏也“尊重有加”。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于先秦諸子事，胡適總是說可去問錢穆，不要再問他。

　　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于老子;而錢穆、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并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適對錢穆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于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系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學生們或主胡說，或贊錢說，彼此爭論不斷。有一次，贊同老子晚出之說的同學認為胡適“在老子時代問題上有成見”，胡適憤然地說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會有成見呢?”不過他的態度仍很客觀，隨后又對同學們說，“在大學里，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看哪一個更合乎真理。”

　　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并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余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臺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自己也說過，他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復引申，廣征博引，使大家驚異于其淵博，更驚異于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分道揚鑣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全面侵華。八、九月間，日軍進占北舍。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并，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十月與湯用彤、陳寅恪等人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

　　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他的《國史大綱》新義迭出，創見尤多，被定為全國大學用書而一紙風行。所以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

　　抗戰勝利后，北大的復校工作開始緊張進行。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長。當時胡適遠在美國未歸，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長之職，負責北大接收、復員和北遷事宜。當時舊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請返回北平，而錢穆卻沒有得到邀請。

　　傅斯年曾是國學大師黃侃門下的高足，也是胡適最得意的學生之一。他曾留學歐洲，被譽為史料學派的舵手，主張殷墟發掘，倡導“史學便是史料學”而名著當時。30年代，錢穆任教北大時，即與傅斯年相識。錢穆早年作為考據名家，被傅斯年視為史料考證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來問學，保持著不錯的關系。但是錢穆與他在學術觀點上又是同不勝異的。在錢穆看來，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將古代典籍拋之腦后，這做法與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樣有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聯大時期，隨著錢穆自己史學理論體系的日漸成熟，對史料考據派進行了全面批判。為此，作為學派領袖的傅斯年對錢穆的攻擊自然不會高興。北大復校，錢穆不在被邀之列，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實上，錢穆的見解與史料考據派的觀點并非絕對對立，兩種現象是可以互為補充的。然而，二人終于未能成為真正的“同志”。至此，錢穆告別了北大，與傅斯年分道揚鑣了。

　　由于錢穆早已名重學林，所以各高校爭欲聘請。他往返于各地之間，在幾個大學講學著述;1947年，家鄉的江南大學正式成立，應榮德生先生之邀,出任江南大學首任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一職。

　　錢穆精神

　　1949年，國共兩黨經過四年內戰，勝負即將分曉的前夕，錢穆托言春假旅行，不攜書稿，只身南下廣州;秋季，又隨廣州華僑大學一同移遷香港。錢穆作為一名將中國傳統文化奉為圭臬的儒者，對于發源蘇俄的馬列主義理論極為排斥，因此遠走他鄉。但同時，他對國家仍抱有深沉的愛，他所熱愛的，是那個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國，而非此一新國。

　　因此，錢穆到達香港后，即創辦新亞書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學)，收留戰亂流離的學生。錢穆秉承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經世救國的抱負，他坦言：

　　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彷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臺灣來;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

　　余英時曾是新亞書院早期的學生，他目睹了錢師當年創辦新亞的艱辛與不易，更是對老師充滿了敬重。在余英時的記憶中，永遠留下了這樣一幕：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錢穆)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么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錢穆這種精神的傳播已不僅僅限于香港，更是遠播至美國、歐洲等地，先后在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講課和講演。在耶魯大學講課結束時被授予該校名譽博士學位。后又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丁龍講座”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后，他應邀去英國訪問，參觀了牛津、劍橋大學。從英國到法國、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因而，錢穆精神由錢穆的門下弟子更為發揚光大。

　　錢穆魂歸故里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聯合、新亞三書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錢穆早就打算從行政職務中擺脫出來。新亞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有一定規模，且加入中文大學。錢穆乃向董事會提出辭呈，未獲通過，次年再度請辭，董事會建議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來，在繁忙的行政事務之余，他還出版了《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孔子與春秋》、《論語新解》等著作。至此再潛沉書齋，埋首研讀。

