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是云南特有民族，現有人口1660932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玉溪市、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普洱市、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紅河、瀾滄江沿岸和無量山、哀牢山地帶。哈尼族主要從事農業(yè)，他們勤勞勇敢，善于開墾梯田。下面是少數民族哈尼族的歷史介紹。

　　歷史沿革

　　哈尼族擁有悠久的歷史，與彝族、拉祜族等同源于古代羌族。古代的羌族原游牧于青藏高原。公元前384至前362年間，秦朝勢力迅速擴張，進行大規(guī)模征服鄰近部落的活動，居住于青藏高原的古羌人游牧群體受到攻擊，流散遷徙，并出現若干羌人演變的名號。“和夷”就是古羌人南遷部族的一個分支，當他們定居于大渡河畔之后，為適應當地平壩及“百谷自生”的地理環(huán)境和條件，開始了農耕生活。

　　哈尼族的古代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漫長曲折的遷徙史。哈尼族不僅在定居大渡河畔之前有過“逐水草遷徙”的游牧生涯，而且定居農耕之后又因戰(zhàn)爭等原因被迫離開古老的農耕定居地而再度遷徙，直到進入云南亞熱帶哀牢山中。哈尼族的社會，正是在這個漫長曲折的遷徙過程中發(fā)展的。盡管漢文史籍對此記載不足，對哈尼族的具體遷徙路線沒有明確記載，但我們仍能從老一輩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對哈尼族族源的研究，大量的田野調查研究，以及哈尼族社會中保存的大量口碑資料的研究中確認哈尼族的這一歷史過程和歷史事實。20世紀80年代，在云南亞熱帶哀牢山哈尼族社會中發(fā)掘出一部自古流傳的哈尼族遷徙史詩《哈尼阿培聰坡坡》(阿培：祖先，聰坡坡 ：從一處搬到另一處，也有逃難之意)。這部史詩的發(fā)掘整理，極大地補充了漢文史籍對哈尼族遷徙及社會發(fā)展記載之不足。

　　由于哈尼族沒有本民族文字，長久以來，哈尼族的整個文化全靠口耳相傳的方式世代沿襲。正因為這樣，哈尼族的口傳史有著較大的可靠性和較高的史料價值。《哈尼阿培聰坡坡》就是其中一部較為系統(tǒng)、完整和較具典型意義的史詩。它是流傳于哀牢山區(qū)一部長達5600行的哈尼族遷徙史詩，詳盡地記述了哈尼族先民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經歷艱難曲折，從遙遠的北方向南遷徙的事跡。全詩分為7章，每一章敘述一個曾經居住過的地點。

　　主要記述了最早的哈尼族游牧地“虎尼虎那”(紅石頭黑石頭交錯堆積)，這個地點在遙遠的北方，由于人口增加，食物減少，他們南遷到水草豐盛的“什雖湖”邊。后由于自然災害森林起火，他們又遷到龍竹成林的“嘎嚕嘎則”。后由于與當地原住民族“阿撮”產生矛盾，又南遷到雨量充沛的溫濕河谷“惹羅普楚”，與“阿撮”、“蒲尼”等民族交往甚密，但因瘟疫流行，人口大量死亡而不得不南渡一條大河，來到兩條河水環(huán)繞的美麗平原“努瑪阿美”。在此，哈尼族實現真正的農耕定居，并將其農業(yè)發(fā)展到一個較高的水平，生活十分美滿，后受到當地一個叫做“臘伯”的民族的凱覦，妒其財富和土地而發(fā)動戰(zhàn)爭。哈尼族戰(zhàn)敗離開“努瑪阿美”，南遷到一個大海邊的平壩“色厄作娘”，為避免民族戰(zhàn)爭，又東遷到“谷哈密查”，得到當地原住民族“蒲尼”的允許，居住下來。當哈尼族人口繁衍，經濟大發(fā)展時，蒲尼出于懼怕而發(fā)動戰(zhàn)爭。這次戰(zhàn)爭規(guī)模巨大 ，哈尼族險些滅族滅種，戰(zhàn)敗南遷，經“那妥”、“石七”等地，最后南渡紅河，進入哀牢山區(qū)。

