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前期，陜西商幫崛起于涇渭之濱，興盛于廣陵故地，號稱全國各大商幫中成名最早、資格最老者。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明末“商籍之爭”的歷史，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明末“商籍之爭”的歷史：

　　“商人河下最奢華，窗子都糊細廣紗。急限餉銀三十萬，西商猶自少離家。”

　　這是明清以來流傳甚廣的《揚州竹枝詞》中的一首，描寫來自西北的山西、陜西商人(時人謂之“西商”)聚居于揚州最繁盛的下關一帶，此處靠近京杭大運河沿岸官方鹽運司和鈔關(稅關)，他們亦以販鹽致富，雄霸一方。

　　數百年后的今天，人們還能在揚州城有名的東關老街內，尋訪到當地歷史最悠久的鹽商會館——山陜會館的遺址，只是昔日盛景不再，僅余破落的門樓和數棟舊屋，以及一方深藏小巷之中不起眼的會館界碑。

　　明朝中前期，陜西商幫崛起于涇渭之濱，興盛于廣陵故地，號稱全國各大商幫中成名最早、資格最老者。然而“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明中葉以后，徽商大舉涌至揚州經營鹽業，至清朝初年，力壓西商，形成壟斷，以至于后來一般人提及揚州鹽商歷史，大都“只知有徽，不知山陜”了，當年秦晉聯手大戰徽幫的往事，更幾近湮沒無聞。

　　“開中法”洞開商路

　　明太祖朱元璋率義軍推翻元朝后，敗走漠北的蒙古殘余勢力仍對中原虎視眈眈，伺機反撲，西北一帶少數民族離心傾向也不斷增長。新興的明帝國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財政收入花在西北邊防建設上，沿長城設九個邊鎮以拱衛關中，保護京師，其中固原、寧夏、延綏、甘肅四鎮便在陜西境內。后又設“三邊總督”駐節固原(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地處西安、蘭州、銀川三角地帶中心)，統率軍隊20余萬，戰馬10余萬匹，負責東起延綏皇甫川(陜西榆林以北)、西至嘉峪關、西南至洮岷(今甘肅南部)綿延數千里的邊防區。

　　但邊地苦寒，人煙稀少，數量龐大的邊防軍每年耗糧以萬千石計，需布數十萬匹，自內地調運費時費力，民多怨言，政府財政也不堪重負。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采納謀臣建議，實施“食鹽開中”新政，將實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鹽專賣制度網開一面，允許民間商人向邊關輸送糧食換取食鹽經銷的許可證“鹽引”，大約30斤糧食可換一份“鹽引”，而且是當時質量最好、最能賺錢的淮鹽引。

　　朝廷“國退民進”，讓利于民，“淮鹽價貴，商多趨之”，邊防軍需難題一舉解決，而坐享地利的陜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來陜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為中國糧食主產區。如明永樂年間(1403年~1424年)陜西官倉存糧近1100萬石(明代一石約為90多公斤)，足夠支付駐防官軍俸糧三年，萬歷年間(1573年~1620年)全國260個府中，按稅糧多寡排名，西安府僅次于號稱糧倉的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帶)，位列第四。如此看來，輸糧換引的“食鹽開中法”，等于是為陜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傾斜政策了，一時間，關中產糧區的農民們掀起了進城經商、賣糧販鹽的熱潮。

　　相比之下，山西歷來缺糧，山西商人要享受“食鹽開中”政策，只有推著獨輪車到山東買糧，再販運邊關，是為頗費周折的“買糧換引”，而徽州遠離邊塞，山高路遠，徽州商人更無力參與其中。這也是明朝初年陜商比晉商、徽商起步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陜西商人獨享的“特區”政策，到明朝中葉為之一變。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財政和稅務的戶部尚書葉淇上任不久，就將輸糧換引的“開中法”，改為以銀換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說，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糧食到邊關，而是直接拿出白銀購買鹽引，即能獲得販賣食鹽的許可。葉淇是山陽人(今江蘇淮安)，此舉顯然打破了陜西及山西等“邊商”固有的優勢，給了地理上更接近兩淮、以徽商為主之“內商”進入利潤豐厚的鹽業經營的良機。

