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安德羅波夫介紹
安德羅波夫(1914.6.15-1984.2.9)長期擔任蘇聯黨政重要領導職務，曾任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主席、蘇聯共產黨中央。下面是前蘇聯安德羅波夫介紹。
安德羅波夫于1914年6月15日出生在俄國斯塔夫羅波爾州古納茲卡耶車站一個鐵路工人家庭。父親是俄羅斯人，母親是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從1930年起，他先后做過工人、電報員、電影放映員和水手。1936年在水運專科學校畢業后，分配到雷賓斯克一家造船廠工作，任共青團組織委員。1937年任共青團雅羅斯拉夫州委書記。1938年任該州團委第一書記。1939年，他在25歲時加入共產黨。1940年當選為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團中央第一書記。蘇德戰爭初期，安德羅波夫參加了卡累利阿游擊隊。1944年紅軍解放彼得羅扎沃茨克市之后，他被任命為彼得羅扎沃茨克市黨委第二書記。同時期，他在市里的一所國立高等學校學習。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1947年在共產國際老戰士庫西寧的推薦下，安德羅波夫當選為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黨中央第二書記。1950-1951年任第三屆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1951年，調到中央機關工作，先后在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任檢查員和蘇共中央某處處長，同時進入莫斯科高級黨校學習，直到1953年。
1953年至1957年，安德羅波夫調外交部工作。先在外交部第四歐洲司主管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后被派往蘇聯駐匈牙利使館任公使銜參贊，1954年任蘇聯駐匈牙利特命全權大使。1956年安德羅波夫在解決匈牙利事件中花了不少力氣，顯示了他的政治靈活性和從事機密工作的能力。1957年他被召回莫斯科，任命為蘇共中央聯絡，主管社會主義國家，曾多次跟隨赫魯曉夫出訪東歐國家和參加他們的黨代表大會。赫魯曉夫下臺后，又多次陪同勃列日涅夫出訪和參加東歐國家的黨代表大會。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起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1962年至1967年任蘇共中央書記。1962年3月起連續當選為第六至十屆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獲列寧勛章4枚，紅旗勛章一枚，勞動紅旗勛章3枚，獎章多枚。
安德羅波夫大將
1967年安德羅波夫被免去蘇共中央書記職務，接替謝米怡斯內伊任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主席，1982年5月又重新當選為蘇共中央書記。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羅波夫于11月12日當選為蘇共中央。
從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起，安德羅波夫一直是中央委員，1967年起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3年4月升為正式委員。1976年獲大銜(相當于軍兵種元帥)。由于安德羅波夫為蘇共和蘇維埃國家作出了貢獻，他曾多次受到嘉獎。1974年在他60歲生日時被授與“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第三枚列寧勛章和“錘子與鐮刀”金質獎章。1979年又獲得第四枚列寧勛章。他還是勞動紅旗勛章、十月革命勛章和紅旗勛章的佩戴者。1978年，他曾獲“蘇聯軍隊60年”典禮獎章和蒙古“蘇赫—巴托爾”勛章。
在國內問題上，安德羅波夫主張“集體領導”，強調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要有“有條不紊的國家機器”。他強調蘇聯社會應當是“有高度的組織性的社會”，要對損害國家安全利益的事情“采取不妥協的態度”。安德羅波夫發起了反對貪污腐化和低效率的運動，狠狠打擊了貪污受賄行為;狠抓了職工的勞動紀律，整頓了社會秩序。經濟上進行試驗，搞體制改革，工業部門給予工廠管理人員更多的權力，放松中央政府機構的控制。他還決定加強意識形態斗爭，努力尋找提高質量、提高效率的形式、在對外政策方面，他繼續執行勃列日涅夫時所推行的基本政策，但比較謹慎、克制，不主動挑起事端，行動較為收斂。
因忙于內部事務，對外戰略方針沒有大的變化和調整。在對待社會主義國家關系和發展中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提出了新的觀點。他認為由于各國具體條件和起點不同，因此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和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而是“多樣的”;各國都有“自己獨特的創造”，不能“互相模仿”。“一體化的需求”同各國的利益之間“會產生矛盾”。認為過去把社會主義國家看成整齊劃一，處處一致是錯誤的。他的這些觀點比勃列日涅夫時期強調各國必須遵循所謂“共同規律”和各國主權“有限”的觀點相比，是個重大變化。
在中蘇關系方面，安德羅波夫也基本上繼承了勃列日涅夫生前表示要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的方針，但實際上并沒有為消除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障礙而采取實質性步驟。安德羅波夫對中國問題比較熟悉，先后四次來中國，其中包括1959年陪同赫魯曉夫來華訪問，1963年率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越路過中國，以及1965年隨同柯西金赴越南訪問路過中國。他曾參加1963年7月和1964年11月的中蘇兩黨會談。安德羅波夫執政期間主張"改善蘇中關系"，"恢復蘇中兩國人民的友誼"。安德羅波夫作為蘇聯安全工作領導人上升為蘇共黨的最高領導人，這在蘇聯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他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就享有"一個現代的有專業知識的、機智靈活的干部"的名聲。他常常被描繪成一個有教養的、具有學者風度的形象。他在任克格勃主席十五年中，強化了克格勃組織，建立了一個較穩固的權力基礎。他興趣廣泛，有著多方面的愛好，從現代爵士音樂到美國小說他都很感興趣。他傾向于反對個人崇拜，他盡量避開禮儀性活動。