　　《哈尼阿培聰坡坡》記述了哈尼族從北到南遷徙的完整路線，并記述了主要活動地區(qū)的地名。但是，由于古今地名的變遷及古今哈尼族語的巨大差異，很難弄清這一系列用古哈尼語記述的地名指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但是史詩對哈尼族遷徙的大致方向來說基本上是對的，因為，哈尼族與彝族都源于古代羌人。這部史詩所記述的哈尼族南遷的路線及所記地名是極其寶貴的。正是這些古地名的存在和史詩對這些地名所示地區(qū)的具體而生動的描述，給考證、勘察和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線索，并對進一步研究哈尼族族源、遷徙，提供了極其珍貴的材料。更為重要的是，這部史詩不僅涉及到哈尼族的族源與遷徙，而且直接涉及到了這個民族在遷徙過程中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發(fā)展與演變。

　　根據史籍記載，公元前3世紀活動于大渡河以南的“和夷”部落，就是今天哈尼族的先民，是古代羌人南遷的分支。從公元4世紀到8世紀的初唐期間，有部分哈尼族先民向西遷移到元江以西達瀾滄江地區(qū)。在唐人文獻里，哈尼族的先民被稱為“和蠻”。公元7世紀中葉，“和蠻”的大首領向唐朝進貢方物，唐朝在給云南各族首領的敕書中就列入了“和蠻”首領的名字，并承認他們都是唐朝的臣屬。“南詔”、“大理”地方政權建立后，其東部的“三十七蠻郡”中，“官桂思陀部”、“溪處甸部”、“伴溪落恐部”、“鐵容甸部”等，都在今天哈尼族聚居的紅河地區(qū)。

　　公元10世紀大理國時期，哈尼族開始進入封建領主制社會。元朝征服“大理”政權后，設置元江路軍民總管府隸屬云南行省，加強對哈尼族和各族人民的統(tǒng)治。明朝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qū)推行土司制度，哈尼族部落首領由明王朝授予了土職官銜，并受所隸流官的統(tǒng)治。清朝在云南實行改土歸流，廢除了哈尼族地區(qū)的一些土官，流官制度代替了部分地方的土司制度，但思陀、溪處、落恐、左能、瓦渣、納埂、犒牾卡等地土官仍被保留下來，土司仍然是這些地區(qū)的統(tǒng)治者。民國建立后，國民黨政府在紅河南岸哀牢山區(qū)逐步改土歸流，推行區(qū)、鄉(xiāng)、鎮(zhèn)制度。但是最終， 土司區(qū)仍為“流官不入之地”，實行著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土司制度仍然完好無損。直到新中國成立后 ，土司封建領主制度才最終被廢止。

　　清咸豐三年(1853年)，哈尼族貧苦農民田四浪(又名田政、田以政，墨江縣人)在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下，聚集三千多哈尼族、彝族、布朗族貧苦農民在團田鄉(xiāng)綠葉凹壁村舉行起義，迅速占領了哀牢山中段地區(qū)。1856年，田四浪領導的起義軍和彝族李文學領導的起義軍共同聯合作戰(zhàn)，給予清朝統(tǒng)治者和封建地主階級以沉重的打擊。起義軍在經濟上實行“庶民原耕莊主之地，悉歸庶民所有，不納租，課稅二成，荒不納”的土地綱領，深得各族貧苦農民的擁護。這支在哀牢山戰(zhàn)斗了二十年的起義軍，最終被清政府鎮(zhèn)壓下去了。

