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是中國戰國時期各國改革中最徹底的改革，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斗力不斷加強，發展成為戰國后期最富強的封建國家。一起來看看小編給大家精心準備的資料，歡迎閱讀!

　　戰國時期的歷史事件之：商鞅變法 (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

　　戰國時期秦國的秦孝公即位以后，決心圖強改革，便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并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為左庶長，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兩次實行以“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斗，實行連坐之法”為主要內容的變法。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斗力不斷加強，發展成為戰國后期最富強的封建國家。

　　1. 背景

　　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的過渡時期，在這一時期，鐵制農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廣，導致奴隸主的土地國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農民兩大對立的階級的產生。

　　新興軍功地主階級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要求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利，從而引起了社會秩序的變動。因此，紛紛要求在政治上進行改革，發展封建經濟，建立地主階級統治。各國紛紛掀起變法運動，如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等。

　　戰國初期，秦國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產生和賦稅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落后于齊、楚、燕、趙、魏、韓六個大國。為了增強秦國實力，在諸侯國的爭霸中處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別國吞并，秦孝公引進人才，變法圖強。

　　2. 經過

　　2.1 醞釀變法

　　(1)舌戰群儒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國國內進行變法，又害怕國人議論紛紛，所以猶豫不決。秦孝公召開朝會命臣工商議此事。

　　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語出《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商君列傳》)。這是以歷史進化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復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了輿論準備。

　　(2)立木為信

　　商鞅變法的法令已經準備就緒，但沒有公布。他擔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國都集市的南門外豎起一根三丈高的木頭。

　　告示：有誰能把這根木條搬到集市北門，就給他十兩黃金。百姓們感到奇怪，沒有人敢來搬動。商鞅又出示布告說：“有能搬動的給他五十斤金(古時的“金”實際為黃銅)。”有個人壯著膽子把木頭搬到了集市北門，商鞅立刻命令給他五十兩黃金(黃銅)。

　　2.2 施展變法

　　(1)頒布墾草令

　　主條目：墾草令

　　變法之爭結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頒布《墾草令》，作為全面變法的序幕。

　　其主要內容有：刺激農業生產、抑制商業發展、重塑社會價值觀，提高農業的社會認知度、削弱貴族、官吏的特權，讓國內貴族加入到農業生產中、實行統一的稅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第一次變法

　　主條目：商鞅變法

　　《墾草令》在秦國成功實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在秦國國內實行第一次變法。

　　其主要內容有：

　　(一)頒布實行魏國李悝的《法經》，增加連坐法 法律， 輕罪用重刑;

　　(二)廢除舊世卿世祿制， 獎勵軍功，禁止私斗，頒布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規定，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并且限制商人經營的范圍，重征商稅。

　　(四)焚燒儒家經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強制推行個體小家庭制度。擴大了國家賦稅和兵徭役來源，為秦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次變法

　　咸陽(今陜西省咸陽市東北)位于關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臨渭河，順渭河而下可直入黃河，終南山與渭河之間可直通函谷關。為便于向函谷關以東發展，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調士卒，按照魯國、衛國的國都規模修筑冀闕宮廷，營造新都，并于次年將國都從櫟陽(今陜西省渭南市富平縣東南)遷至咸陽，同時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進行第二次變法。

　　其主要內容有：

　　(一)廢除貴族的井田制， “開阡陌封疆”，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

　　(二)普遍推行縣制，設置縣一級官僚機構;“集小都鄉邑聚為縣”，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廢除分封制，“凡三十一縣” ，縣設縣令以主縣政，設縣丞以輔佐縣令，設縣尉以掌管軍事。縣下轄若干都、鄉、邑、聚。

　　(三)遷都咸陽，修建宮殿;

　　(四)統一度量衡制，頒布度量衡的標準器;

　　(五)編訂戶口，五家為伍，十家為什，規定居民要登記各人戶籍，開始按戶按人口征收軍賦;

　　(六)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規定凡一戶之中有兩個以上兒子到立戶年齡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戶口稅。 這是對第一次變法中“異子之科”法令的補充，也是對社會風俗的規范。

　　3. 結果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舊制度被徹底廢除，封建經濟得到了發展，秦國逐漸成為戰國七雄中實力最強的國家，為后來秦王朝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繼位。變法侵犯了貴族們的利益，因之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商鞅失去變法的強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難辯，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軍追捕中斃命，只落得個“車裂”的下場。[19] 但變法得以繼續實行下去。

　　4. 影響

　　商鞅變法是中國古代一次成功的變革記為新發，他讓秦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并且為以后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而且確定了法治的思想。

