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嗎?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國民黨改組的完成和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以后，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發展，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一起來看看小編給大家精心準備的資料，歡迎閱讀!

　　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4年1月20日 (農歷臘月十五)，第一次國共合作(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孫中山手批國民黨各地執行部所轄范圍，以及擬派各地組建地方執行部的中央執委、候補中執委和預算委員會名單。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和具體幫助下，以解決改組問題為中心內容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這次會議代表總額196人，到會165人。代表中一半由各省黨部選舉產生，一半由孫中山指定。其中共產黨員約占40%。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林伯渠、譚平山、王燼美、李維漢等人都以個人身份出席了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

　　孫中山以身份擔任主席并致開幕詞，他說：“此次國民黨改組，有兩件事：第一件，改組國民黨，第二件，就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在這次大會上，孫中山總結了歷次革命的經驗教訓，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承認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在孫中山主持下，大會通過了有中國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這個宣言，總結了過去革命斗爭的經驗，批評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立憲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以及商人政府派等各種錯誤的、反動的主張;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號，規定了民主革命的基本綱領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為目標。從而把舊“三民主義”重新解釋為革命的新“三民主義”。為了使國民黨員普遍地了解新的革命理論，并向全國人民進行宣傳，大會期間，孫中山開始系統地講解“三民主義”。把舊“三民主義”發展成新“三民主義”，這是孫中山的一個偉大歷史功績，也是他適應歷史發展潮流的偉大革命精神的表現。在歷經革命失敗的痛苦之后，孫中山終于找到了拯救中國的道路。他認識到，革命要成功，就必須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喚起民眾、扶助農工;必須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和人民;必須打倒帝國主義，鏟除封建軍閥的統治。

　　這次大會還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章程》、《組織國民黨政府之必要案》等決議案。選舉產生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推舉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戴季陶、李大釗、鄒魯等24人為中央執行委員，邵元沖、林伯渠、瞿秋白、張國燾等17人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國民黨經過這次改組，實際上已經成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

　　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中華民族處于危亡關頭。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實行不抵抗政策，繼續對紅軍進行反革命圍剿。為了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和圍剿，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的旗幟，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1935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第一次比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思想。

　　1935年10月，紅軍經過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到達陜北。當時三支主力紅軍會合時，兵力已不足3萬人，卻被十多萬國民黨軍包圍，形勢十分險惡，處境非常困難。紅軍在陜北剛剛站穩腳跟，馬上就召開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著名的瓦窯堡會議。這次會議，批判了黨內的關門主義錯誤，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次年8、9月份，中共中央根據形勢的進一步變化，又發出致國民黨書和《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明確提出第二次國共合作，組成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并把“抗日反蔣”口號改為“逼蔣抗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擴張到華北以至全中國，觸犯了英美在華的利益，國民黨內親英美派蔣介石集團也被迫對其政策作出調整，對正在進行中的中日外交談判采取了比較強硬的態度;同時調整了對蘇聯的政策。1932年12月恢復了中蘇邦交。與此相聯系，蔣介石在1935年11月又提出“打通與共產黨的關系”，派孔祥熙、陳立夫等同蘇聯大使秘密談判，要求蘇聯作他和中共之間的中間人。蘇方認為不需要中間人，可與中共談判。這樣，從1936年初開始，國共兩黨間打破長期對立的僵局，通過多種渠道，進行秘密接觸。但這時的國民黨只是想借“合作抗日”，達到“招撫”共產黨和“收編”紅軍的目的。蔣介石仍沒有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因此一面談判，一面繼續進行“剿共”。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作出的一個英明的重大戰略決策。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中共首先同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聯絡談判。

