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玉謀反時露了馬腳，兩萬武臣被無辜誅殺，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藍玉黨案的歷史，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藍玉的簡介：

　　藍玉(?―1393年)，明朝開國將領，與胡惟庸同鄉，常遇春妻弟，漢族，定遠(今屬安徽定遠縣)人。

　　藍玉有膽有謀，勇敢善戰，屢立戰功。官拜大，封涼國公。于捕魚兒海中大破北元，基本摧毀其職官體系而名震天下。

　　洪武十二年秋封永昌侯，二十年拜征虜大。二十一年拜大、涼國公。他恃功驕縱，又多蓄莊奴、假子，恣意橫暴，奪占民田，觸怒朱元璋，洪武二十六年，以謀反罪被殺，剝皮實草，傳示各地。究其黨羽，牽連致死者達一萬五千余人，史稱"藍玉案"。

　　藍玉黨案的歷史：

　　北方元朝殘存勢力和南方的倭寇是明王朝的心腹大患，同時也是羅織罪名的有力工具。“藍玉案”是“胡惟庸案”的繼續，在“胡藍黨案”中，很多人被冠以“通倭通虜”的罪名，含冤而死。

　　藍玉黨案共計誅殺了二萬人，是洪武年間影響深遠的一件大案。呂景琳先生曾發表《藍玉黨案考》一文，認為此案“是完完全全的一個假案，不但牽連而死的一二萬人是無辜的，就是藍玉本人也是沒有謀反的行動和策劃”(《東岳論叢》)。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藍玉的功與過

　　藍玉(?~1393年)是淮西勛貴集團的重要人物，為洪武年間拜為大的三員驍將之一(另兩位是徐達、馮勝)，曾為明王朝的建立和鞏固立下了赫赫戰功。

　　藍玉，定遠人，是開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他生得高大威武，面頰紅紫，投奔朱元璋隊伍后，初隸常遇春帳下，臨敵勇敢，所向克捷。常遇春多次向朱元璋夸獎他的戰功，他因此由管軍鎮撫累升至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四年(1371)從傅友德入川，討伐明升夏政權，攻克階州(今甘肅武都西)。第二年從徐達北征，先出雁門，敗元兵于亂山，再敗之于土剌河。洪武七年(1374)，率師攻拔興和(今河北張北)，俘獲北元國公帖里密赤等59人。洪武十一年(1378)，同西平侯沐英一起征討西番洮州(今甘肅臨潭東南)等處少數民族的叛亂，擒其首領三副使。翌年，

　　班師還朝，被封為永昌侯，食祿2500石，子孫世襲。洪武十四年(1381)，以征南左副從潁川侯傅友德出征云南，在曲靖擒獲北元平章達里麻，進而包圍昆明，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投滇池自盡。旋又揮師西進，迭克大理、鶴慶、麗江、金齒、車里、平緬等地。“滇地悉平，玉功居多”(《明史·藍玉傳》)，朱元璋下令增其歲祿500石，并冊封其女為蜀王妃。藍玉從此跨進了皇親國戚的行列，備受朱元璋的器重。

　　洪武二十年(1387)，以征虜左副從大馮勝出征納哈出，駐師通州(今北京通州區)。聞知有支元軍駐屯慶州(今內蒙古巴林左旗西北)，藍玉在大雪的掩護下，親率輕騎襲破之，殺死北元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蘭溪以還。然后大軍進至金山(在遼河北岸)，在金山西側扎營駐屯。由于此前朱元璋派遣納哈出的舊屬乃剌吾前往招撫，納哈出見大軍壓境，遂親率數百騎至藍玉軍營約降。藍玉設盛宴款待，親自為他敬酒。納哈出一飲而盡，又斟酒回敬藍玉，藍玉卻脫下自己身上的漢族服裝，對他說：“請服此而后飲!”納哈出認為這是對他的悔辱，拒不接受，藍玉也不肯喝他敬的酒。雙方爭執不下，納哈出把酒潑到地上，用蒙古語指示隨行部下，準備脫身離去。在座的鄭國公常茂，抽刀砍傷了納哈出的臂膀。都督耿忠一看大事不妙，忙招呼身邊的士卒，簇擁著納哈出去見馮勝。納哈出的部眾紛紛潰散。馮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明太祖實錄》)，并派人招撫其潰散的部眾，然后下令班師。此役馮勝雖收降有功，但有人告發他“竊取虜騎”，“娶虜有喪之女”，加上指揮失當，班師途中丟失了殿后的都督濮英3000人馬，被收奪大印。盡管藍玉違反朱元璋“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朱元璋還是“命玉行總兵官事，尋即軍中拜玉為大，移屯薊州”(《明史·藍玉傳》)。

