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經注》看似為《水經》之注，實則以《水經》為綱，詳細記載了一千多條大小河流及有關的歷史遺跡、人物掌故、神話傳說等，是中國古代最全面、最系統的綜合性地理著作。那么水經注是誰寫的?

　　酈道元(466或472--527)北魏地理學家，散文家。字善長。范陽(今河北涿縣)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他也先后在平城(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市)和洛陽擔任過御史等中央官吏，并且多次出任地方官。自幼好學，博覽群書，并且愛好游覽，足跡遍及河南、山東、山西、河北、安徽、江蘇、內蒙古等地，每到一地，都留心勘察水流地勢，探溯源頭，并且閱讀了大量地理著作，積累了豐富的地理知識。他認為，地理現象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經過歷代的更迭，城邑的興衰，河道的變遷和山川名稱的更易，地理著作必須不斷充實完善。他參閱了437種書籍，通過自己的實際考察，終于完成了《水經注》這一地理巨著。

　　本書共四十卷，記述了1.252條河流的發源地點、流經地區、支渠分布、古河道變遷等情況，同時還記載了大量農田水利建設工程資料，以及城郭、風俗、土產、人物等。《水經注》不僅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學價值的地理巨著，而且也是一部頗具特色的山水游記。酈道元以飽滿的熱情，深厚的文筆，形象、生動地描述了祖國的壯麗山川。他為官“執法情刻”、“素有嚴猛之稱”，頗遭皇族、豪強忌恨。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汝南王元悅乘雍州刺吏蕭寶夤企圖反叛之機，慫恿朝廷派酈道元去作關右大使。途中，蕭寶夤派人把他和他弟弟道峻及兩個兒子一同殺害。

　　早期在平城(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和洛陽擔任中央官員，并且多次出任地方官。一生足跡遍及中國北方。他為官“執法情刻”、“素有嚴猛之稱”，得罪不少皇族、豪強，在東荊州刺史任上，威猛為治，被百姓上告，因而免官。在京期間專心撰寫《水經注》。

　　北魏汝南王元悅是男同性戀者，其得寵的男寵丘念因弄權縱恣被酈道元逮捕，元悅找靈太后懇求特赦，酈道元干脆趕在圣旨到達前處死了丘念。自此元悅與酈道元結下深仇。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元悅乘雍州刺史蕭寶夤企圖反叛之機，慫恿朝廷派酈道元去作關右大使。蕭寶夤果然反叛，派人把酈道元和弟弟酈道峻及其二子在陰盤(今陜西省臨潼縣東)驛亭一同殺害。魏收修撰《魏書》，將酈道元列入〈酷吏傳〉。

　　酈道元一生勤于讀書和著述，《魏書》卷八十九說：“道元好學，歷覽奇書”，代表作有《水經注》。道元寫景文字，遣詞精當，“詞組只字，妙絕古今”。歷來研究《水經注》稱“酈學”。唐代李白、杜甫的詩，都吸收了《水經注》的藝術滋養，柳宗元的《永州八記》文章實脫胎于《水經注》。宋朝蘇軾說：“嗟我樂何深，水經也屢讀。”張岱說：“古人記山水，太上有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時則袁中郎。”劉熙載亦云：“酈道元敘山水，峻潔層深，奄有楚辭《山鬼》、《招隱士》勝境。柳州游記，此先導也”日本地理學家米倉二郎稱酈道元為“中世紀全世界最偉大的地理學家”。

　　著作另有《本志》、《七聘》，均已失傳。

　　影響價值

　　《水經注》對于中國地理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和世界地理學史上有重要地位。《水經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寫，還被作為文學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評價。書中的缺點也有：他因為是北朝人，所以南方水系的記錄有些簡單，其中還有些差錯。[2]當然，如此宏富的巨作，受到當時時代和條件的限制，難免存在不少錯誤。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即已明確指出其黃河河源問題上的“紕繆”。另外由于他不可能到邊遠地區和南方進行實地調查，這方面錯誤也較多些。有些地方的引書也不盡可信等等，但這些并不損害全書價值。

　　《水經注》原有40卷，宋初已缺5卷，后人將其所余35卷，重新編定成40卷。由于迭經傳抄翻刻，錯簡奪偽十分嚴重，有些章節甚至難以辨讀。明清時不少學者為研究《水經注》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訂正了經注混淆500余處，使經注基本恢復了原來面貌。有的做了不少輯佚工作，更多的是做了校勘注疏工作，清末著名學者楊守敬與其弟子熊會貞用了畢生精力撰寫了《水經注疏》和編繪了古今對照、朱墨套印的《水經注圖》，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有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的《水經注疏》，為今后研究利用《水經注》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