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中國歷史上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提出了以法治國。法是通過具體的刑名賞罰來實現的。下面小編給大家詳細介紹一下法家，讓大家知道法家的歷史，希望大家喜歡。

　　法家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干授予官職。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件的所有權。「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爭的勝利。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集法家大乘，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指的是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代表人物：

　　韓非

　　韓非，姓韓名非，戰國末年的韓國(今河南鄭州新鄭市)人，出身于貴族，為韓國的公子，生年與血親已不可考，卒于公元前233年。韓非口吃，不善於言說，而好著書。韓非與李斯為同學，同師事於荀子。

　　韓非見當時韓國勢弱，曾數諫韓王，但韓王不聽。韓非痛恨治國不修明法治，不實行富國強兵，而重用那些沒有實際經驗好發空論的人。於是他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余萬言，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書成后傳至秦國，秦王讀后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韓非的著作得到了秦始皇的稱贊。

　　秦國攻韓，韓王本來不用韓非，待秦進攻甚急，韓王於是委派韓非出使秦國。秦王見到了韓非很為喜悅，但亦未信用。李斯認為，韓非為韓國的公子，終為韓而不為秦，因此向秦王建議，既然不用韓非，不如誅之，以免后患。秦王以為然，下令治非。李斯則暗中差人送韓非毒藥，使自殺。韓非懷才而不遇，終為自己的同學所殺。

　　商鞅

　　商鞅(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38年)，姓公孫，名鞅，衛國(今河南安陽市)人，秦孝公時封于商邑，故名商鞅，號為商君。商鞅為衛國庶出公子，故亦稱為衛鞅。商鞅先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而未得重用，向魏惠王推薦商鞅。商鞅未被惠王納用，待公叔痤去世后，聞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於是商鞅西入秦。

　　商鞅入秦后，秦孝公前后四次接見他。孝公不欲仁政德治的儒家之道，而信霸道，與商鞅的法家思想相合，并在秦國推行最為徹底的變法運動。

　　商鞅在秦國前后實行了兩次變法，比較徹底地廢除了舊制度，實行了新制度，使得秦國很快強盛起來，成為戰國時期第一等強國。其后，商鞅本人卻遭到貴族保守派的誣陷，被處以車裂極刑。

　　歷史局限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但在封建專制社會，一切用法來衡量和判斷，是很難做到的。那些權貴是不會甘心受法律約束的，所以法家代表人物，如楚國的吳起、秦國的商鞅，最后都為變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法、術、勢三者緊密結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所倡導，韓非明確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法律高于權力，法律至上是現代法治的重要內容。法律對權力的控制，是現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法家的目標是富國強兵，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法家認為是農戰，但法家認識到“民之內事，莫苦于農，民之外事，莫難于戰”。農事之苦，戰事之難是推行農戰的極大障礙，然后利用賞罰的手段，民才有可能從令如流，克已之難，以赴耕戰，只有人民努力耕戰，國家才會強盛。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法家的“強國強民”理論上，體現了國家與人民的權利義務界限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法家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人民的利益，這是法家理論的一個危機。如果當人民貧弱到不能生存時，他們就不會再抑儀國家的食祿，而會起來奪食，屆時任何賞罰都將失去作用，國家強盛將不復存在。這個簡單的對立統一規律法家沒有認識到。

　　法家思想主張亂世用重刑，亂世用重刑是法家法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其理論價值彰顯了法家思想家們實現富國強兵的愿望。法家的重刑思想源于春秋時期子產“寬猛并用，以猛為主”的思想。以重刑打擊守舊勢力，維護法制。法家人物當中，商鞅和韓非在其各自著作中都不吝其辭、極力贊美亂世用重刑，并提出系統的重刑主義理論。

　　法家使用重刑的基本的思路是：“以刑去刑”。法家重刑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確保讓犯罪人必然遭受重刑。這也就是商鞅在《商君書·賞刑》所要求的“刑重而必得”，韓非在《韓非子·奸劫軾臣》所說的“誅重而必”。為什么一定要“必”得、“必”誅呢?因為是否必罰是刑罰能否發揮禁奸止過作用的重要條件，是使臣民選擇不犯罪道路的重要條件。韓非認為，“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犯罪而不‘必得’，就會出現像《商君書·算地》“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從而助長小人的“僥幸”心理。既然犯罪不一定受罰，卻一定得利，按照權衡利弊的邏輯，人們自然會為得利而去犯罪。誠如《韓非子·八說》中：“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誅”，人們權衡的結果才是為犯罪害大于利，才會做出不犯罪的選擇，重刑才能真正發揮禁奸止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