　　紅軍對東北軍采取了團結和幫助的政策，將俘虜的東北軍619團團長高福源放回去做爭取張學良的工作。高福源在統一戰線政策感召下，自愿承擔起促成紅軍與東北軍合作的重大使命。1936年1月初，高福源從蘇區回到東北軍后，溝通了紅軍與東北軍的聯系。此后，中國共產黨又先后派李克農和劉鼎與張學良、王以哲等人進行聯絡。1936年4月，應張學良的邀請，周恩來在延安與張學良進行會談，雙方就停止內戰等問題達成了初步協議，并簽訂了停戰協定。在做東北軍工作的同時，爭取楊虎城的工作也通過三條線積極進行：一條是北方局的地下黨，一條是中央直接派人去西北軍，再一條是共產國際，并最終使楊虎城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1936年9月26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46人以紅軍將領的名義，聯名寫信給國民黨在西北的高級將領，提出紅軍誓與東北軍、西北軍合作到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公布的關于“西安事變”真相的材料也表明，張學良當時通過與中國共產黨的接觸，特別是從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逐步堅定了與紅軍聯合抗日的決心。到1936年秋，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終于在西北地區形成了“三位一體”的局面。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飛抵西安，督促張、楊進攻紅軍，張、楊在對其勸說無效的情況下，出于民族大義，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對蔣實行兵諫，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后，國內外局勢異常復雜，如何處理事變成為決定時局走向的樞紐。黨內也有不同認識，起初許多人提出殺蔣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從國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發，提出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并委派周恩來為中共代表，以第三者的身份，赴西安進行斡旋，迫使蔣介石作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承諾。“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國共兩黨間長達10年之久的內戰基本停下來，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創造了前提條件，成為時局的根本轉折點。

　　1937年2月9日至9月下旬，國共兩黨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廬山和南京等地進行了6次談判。經過7個多月的反復商談，國民黨終于同意將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3個師，共計4.5萬人，在3個師之上設總指揮部，由朱德和彭德懷分別擔任正副總指揮;并承認陜甘寧邊區政府。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

　　歷史上的國共合作是怎么形成的

　　第一次國共合作：打倒列強，除軍閥，實現國家統一

　　20世紀初，中華民族災難深重。在近代中國歷史上，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是以救國救民為己任而誕生的革命政黨。1920年代，中國社會面臨軍閥混戰的局面，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人，欲從廣東北伐，實現國家統一，卻陷入了內部分裂、組織渙散的狀態。當時，蘇聯基于其地緣政治利益，愿意支援中國革命。1922年8月，孫中山在上海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會晤，馬林建議讓革命意志堅定的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幫助工作。孫中山接受了這一建議，不久派出蔣介石及共產黨人張太雷等赴蘇聯考察學習。

　　起初，中共中央不以馬林的建議為然，認為與國民黨還是通過“黨外合作”，關系比較好處理，后來經過爭論，才同意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案。因為中共那時隸屬于共產國際，是它的一個支部。1923年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出的《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認為，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是必要的。這就等于批準了“國共合作”。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以俄為師，進行改組工作。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共全體黨員加入了國民黨。在國民黨“一大”上，中國共產黨中有十人被選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一大”后，國民黨在全國開展組黨和設立黨部的工作，中共于此出力甚多，這樣不到三年，國民黨黨員就發展到號稱百萬的規模。國共合作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在蘇聯幫助下成立黃埔軍官學校，創建黨軍。黃埔學生軍取得了東征勝利，鞏固了廣東根據地。期間，中共還發揮其善于做民眾和宣傳工作的優勢，接連發動五卅運動、省港工人大罷工及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很快形成了“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高潮，使北伐順利出師，節節勝利。

　　但是，第一次國共合作雖使國民革命大發展，卻在國民黨內部任誰都看得明白“最能奮斗的是共產青年”，于是“以兩黨黨員混合革命，小黨勝于大黨為憂”(蔣介石語)的防范、排斥之心日增。特別是孫中山逝世后，一些“聯共”政策的反對派陸續抬頭。鑒于國共關系錯綜復雜，中共黨員紛紛要求改變“黨內合作”方式，卻被蘇聯顧問鮑羅廷壓下。鮑認為，中共要以大局為重，忍耐求和，等北伐取得徹底勝利，再來檢討、解決國共合作的方式問題。進入1927年以后，隨著北伐軍攻占長江流域，國民黨分裂成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和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中共受到寧漢雙方的忌恨與猜疑，形勢愈加險惡。4月12日，蔣介石發動清黨，大肆捕殺共產黨員。7月15日，汪精衛決定“分共”。國共合作徹底破裂。

　　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原因可以列出多端，如共產國際不諳中國國情的錯誤指揮，套用別國經驗搞“黨內合作”;不適時地要求中共開展土地革命，人為制造了兩黨之間的不少矛盾;中共政治經驗不足，工農運動出現“過火”，導致北伐陣營內部的不滿;蔣介石搬來“革命是非專政不行的，一定要一個主義，一個黨來專政”的主張，不允許黨內有黨等等。然而更加根本的是當時人們無法跳出傳統中國“打天下坐天下”的政治規則。后來，毛澤東總結說，中國人民沒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權利。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這是拿血換來的經驗。