　　納哈出的歸降，使北元失去東部屏障，汗庭直接暴露在明朝大寧諸衛的兵鋒之下，“虜心惶惑”，統治更加不穩。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朱元璋命藍玉為征虜大，統率15萬大軍北征，“以清沙漠”。藍玉師至捕魚兒海(今貝爾湖)東南哈剌哈河岸邊，偵知北元嗣君脫古思帖木兒駐帳捕魚兒海東北方向80多里處，令王弼率前鋒部隊出擊，自己率大軍繼后。當時正值水草匱乏，加上大風猛刮，黃沙蔽天，北元軍隊毫無防備。明軍出其不意發動突然襲擊，殺北元太尉蠻子等，余眾悉降。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天保奴等數十人上馬逃竄，藍玉率精騎追奔數十里，不及而還。這次戰役，俘獲脫古思帖木兒次子地保奴、愛猷識里達臘妃及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獲吳王朵兒只、代王達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屬3000人、男女77000人，并寶璽、符敕、金牌、金銀印諸物，馬駝牛羊15萬余，焚其甲仗蓄積無數。不久，又襲破北元丞相哈剌章的營盤，獲其人畜6萬。朱元璋得到藍玉的捷報大喜，賜敕褒勞，“比之衛青、李靖”。班師還朝后，又進封為涼國公。藍玉一生的事業，至此達到輝煌的頂峰。

　　洪武二十二年(1389)，藍玉奉命至四川督修城池。翌年，率師赴湖廣、貴州平定幾個少數民族土司的叛亂，朱元璋增其歲祿500石，詔令還鄉。洪武二十五年(1392)三月，又令其赴西北理蘭州、涼州、莊浪、西寧、甘州、肅州諸衛軍務，加強邊防。四月，藍玉為追捕逃寇祁者孫，未經朝廷準許，擅自率兵征討罕東(一說在今甘肅敦煌，一說在今酒泉西南，一說在今青海西寧西北)的西番諸族。不久，因建昌(今四川西昌)指揮使、原蒙古降將月魯帖木兒發動叛亂，明廷命其前往鎮壓，他這才離開罕東之地，前往建昌。十一月，藍玉用計誘擒丹魯帖木兒及其子，降其部眾，然后報請朝廷批準，增置屯衛，遂班師還朝。