　　商鞅吸取了李悝、吳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國實行變法的經驗，結合秦國的具體情況，對法家政策作了進一步發展，后來居上，變法取得了較大的成效。他進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擴大了畝制，重農抑商，獎勵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生產，鼓勵墾荒，這就促進了秦國小農經濟的發展。他普遍推行了縣制，制定了法律，統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權的君主政權。他禁止私斗，獎勵軍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這有利于加強軍隊戰斗力。他打擊反對變法的舊貴族，并且“燔《詩》《書》而明法令”，使變法令得以貫徹執行。由于這一切，秦國很快富強起來，奠定了此后秦統一全中國的基礎。正如漢代王充所說的：“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論衡·書解篇》)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經濟上，改變了舊有的生產關系，廢井田開阡陌，從根本上確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擊并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使封建國家機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權制度的建設從此開始;軍事上，獎勵軍功，達到了強兵的目的，極大的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發展成為戰國后期最強大的封建國家，為秦的下一步的戰略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商鞅變法對此后秦國以及秦代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云夢出土的《秦律》就是在這個變法的基礎上修訂、補充、累積而成。《秦律》也多處講到連坐法，例如戶籍登記有隱匿或不實，不但鄉官要受罰，同“伍”的也要每戶罰一盾，“皆遷之”(即罰戍邊)。《秦律》也把鎮壓“盜賊”放在首要地位，并對輕罪用重刑。例如盜取一錢到二百二十錢的要“遷之”，盜取二百二十錢以上和六百六十錢以上要分別罰作刑徒，盜牛者要罰作刑徒，盜羊或豬的也有相當的懲處，甚至偷采別人桑葉不滿一錢的也要“貲徭三旬”(即罰處徭役三十天)。對五人以上的“群盜”則追捕處罰更嚴。同時《秦律》還有許多對各種逃亡者追捕處罰的規定。

　　5. 評價

　　改革必然要觸及既得利益，必然會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對。歷史上任何一次變法維新，都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的重新選擇，而且是一種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這也便是改革會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5.1 進步之處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后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2 局限之處

　　但是商鞅變法中輕視教化，鼓吹輕罪重罰，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廣大人民所受的剝削與壓迫，在一定程度上給廣大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并未與舊的制度、文化、習俗徹底劃清界限。“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輕視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顯的歷史局限。

　　6. 歷史故事

　　商鞅(約前390年—前338年)，衛國(今河南安陽市一帶)人，戰國時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后裔，公孫氏，故稱為衛鞅，又稱公孫鞅，后封于商，后人稱之商鞅。在位執政十九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

　　商鞅年輕時好刑名之學，在魏相公叔痤門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痤臨終前將其推薦給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聞秦孝公下令求賢，發憤圖強，乃離魏去秦，以變法強國之術說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龍、杜摯等大臣對變法并不贊成，他們制造輿論，以為“智者不變法而治”，“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孝公不為所動，仍以商鞅為左庶長，下令變法。

　　變法令下達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門者賞十金，但無人響應。他又將賞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應募，即獲得五十金,以此來取信于民。當時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師傅公子虔、公孫賈。《戰國策》對此事的評論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商鞅執法敢于不避貴勢，在秦國震動頗大，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幾年后，秦國百姓家給人足，臣民勇于公戰而怯于私斗，故國勢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為大良造。兩年后，秦從雍(今陜西鳳翔)遷都咸陽，并第二次下變法令。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國富強。周天子和諸侯派人向秦祝賀。次年，秦乘魏在馬陵之戰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昂率軍拒之，商鞅用詐謀虜取昂而破其軍，魏割河西(今陜西東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戰功受封于、商(今陜西商縣、河南西峽一帶)十五邑，號稱商君。

　　商鞅相秦期間，商鞅因執法較嚴引起秦貴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太子秦惠王立。公子虔之徒為報夙怨，告商鞅有謀反企圖，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國，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計而喪師，故拒不接納。商鞅不得已而歸秦，乃與其徒屬發邑兵攻鄭(今陜西華縣)，兵敗被俘。惠王車裂商鞅，并滅其族。

　　商鞅為適應社會政治經濟變革的要求，從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論點出發，強調教育改革，認為治理國家的根本是重農戰，要富國強兵就必須進行法制宣傳，培養法治人才。商鞅抨擊了提倡以詩、書、禮、樂為教育內容的儒家，主張“燔詩書而明法令”，要用鼓勵耕戰為內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認為法治是德治的基礎，法令必須“明白易知”;應以法官為師，給民眾解釋法令，使“萬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為宣傳法制和培養法治人才的工具。 商鞅著有《商君書》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