　　沒有第二次國共合作，就不可能有1945年抗日戰爭的勝利

　　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1935年8月，中共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吁國內各黨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中共派周恩來等赴西安，促使事件和平解決，并向蔣介石提出聯共抗日等項條件。次年2月，中共中央又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嗣后，國共雙方就合作問題進行了近半年的談判。由于國民黨方面堅持取消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取消紅軍及根據地等主張，雙方難以談攏。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7月15日，中共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蔣介石。《宣言》提出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項基本要求，重申“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愿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斗”等四項保證。17日，蔣介石發表了準備抗戰的談話，當天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在廬山與蔣介石繼續談判。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8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與此同時，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同蔣介石等就發表中共宣言和改編紅軍問題，在南京舉行談判。國民黨方面終于同意將在陜北的中共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紅軍正式改編為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10月間，又將在南方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開赴華中抗日前線。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實際上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至此，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

　　在抗日戰爭中，按照國共商定的對日作戰戰略分工，中共以其善打游擊戰、運動戰的所長，深入淪陷區，開辟敵后戰場;國民黨則在正面戰場迎擊日軍進攻。期間，兩黨之間雖有摩擦，甚至發生過陰謀消滅新四軍的“皖南事變”，但在日本侵華的民族大敵面前，國共都浴血抗戰，英勇犧牲，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可以說，沒有第二次國共合作，就不可能有1945年抗日戰爭的勝利。

　　抗戰結束后，國民黨違背人民意愿發動內戰，結果敗退臺灣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結束后，中國社會人心的最大愿景是和平建國，可以說這也是國共兩黨面臨的順應民意的共同目標。起初，蔣介石同意開政協會議，也支持國方代表與共產黨等其他政治力量協商制憲。可是，國民黨內“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根深蒂固。既然不愿與他人分坐天下，那就必須用武力來剪滅異己，國民黨內主戰派十分猖獗。其實，“打天下坐天下”思想也是蔣氏自己加以販賣的。1944年他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批了共產主義，又批自由主義，反復強調的只有一條：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

　　與國民黨比起來，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準確把握了當時中國的社會人心，并且滿足了人民大眾的所欲所求。新民主主義的主張是：在政治上，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在經濟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在文化上，建設為民主政治和民族資本主義新經濟服務的新文化。進而，中共把“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又以反專制主義為第一”(毛澤東語)作為自己的斗爭方針，在國內外輿論界占得了十分有利的位置。

　　與中共比起來，國民黨對社會民意的判斷與把握發生了錯誤，從而發動了內戰。內戰爆發后不久，“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席卷各地，“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響徹全國，國民黨最終完全失掉了民心，也失掉了在大陸的政權，退守臺灣。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國共兩黨一定能夠為共圓中國夢做出更大貢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中共成為執政黨。站在中華民族利益的高度，中共領導人希望國共能夠進行第三次合作。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國共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合作”。接著，曾經通過章士釗、曹聚仁等人與國民黨方面接觸，商談合作的事。1979年，鄧小平說:“現在可以提第三次國共合作。”1983年他再次提出:“我們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但是在一段時間里，國民黨領導人蔣經國卻堅持與共產黨“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進入1980年代，改革開放使大陸億萬民眾迅速脫貧致富，社會政治邁向民主與法制的軌道。這給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臺獨”的國民黨領導人蔣經國以促進。1987年11月，臺灣當局終于開放了島內部分居民赴大陸探親。1995年1月，中共中央江澤民發表了《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的重要講話，對發展兩岸關系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胡錦濤與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穿越近60載政治風雨，終于實現了歷史性會晤，并建立起兩黨的交流平臺。2008年，馬英九成為臺灣地區領導人后，兩岸關系大步邁進。“三通”的實現，使雙方人員往來年突破700萬人次。《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和施行，促進了兩岸經濟一體化。

　　2013年2月，中共中央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強調：希望臺灣同大陸一道發展，兩岸同胞共同來圓中國夢。今年2月18日，再次會見了連戰，他強調：希望兩岸雙方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順勢而為，齊心協力，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兩岸民眾，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他說：“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相信“兩岸中國人有智慧找出解決問題的鑰匙來”。可以預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國共兩黨一定能夠為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