　　藍玉為明王朝的建立和鞏固立下了赫赫戰功，但這個粗鄙的武夫也因此逐漸滋長居功自傲的思想。史載：“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既沒，數總大軍，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寢驕蹇自恣。”為了滿足自己不斷膨脹的貪欲，他違法亂紀，“畜莊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按問，玉捶楚御史。及征北還，私其駝馬珍寶無算”(《明太祖實錄》)。還令家人“中云南鹽萬余引，倚玉勢先支”(孫宜《洞庭集·大明初略四》)。又“于本家墻垣內起蓋房舍，招集百工技藝之人，在內居住，與民交易”(朱國楨《皇明大訓記》)。據說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發時，曾發現“玉嘗與其謀”，朱元璋考慮到他是常遇春的妻弟，“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問”。但是，藍玉“素不學，性復狠愎，見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橫暴”，更是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以為飲器。……馬坊、廊房采用九五間數”。北征歸來，夜至喜峰口，關吏沒有及時打開關門迎納，便縱兵毀關而入。“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慚自經死，帝切責玉”。朱元璋原擬封他為梁國公，“以過改為涼，仍鐫其過于券”。但藍玉仍不知悔改收斂，“恃宴語傲慢，在軍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專”，并“遣人入朝，覘伺動靜”。奉命治理蘭州、涼州諸衛軍務時，又違背朱元璋在西番藏族聚居地區借茶馬貿易“以系番人歸向之心”的羈縻政策，為追捕逃寇祁者孫，擅自帶兵進入罕東之地。許多部將建議：“莫若緩以綏之，遣將招諭，宣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師而歸。”藍玉就是不聽，“遣都督宋晟等率兵徇阿真川，酋哈昝等懼，遁去。又襲逃寇祁者孫，弗及”。朱元璋因此對他很不放心，不久命其總兵前往四川建昌鎮壓月魯帖木兒的叛亂，又命義子、都督徐司馬為副總兵，以便監視他的行動。但藍玉仍“欲深入番地，取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汛急，玉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相率道忘，玉不得已，乃由隴右抵建昌”。

　　藍玉正是由于驕蹇自恣，違法亂紀，越禮犯分，最終走上謀反的道路，從而招來殺身之禍的。

　　藍玉黨案的爆發

　　藍玉的所作所為，不能不引起朱元璋深切的關注和憂慮。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底，年僅38歲的皇太子朱標在久病之后去世。朱標的長子朱雄英前已夭折，次子朱允■是朱元璋的第三個孫子。九月，按照嫡長制的繼承原則，朱元璋詔立朱允■為皇太孫，作為將來的皇位繼承人。此時的朱元璋已屆65歲的高齡，而朱允■只有16虛歲，性格又酷似乃父，仁柔寬厚，他擔心自己百年之后，這個年輕的繼承人心慈手軟，控制不住局面，如果那些久經戰陣、老謀深算的軍中大將憑借他們是開國元勛，不服調遣，后果將不堪設想。而朱標去世時，燕王朱棣自北平來朝所說的一番話，更加重了他的這種憂慮。原來朱標的元妃常氏是常遇春的女兒，而藍玉則是常遇春的妻弟。由于這層親戚關系，藍玉自然對皇太子朱標非常關心。洪武二十一年藍玉出征納哈出歸來，曾問皇太子：“主上諸子中，殿下度誰最愛者?”皇太子答曰：“莫若燕王。”藍玉說：“臣亦知之。臣聞望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殿下審之。”但皇太子卻說：“燕王事我甚恭。”(何喬遠《名山藏》)并沒有將這話放在心上。后來，藍玉的話傳到燕王耳朵里，燕王恨死了藍玉。皇太子一去世，燕王入京朝見，便到處散布說：“諸公侯縱恣不法，將有尾大不掉憂。”(夏燮《明通鑒》)朱元璋因此對那些手握重兵的開國功臣也就更加疑忌。他不禁想起，在命藍玉征討月魯帖木兒之前，曾急召藍玉進京面授征討方略。藍玉和十幾個部將陛辭時，他讓諸將先走一步，想留藍玉單獨面授機宜。他連呼三聲，竟沒有一個將領離開，只見藍玉舉起衣袖一揮，這些將領便都趕忙退出。朱元璋想不到藍玉在諸將中竟有如此威勢，對他更是深懷疑忌。這也是命義子徐司馬為副總兵，以監視藍玉的原因之一。此后，朱元璋對藍玉的一舉一動也更加關注。