　　1964年休假后移居鄉村小樓，開始計劃寫《朱子新學案》。1965年夏，錢穆曾赴馬來亞大學講學，余暇專攻朱子。次年2月返回香港。1967年10月定居臺北，先住金山街，翌年7月遷至雙溪蔣中正所贈庭園小樓。因錢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書堂側，故以“素書樓”名新居，新居的庭院里，還特意種植了家鄉的植物：蘇州紫竹。在此期間，錢先生以最高票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錢先生用七年時間完成巨著《朱子新學案》。此書得到哈佛資金協助。此書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作者不僅深入論述了朱熹學術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統梳理了朱子思想資料，夾敘夾議，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國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歷史地位，同時連帶地解決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來學術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疑而未決的一些重要問題。如在哲學上的理氣論與心性論是一大問題，錢穆用理氣一體渾成的道理解決了學者對理氣二元或一元的爭論，也用心性一體兩分的道理，打破了思想史界關于程朱與陸王的門戶之見。在學術上，他再現了朱熹作為百科全書式人物的形象。在治學方法上，義理與考據孰輕孰重也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之一，他用“考據正所以發明義理，而義理亦必證之考據”的方法克服治學方法上的偏頗。《學案》是他研究理學的重要著作。國際漢學批評家楊聯升讀《學案》后，贊嘆不止，說錢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無能出其右者”。

　　錢先生完成《學案》以后，應張其昀之約，任中國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每周兩小時，學生到他家聽課。又應蔣復璁之約，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院在素書樓對面。院為錢辟一研究室，錢在此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理學諸集，并撰寫專論。此期間撰著出版了《中國史學名著》、《雙溪獨語》、《孔子傳》、《理學六家詩抄》等。此期間錢氏將六十年來主要學術論文匯總，保持原貌，略作改訂，編成《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共八冊。此外，他關于學術思想方面的論著匯集還有《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中國學術通義》等。其它關于中國文化的論文或講演集有：《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精神》、《民族與文化》、《中國文化叢談》、《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歷史與文化論叢》等。關于文學方面有《中國文學講演集》等。

　　錢穆居雙溪時，曾先后兩次去日本、韓國訪問，又數度去香港作講演。他80歲時，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寫成《八十憶雙親》，緬懷父母養育、教誨之恩及兄長扶掖、幫帶之情，透露出對大陸親人的眷懷與思念。后又寫《師友雜憶》一書，對他的師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實的回顧。1977年，錢穆83歲，冬天胃痛甚劇，次春患黃斑變性癥，雙目失明。時新亞書院創設錢穆講座，金耀基院長懇請他作首次主講人。錢先生的講演題為《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1980年夏，錢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與闊別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陸的三子(拙、行、遜)一女(輝)相見。次年再到香港與長女(易)長侄(偉長)相見。1984年，錢穆90歲，在港門人舉行壽慶活動，先生得以與二子、二女及孫(松)孫女(婉約)團聚了一個月，享受天倫之樂。1986年，92歲生辰，在素書樓講最后一課，告別杏壇，最后對學生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先生晚年目盲，展紙落筆，亦僅偶有疊字。賴夫人查閱舊籍，引述成語。稿成后，請夫人誦讀，口授訂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學盲言》就是這樣誕生的。夫人對先生悉心照料，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臨終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記錄整理而成的，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最終信念。他對儒家“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命題“專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終“徹悟”而感到“快慰”。這是他的晚年定論和臨終遺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

　　然而，1990年6月1日，錢穆先生不滿當時身為立法委員的陳水扁與臺北市議員周伯倫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歲高齡之身毅然搬離素書樓，卻因此心情不暢，在生命最后的3個月，素書樓庭園內的樹木始終縈繞在他的腦際，清晨，他總是望著窗外問夫人：“樹呢?大樹怎么不見了?”，令人感嘆。當時中央日報刊文指錢穆搬出“素書樓”，是“國家和社會不尊重知識分子”(裴普賢語)。陳水扁執政后，曾向錢夫人道歉，并將素書樓改錢穆先生紀念館。錢夫人曾慨嘆道：“寧為死人辦紀念館，也不給活人住!”

　　錢穆，這位為弘揚中國文化奮斗終身的一代國學大師，于1990年8月30日晨在臺北寓所平靜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歲。他沒有去西方____所幻想的天國，也沒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盤彼岸，而是魂歸于祖國母親溫暖的沃土中。1991年1月，錢夫人捧先生靈灰歸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錢夫人及二三門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萬言之《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思想學術，乙編：文史學術，丙編：文化論述)五十四巨冊，1994年-1997年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