安德羅波夫作為蘇聯最高領導人，在執政一年零三個月期間，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工作，大刀闊斧地進行人事調整，為發展國民經濟和提高人民福利事業方面取得的進展作出了貢獻。在整頓勞動紀律和完善經濟機制的試驗方面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效，在這方面采取的措施獲得了蘇聯群眾的支持。但由于健康原因未允許他完成這一任務。1984年2月9日，安德羅波夫因長期腎病逝世，終年69歲。2月13日，契爾年科當選為蘇共中央。
救蘇聯
安德羅波夫執政時期是蘇聯歷史上“非常重要而富有啟迪意義的治理時期。”近五年來，俄羅斯民意調查表明，“得到正面評價最多”的前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直都是安德羅波夫。那么，安氏緣何死后還能贏得如此高的威信呢?本文擬就其執政時期的主要政績及蘇聯社會變遷的情況作些探討，以期能夠對此作出解答。
一、安德羅波夫時期的理論創新
眾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思想理論界呈嚴重僵化狀態。1982年11月，安德羅波夫出任蘇共中央后，“不容忍墨守成規和因循守舊的做法”。在理論問題上，他強調，應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反對對“語錄魔力”的迷信和教條主義地照搬公式，號召按照生活實際在各方面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
1.關于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問題。長期以來，蘇聯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性質問題在理論上一直存在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左”的傾向。1961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2大上明確提出要在1980年把蘇聯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看到赫魯曉夫的“冒進”政策帶來的各種惡果，認識到20年內蘇聯根本不可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赫氏那套“全面開展共產主義建設”的理論顯然行不通。在這種背景下，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宣稱蘇聯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雖然這在理論上比前者有所后退，但仍然把蘇聯社會發展的程度夸大了，存在超越發展階段，急于過渡的特點。安德羅波夫從蘇聯的實際情況出發，批評蘇共綱領的一些內容脫離現實，超越了時代的發展，強調“謹防在理解我國接近共產主義最高階段的程度方面可能出現的夸張”。他認為，“蘇聯正處在發達社會主義漫長歷史階段的起點”，而且“這個階段有自己發展的各個時期和階段。”認為“盲目冒進，意味著提出實現不了的任務”。這無疑是對勃列日涅夫關于建成發達社會主義論斷的重要修正或否定，“有助于人們更清醒地認識蘇聯所處的社會發展的性質，為調整各種政策，推進經濟、政治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
2.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理論界的主流觀點有二：第一，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既承認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又認為社會的團結、統一和一致也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第二，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可能發生尖銳矛盾，但矛盾是非對抗性的。安德羅波夫則認為：蘇聯社會既有困難又有矛盾，強調要重視研究矛盾，要正確利用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把矛盾看作是社會主義向前發展的動力和源泉。他一方面肯定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對抗性矛盾，援引列寧的話來說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抗已經消失，矛盾依然存在，其矛盾性質是非對抗性的;另一方面，又在理論上留有余地，認為不應輕視非對抗性矛盾，否則非對抗性矛盾很可能演變成嚴重的沖突。
3.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制問題。以往，在蘇聯理論著作中，一直認為蘇聯國有制是完善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高級形式”，是集體所有制的發展方向。而安德羅波夫上臺后在所有制理論方面的提法發生了改變：
第一，他認為現實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證明，將“我的”即私有制的變為“我們的”，即公有制的，并非是一件易事。社會主義國有制是不完善的，要有一個完善過程。他認為，“所有制的變革絕不會是一次性的行動。”所有制的轉變不能自動清除千百年來在人類共同生活中淤積下來的全部不良特征。人民取得作主人的權利同真正成為主人遠不是一回事，人民還需要長期熟悉作為整個財富最高的和唯一的所有者的新地位，這“是一個長期的、多方面的，不應該簡單化的過程。”