　　沒有多少城府的藍玉，對此卻渾然不察。洪武二十五年底，他平息月魯帖木兒的叛亂后，奉旨班師回朝。朱元璋命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涼國公藍玉兼太子太傅，開國公常升、全寧侯孫恪兼太子太保、詹徽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茹常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藍玉不樂居宋、潁二公之下，發牢騷說：“我不堪太師焉!”聯想到自己最近請求辦的事，朱元璋多不從，如平定月魯帖木兒之叛后，他曾奏請在四川籍民為兵以加強守御，又請移師討長河西朵甘百夷，朱元璋都沒有同意，因此越發悶悶不樂，曾私下對家人和親信說：“上疑我矣!”(查繼佐《罪惟錄》)他想起自己的親家、靖寧侯葉升于八月間以“交通胡惟庸”的罪名被殺，懷疑是葉升的口供指認他為胡黨，故而引起朱元璋的猜忌，說：“前日靖寧侯為事，必是他招內有我名字。我這幾時見上位好生疑忌，我奏幾件事，都不從。只怕早晚也容我不過，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場。”(《逆臣錄》)

　　轉眼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1)，朱元璋因受不住皇太子病死的打擊，患了“熱癥”病倒。藍玉認為“天下兵馬都是我總著”，正是下手的好機會，于是密遣親信，暗中聯絡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后軍都督府同知祝哲、中軍都督府同知汪信等和自己過去的老部下，把他們召至自己私宅密謀策劃。在夜闌酒酣之際，藍玉煽動說：“如今天下太平，不用老功臣。以前我每(們)一般老公侯都做了反的，也都無了。只剩得我每(們)幾個，沒由來，只管做甚的，幾時是了?”他讓諸將分頭搜羅士卒和馬匹、武器，做好起事的準備。正月二十八日，藍玉派人去找準備擔任謀反主力的府軍前衛步軍百戶李成。二月初一，李成匆匆趕到藍玉私宅，藍玉對他下達了在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耕籍田時起事的命令：“我想二月十五日上位出正陽門外勸農時，是一個好機會。我計算你一衛里有五千在上人馬，我和景川侯兩家收拾伴當家人，有二三百貼身好漢，早晚又有幾個頭目來，將帶些伴當，都是能廝殺的人，也有二三百都通些，這些人馬盡夠用了。你眾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這一日下手。”

　　藍玉的密謀，早被錦衣衛的特務察覺。未等藍玉等人動手，錦衣衛指揮蔣獻已向朱元璋告發。此時，經過明軍的屢次打擊，明朝的勁敵北元已被擊潰，陷于分裂狀態，北部邊防比較鞏固，朱元璋決定再次大開殺戒，徹底鏟除那些可能對朱家天下構成嚴重威脅的開國老將，確保年輕仁柔的皇太孫將來能坐穩江山。當年二月初二，他將馮勝、傅友德、常升、王弼、孫恪等從山西、河南召回京師。二月初八，藍玉入朝，即下令將其逮捕，命皇太孫與吏部尚書詹徽進行審訊。藍玉不服，詹徽大聲呵斥道：快快從實招來!不料藍玉卻高聲呼喊：詹徽就是我的同黨!皇太孫大為驚訝：“有是哉?”隨即命左右將詹徽揪住，拉出場外。第二天，藍玉被投入錦衣衛大牢，第三天以“謀反”罪被處死，夷滅三族。朱元璋隨即借機搞擴大化，以藍黨的罪名，把一大批淮西老將及其子弟加以牽連誅殺，并將刑訊逼供得出的口供輯為《逆臣錄》，公布于眾。至九月，為了安定人心，宣布赦免胡惟庸、藍玉余黨。事實上，赦免令頒布后，誅殺仍在進行。整個藍玉黨案總共大約殺了兩萬人(朱元璋的赦免令稱“族誅者萬五千人”)，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航海侯張赫已死，也追坐藍黨，革除爵位。過了一年，潁國公傅友德、定遠侯王弼也追坐藍黨賜死。又過一年，宋國公馮勝也以藍黨罪名被殺。“及洪武末年，諸公、侯且盡，存者惟(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活躍于明初政治舞臺的淮西勛貴勢力已被完全鏟除。洪武二十九年(1396)九月，為了安撫那些已不對他構成威脅的尚存武臣，朱元璋將已退休的武臣2500余人召至京師，賞給每人一大堆銀子鈔幣，讓他們“還鄉撫教子孫，以終天年”。十月，又給他們各進秩一級。