　　1917年，元陽縣猛弄和金平縣猛丁地區(qū)近兩百個村寨爆發(fā)了哈尼、苗、彝、傣等族萬余群眾的聯合大起義，起義軍領袖是元陽多沙寨的哈尼族十九歲貧農婦女盧梅貝。起義軍提出“殺死白土司，人人有飯吃”的口號，向猛弄土司展開了猛烈進攻，占領了司署，打開了土司的倉庫，將糧食分給了貧困農民。接著又向溪處、瓦渣等土司發(fā)動進攻，逼得土司抱頭鼠竄。這次起義雖然最后失敗了，但它的光榮業(yè)績卻銘刻在哈尼族人民的心中。哈尼族人民把領導這次起義的女英雄盧梅貝尊稱為“多沙阿波”(多沙是寨名，阿波是阿爺的意思)，把這次起義編成故事在民間廣為傳誦。

　　正當紅河南岸哀牢山區(qū)封建土司制度風雨飄搖之際，云南軍閥、滇南衛(wèi)戍司令發(fā)兵，并同各土司、地主武裝聯合反撲，鎮(zhèn)壓起義。面對強敵和惡劣的環(huán)境，義軍堅持苦戰(zhàn)了兩年。經歷了50多次戰(zhàn)斗，終因寡不敵眾，起義失敗了。反動土司對起義軍和哈尼等族群眾進行了血腥的報復屠殺，四處捉拿多沙阿波而不見蹤影。但在哀牢山區(qū)卻流傳起這樣一個故事：多沙阿波揮舞長刀突破重圍，騎著白馬上天去了……。其實，多沙阿波在哈尼族群眾的掩護下，隱姓埋名，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蘆梅貝，雖然當時僅是一位18歲的女青年，但被當地人民稱為“多沙阿波”，意思是多沙村的阿爺。這位女性的行為代表了哈尼族人民的意愿，為民族的利益作出貢獻，理應受到人們的敬重，理應稱為阿爺。她們的故事，婦孺皆知，至今仍在哀牢山區(qū)廣為流傳。

　　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不少哈尼族青年積極參加黨領導下的地方游擊隊，發(fā)動群眾，爭取民族上層，開展武裝斗爭。1949年各地人民武裝積極配合我人民解放軍阻擊國民黨軍隊，圍殲逃敵，解放了滇南，滇西南，迎來了哈尼族和各族人民的新生。

　　長期以來，英勇的哈尼族人民對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反抗斗爭。1895年，法帝國主義強迫清政府割讓哀牢山南部的“十五猛”中的猛蚌、猛賴、猛梭、猛烏、烏得等5個“猛”地區(qū)，蒙自的漢、哈尼、彝等各族人民于1900年奮起反抗，焚燒了侵略者在蒙自開設的洋關。法帝國主義以此為借口，竟出兵侵占十五猛中的猛丁(今金平縣龍膊地區(qū))，哈尼族和各族人民操戈執(zhí)矛，英勇擊退了侵略軍。1925年和1935年，法帝國主義又兩次出兵侵擾我紅河、綠春、金平、江城等地，都受到哈尼族和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擊。

　　1949年前，由于歷史的種種原因，哈尼族的社會發(fā)展很不平衡。紅河南岸的紅河、元陽、綠春、金平和江城等縣，處于封建領主經濟向地主經濟過渡的階段。這些地區(qū)還殘存土司制度。土司是土地的所有者和政治上的統(tǒng)治者，占有土地、山林、水渠等主要的生產資料。農民使用土地必須交納各種封建負擔，遭受沉重的經濟剝削。土司每年不但向農民征收占產量6%至20%的官租，而且還要把一部分土地租佃給農民，征收等于產量30%至50%的地租。官租和地租是壓在農民身上的最沉重的負擔，每年要奪取農民一半以上的勞動果實。土司還掠奪好田作為私田，通過無償勞役分配給農民耕種。此外，農民還要負擔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如：街稅、屠宰稅、當兵款等。隨著私有制的發(fā)展，土司占有的土地越來越多。如元陽犒牾卡土司共占有轄區(qū)水田的40%，達1000多畝，稱為“官田”，經國民黨政府“清丈”后，“官田”變?yōu)?ldquo;私田”。過去專為各種差役設置的兵田、號令田、馬草田、挑水田、看墳田、門戶田等也多數改成了租佃關系。這種變化說明土司已由封建領主向封建地主轉化。