　　自此，留在西北邊塞種糧食已失去經濟上的意義，陜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紛紛來到運河沿岸的兩淮食鹽轉運樞紐揚州，成為專業鹽商。據記載，當年會集揚州的陜西商人不下500人，名聲顯赫者有“三原之梁，涇陽之張、郭，西安之申，潼關之張，(他們)兼籍故土，實皆居揚”，這標志著一個沖出潼關、走向全國的陜西商幫開始成型。

　　正是在揚州，他們與蓄勢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鹽商狹路相逢了。

　　商籍之爭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曾寫道：(揚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清代陜西文人也稱“淮鹽以西商為大宗”。較早研究中國商幫歷史的現代日本學者藤井宏則指出，在明代，作為鹽商的陜西商人，實力曾凌駕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縣、涇陽縣、綏德州等地。

　　明代傳奇小說家馮夢龍編寫的《醒世恒言》中，有膾炙人口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里面寫到的富商孫富，便以寄居揚州的山陜商人為原型。同時期人撰寫的各類文學或戲曲作品中，不時閃現山陜商人的影子，足見他們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不容忽視。

　　聚集揚州的陜西鹽商，出于保護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資修建了陜西會館，后來為了對付徽商的競爭，又與山西鹽商合資共建山陜會館。那時候，山陜商人實力仍然強橫，徽商不時要從他們手中購買鹽引。山陜會館獨自建在靠近運河的大東門東關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嶺南等商幫會館，扎堆于新興市場小東門一帶，反映出商幫勢力興起先后的歷史軌跡。

　　另一首明代《揚州竹枝詞》唱道：“鹽客連穡擁巨財，朱門河下所藏生。鄉音秦語并歙語，不問人名但問旗。”“秦語”就是陜西話，“歙語”即徽州話(歙縣為徽州一府六縣之一)。可見陜商、徽商，皆為揚州繁華商業主力軍。據記載，當時兩淮八大總鹽商(即鹽業公會領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常住揚州的陜西商人不僅經營淮鹽，還將業務擴展到典當、布匹、皮貨、煙酒等行業。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異軍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賈”的傳統，文化水平普遍較高，動輒喜歡發起訴訟，與山陜商人屢屢發生商業沖突。據史料記載，在“南人”(即徽商)與邊商(即山陜商人)的訴訟案中，前者往往能得到官方有利的判決，在爭斗中占據上風。

　　明朝中后期萬歷年間編撰的《揚州府志》，記錄了這種微妙的趨勢：“揚州皆四方賈人，新安(徽商)最盛，關陜山西、江右(江西)次之。”

　　明朝末年揚州有名的“商籍之爭”，實際上正是山陜商人與徽商之間商場積怨的一次大爆發。

　　在鹽商云集的淮安、揚州二府，山陜商人因是外省入戶定居而獲朝廷特批擁有“商籍”，其子弟可入讀淮揚二府的學校，每年還有7個不用回原籍參加科舉考試的名額。而徽商的家鄉徽州與淮揚同屬南直隸省，按規定，其子弟不得在當地上學。

　　明崇禎五年(1632年)，經徽商聯名上書，巡查兩淮鹽政的官員上書，請求凡鹽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學，獲得皇帝批準。但這無形中損害了原有學籍的山陜商人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恰好時任揚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鄉的抗議，此政策遂緩行。到了崇禎十六年(1643年)，徽商舊事重提，“西人復大喧嘩，爭訟不已”，終于又不了了之。

　　直到清康熙年間(1661年~1722年)，經徽商多方運作，清廷才特許在揚州“商籍”下增加7個名額，讓徽商子弟就地參加科舉考試。

　　“商籍之爭”，歷經明清兩朝，前后達數十年之久，西商先勝后敗，徽商終償所愿，其實也折射出在此期間，陜、晉、徽三大商幫在揚州實力對比的盛衰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