　　藍玉黨案是明初皇權與軍權矛盾沖突的產物。朱元璋為了使自己及其朱家子孫能“躬覽庶政”，拼命擴張皇權，不僅把軍權集中到君主手中，而且要求所有的武臣都“事君以忠”，絕對服從君主的調遣與指揮。但是，一批開國功臣特別是淮西勛貴“迨身處富貴，志驕氣溢，近之則以驕恣啟危機，遠之則以怨望■文網”，終于導致藍玉黨案的爆發。朱元璋通過此案打擊了一部分驕橫跋扈的功臣，自然有其積極的意義，但大規模的誅殺，又必然造成大量的冤獄，以至“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盡，罕有存者”(《藍玉傳》)，其消極的影響也毋庸忽視。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起兵“靖難”，建文帝朱允■無將可用，先后起用年邁的老將耿炳文和沒有作戰經驗的膏粱子弟李景隆為大，帶兵北上討伐，結果均遭敗績，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朱允■的皇位被篡奪，也就勢所必然了。

　　藍玉謀反的事實難以推翻

　　藍玉黨案結案后，朱元璋公布的該案案犯供狀，現存兩個手抄本，分別藏在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前者名為《藍玉黨供狀》，不分卷，已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雜史類，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后者名為《逆臣錄》，分為五卷，已經王天有、張何清點校，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呂景琳細讀《逆臣錄》之后，在《藍玉黨案考》一文中指出：一、這部供詞匯編沒有本案首魁藍玉和二號人物曹震的口供，表明兩名主犯根本沒有招供。二、謀反的時間眾說紛紜，口徑不一。三、說藍玉曾參與胡惟庸、李善長謀反，純屬胡編亂造;四、藍玉被捕前28天，先后接待千余人，門庭若市，令人不可思議;五、說藍玉選擇在皇帝耕籍田之日動手謀反，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認為“藍玉案是完完全全的一個假案”。

　　呂景琳所說的前四條，確實存在。第一條所說的沒有本案兩名主犯的供狀，確是《逆臣錄》的一個重大缺陷。但案件的判決，主要取決于證據而不是口供，所以此條似乎尚不足以構成推翻本案的充足理由。至于第二、三、四條所說問題的出現，則是由《逆臣錄》的性質所決定的。朱元璋的《御制〈逆臣錄〉序》即已明確指出，這部《逆臣錄》是“特敕翰林，將逆黨情詞輯錄成書”的。它既然是案犯口供的匯編，供詞中出現口徑不一、互相矛盾乃至荒唐怪誕的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何況，這些口供又是在刑訊逼供的情況下取得，并經過翰林院官員的加工整理，表述的自然不全是客觀的真實情況。也就因此，書中的許多供詞，既有歧異迭出、互相矛盾的一面，又有大同小異、千篇一律的另一面。所以，根據這幾條，可以斷定受到牽連而被殺的一二萬人是無辜的，但卻不足以否定藍玉本人及其幾個同伙的謀反罪行。

　　呂景琳所說的第五條，被認為是否定藍玉謀反罪行的最有力的證據。呂景琳認為，按照明代的禮制，皇帝耕籍田的日子雖定在仲春二月，至于二月的哪一天，要由欽天監臨時“擇日”。即使擇定了日期，朱元璋也未必親自前往，他可以派官員代行，“去不去的隨意性很強”。因此呂景琳認定，朱元璋“諸事慎之又慎，行蹤詭秘”，即使決定前往南郊祭祀或躬耕，也“不可能提前廣為宣泄”，“一般人決無可能較早知道享先農耕籍田的日期，更不可能預測朱元璋今年去不去躬耕籍田”。所以，呂景琳斷定，“具體謀反日期露出了馬腳”，“這件最確鑿的事實卻恰恰成了藍玉案中的最大漏洞和最有力的反證”。