　　土司為了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在其轄區(qū)建立了一套統(tǒng)治機構。數十個村寨合為“里”，設“里長”，幾乎所有的“里長”都是當地的地主。“里”下設“招壩”，管一壩或數村。土司署(衙門)內，設“司爺”、“管家”、“侍候”、“值班里長”。土司擁有武裝，設“團長”(大隊長)、“兵頭”帶領。還有法庭、監(jiān)獄，設“班房老總”管監(jiān)獄水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紅河地區(qū)的土司就有機槍100余挺，長短槍4000多枝。土司對人民群眾施行經濟上的剝削和政治上的壓迫，用吊打、杠木枷、坐軟板凳、丟陰洞等酷刑，鎮(zhèn)壓人民群眾的反抗。

　　分布在墨江、新平、鎮(zhèn)沅等靠近內地的哈尼族，由于受漢族經濟文化的影響比較大，自明清以來就已陸續(xù)進入了封建地主經濟的范疇。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大致與當地漢族相當，土地的買賣、租佃關系已很普遍。地主階級占有大量的土地，貧苦農民則受地租、債利、雇工等形式的殘酷剝削。以墨江水癸寨為例，地主、富農集中了70%以上的土地，其中占全寨1/3以上的水田，已經流入其他民族的地主(主要是漢族)之手，貧雇農嚴重缺地或沒有土地，雇工剝削率達百分之五十至七十，高利貸剝削率一般為100%。

　　分布在西雙版納和瀾滄一帶的哈尼族，受傣族封建領主的統(tǒng)治。傣族最高領主“召片領”把山區(qū)的哈尼、布朗等族劃分為“卡西雙火圈”(即“12個奴隸區(qū)域”)，作為對山區(qū)少數民族進行政治統(tǒng)治和經濟剝削的行政區(qū)劃。一個“火圈”包括幾個到十幾個自然村，由“召片領”加封哈尼等族頭人為“大叭”管轄。各村又設“叭”、“鲊”、“先”等大小頭人，除了征收棉花、花生、大豆等物品外，還征收各種雜派，如“招待費”、“門戶錢”等。哈尼族獵得野獸，也得把倒臥地面的一半獸身獻給領主。哈尼族頭人憑借傣族領主給予的政治特權，通過派無償勞動和強迫送禮等形式，對群眾進行剝削，但剝削量一般不大。

　　在傣族領主統(tǒng)治下，西雙版納不同地區(qū)的哈尼族，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也不平衡。居住在景洪縣的景洪、勐龍和勐?？h的西定等地哈尼族，還殘存一定的原始農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特點。每個村寨都有一定的土地范圍，占耕地面積絕大多數的旱地屬村寨公有，村寨成員均可自由開種，為數不多的水田、茶園屬個體所有。居住在勐?？h的格朗和、勐宋和勐臘縣的易武、尚勇等地的哈尼族，土地私有制已有較大的發(fā)展，地主、富農不僅占有相當數量的水田、茶園，而且還有村寨附近的山林、荒地。地主、富農憑借較充裕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對貧苦農民進行雇傭，租佃和高利貸等多種形式的剝削。

　　哈尼族人民長期遭受剝削制度的壓迫，過著十分貧困的生活，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和國民黨的統(tǒng)治，貧苦農民長期過著“野果充饑腸，樹皮當衣裳”，“頭冷蓑衣蓋，腳冷灶灰埋”的苦難生活，不少人被迫賣兒賣女，逃荒要飯。哀牢山壩溜地區(qū)馬良寨原有150多戶人家，由于遷徙和死亡，到新中國成立時只剩下17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