　　這些理由實際上是經不起推敲的。耕籍田的具體日期雖由欽天監擇定，但絕非臨時決定，而是提前一段時間擇定，因為耕籍田并非只是皇帝本人或委派代行官員的個人行動，而是牽涉到一大批百官耆宿的集體行動。“其耕籍儀：祀先農畢，太常卿奏請詣耕籍位，皇帝至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應從耕者各就耕位。戶部尚書跪受耒。太常卿奏請復位，南面坐。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各退就位。太常卿奏禮畢。太常卿導引皇帝還大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兩縣令率眾人終田。是日宴勞百官耆宿于壇所。”(《明太祖實錄》)參加耕籍田的，不僅有皇帝，還有三公九卿、太常寺卿和應天府尹、上元及江寧縣令，此外還有耆宿庶民等。這樣一個大規模的祀禮，顯然需要提前進行認真細致的籌備，這就需要盡早擇定具體的日期，并事先通知從耕的各位官員耆宿。而提前預測短期的天氣變化，就當時的科學水平來說，是可以辦到的。吳元年(1367)十一月十二日，朱元璋半推半就地接受文武百官的奉表勸進，決定登基就位、建立大明王朝后，開始著手進行各項籌備工作。登基的具體日期，是朱元璋與謀士劉基商量后決定的。劉基精通象緯之學，當時身兼太史令，正主持歷法的制定工作。他利用豐富的天文氣象知識，預測來年的正月初四是個大晴天，是朱元璋登基的吉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元璋祭告上帝皇祗說：“是用明年正月初四，于鐘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帝祗，惟簡在帝心：如臣可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在舉行這個祭告儀式的前兩天，應天(今江蘇南京)連降雨雪，但到正月初一，大雪卻突然停止，到初四日果然是個大晴天。我們無法確定，劉基是在什么時候預測到來年正月初四是個大晴天的，但應該不會早于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如果是前者則預測到51天后的天氣，如果是后者也預測到12天后的天氣變化。據《逆臣錄》的記載，揭發藍玉定于二月十五日耕籍田之日動手謀反的案犯中，蘇慶、王遜、陳繼、吳貳、湯泉和王德交代是在“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內失記的日”得知這個具體日期的，馬聚、戴成和陳貴交代是在當年正月十二日，張仁交代是在正月十四日，潘福榮和陳銘交代是在正月二十五日，單慶和李成交代是在二月初一。其中，能明確說出得知耕籍田的具體日期的，最早是在正月十二日，從這一天到二月十五日為33天，最晚則在二月初一，從這一天到二月十五日為14天，在當時的條件下，專掌氣候觀測歷法制定工作的欽天監，是完全能夠辦到的。

　　至于耕籍田的日期確定后，朱元璋是親自前往還是遣官代行，這要看皇帝政務是否繁忙、身體健康狀況如何而定，而不是隨心所欲，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而且在皇帝親往躬耕抑或遣官代行之事決定之后，還須及時通知掌管操辦耕籍田禮儀的太常卿，以便就相關禮儀是否變動(如遣官代行，“太常卿奏請詣耕籍位，皇帝至位，南向立”，“戶部尚書北向進耒，太常卿導引皇帝秉耒三推，戶部尚書跪受耒。太常卿奏請復位，南面坐”這一系列禮儀就須作相應的改動，因為代行禮儀的官員是不能“南向立”、“南面坐”的，戶部尚書也不必“跪受耒”)、安全保衛是否應該加強(如皇帝親往，必須提前清道，并加強沿途及先農壇周邊的警戒和保衛力量)作出決定和安排。藍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已被授為太子太傅，作為必須參加耕籍田的三公之一，他事先知道耕籍田的日期定在二月十五日并得知皇帝將親往參加，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后來，朱元璋果然在這一天親自前往南郊躬耕籍田，正是這一推斷的最好證明。因此，許多案犯所交代的“具體謀反日期”，不是藍玉案的“最有力的反證”，而是它的最有力的鐵證。我們切不可因為朱元璋在此案中牽連誅殺大批無辜的武臣，就連藍玉的謀反事實也加以抹煞、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