第二，他認為在將來，集體所有制與國家所有制融合為統一的全民形式將不通過把集體農莊機械地變成國營農場的方式，而是可能通過別的一些途徑，像農工一體化，發展跨農莊和農場聯合公司。 這樣，安德羅波夫實際上修改了過去在蘇聯流行的認為國有制是完善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高級形式”，是“集體所有制的發展方向”的傳統觀點。
4.關于蘇聯政治體制的評價問題。安德羅波夫如是說：不要把蘇聯的政治體制“理想化”。他認為，“蘇維埃的民主制度過去有，現在有，而且必須估計到將來仍然會有發展中的困難”，這主要是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因此，他提出要向使人民民主流于形式的做法“真正宣戰”。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人民自治。安氏公開承認蘇聯政治制度缺乏民主，這對于過去蘇聯只提共產主義社會自治來說不失為理論上的一大突破。
二、強化勞動紀律、整飭社會秩序與懲治腐敗
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黨政領導干部特權和腐敗問題相當嚴重。領導干部享受高于普通職工幾十倍的高薪，享受名目繁多的補助，享受兼職兼薪，擁有高級別墅、交通工具和特殊商品供應等等。特別是，領導干部搞裙帶關系、貪污受賄、結黨營私，損公肥私的現象相當普遍。難怪蘇聯報刊把勃列日涅夫時期說成是“拍馬屁和阿諛奉承”的時代。與此同時，在社會生活中，酗酒、曠工、吸毒、盜竊、行賄等現象也日趨嚴重。“紀律松弛，秩序紊亂”使得“很多人已不愿意勤勤懇懇地工作了。”“游手好閑的人越來越多，到處可以見到粗暴破壞法制的事件。”所有這一切，“已深深地侵蝕了蘇聯社會的整個肌體。”公眾對此強烈不滿，十分厭惡。
作為一個任期最長的克格勃首腦，安德羅波夫比其他人都更清楚地知道當時蘇聯社會問題“是何等嚴重”。他斥責“恣意違反勞動紀律、酗酒、流氓行為、受賄、貪污社會主義財產和其他冒犯社會的行為”。他把這些行為稱之為“同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現象”，自然，它們的存在同蘇維埃制度所創造的社會環境毫無關系。因此，他在擔任的就職演說中號召：“向任何違反黨和國家的紀律以及勞動紀律的行為作更加有力的斗爭”。而后，安德羅波夫決定將整頓紀律、改進黨風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認為，嚴肅黨紀國法，整飭社會秩序，有利于振奮民心，“不需要任何投資，而它的效果卻極大。”于是，大刀闊斧地采取了以下措施：
1.完善法制。1983年1月，蘇聯部長會議通過了《關于整頓從事居民服務工作的企業、單位和機構的工作制度》。同年8月，蘇共中央、部長會議和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又通過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加強社會主義勞動紀律方面的工作的決議》和《關于加強勞動紀律的補充措施》，以期用規章制度保證對勞動紀律的遵守。與此同時，最高蘇維埃對8個立法文件進行了修改和補充。這些修改、補充的特點是，加重對違法亂紀者的懲罰，加強對遵紀守法者的獎勵，注意對違紀情節較輕的初犯者的教育轉化。
2.規定了獎勵和處罰的措施。對于工作表現好的職工除了在工資和獎金上給予優待外，還可以優先得到住房、果園地和休養證;對于工作中遲到、早退、曠工、窩工和其他破壞勞動紀律者則加重經濟處分，直至解除與他的勞動合同。此外，行政機關還大力推行作業隊集體保證制。一個生產作業隊中如出現一個違法亂紀者，除本人的第十三個月工資和獎金全部取消外，全隊的獎金也減少30%。
3.對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和違法活動進行嚴肅查處。1983年1月31日，安德羅波夫號召“所有的人——從工人到部長都應模范地遵守紀律”，否則就要被制裁。據不完全統計，從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僅黨中央、政府部長以及州黨委第一書記以上職務的高級領導干部，因貪污受賄或“不稱職”而被撤換的就有70多起，涉及90多人。其中包括內務部長謝洛科夫、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勃列日涅夫女婿丘爾巴諾夫。其他各級管理機構的干部變動也相當大。
4.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和輿論宣傳。強調發揮黨政工團、同志審判會、人民監督委員會等各種機構的作用，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共同譴責各種違法亂紀現象。總之，一切違法違紀行為“都成了安德羅波夫斗爭的對象”。惟其如此，“安德羅波夫名聲大振。社會各階層對他寄于厚望，這中間有工人、莊員、也有知識分子。人們普遍萌發了希望甚至信念：他們并非注定要在貧瘠的政治生活中無止境地茍且度日，他們可以獲得更加美好的東西。”而安德羅波夫自己則把采取上列措施看作“是對人們期望的回報。”
三、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遏制經濟衰退
人所共知，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蘇聯經濟形勢十分嚴峻。這表現在工業、農業、畜牧業、交通、住房、消費品生產等許多方面。就經濟發展速度論，已下降到使蘇聯“幾乎臨近停頓的程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經濟增長方式長期不能改變，而制約經濟增長方式改變的主要原因是蘇聯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安德羅波夫深知，蘇聯社會“如不進行變革,這個體制本身將面臨滅頂之災。”所以，他十分重視體制尤其經濟體制的改革。他反復強調生產力的深刻質變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完善不僅迫在眉睫，而且勢在必行。這是客觀需要，無法繞過，不能回避，只有綜合地全面改進管理體制，改革經濟機制，才能充分地利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具有的優越性。為此，安氏重點進行了三個方面的改革嘗試。
1.推行農業集體和家庭承包制。為了使勞動者的利益與農業生產的最終成果相聯系，解決農業中存在的尖銳問題，推動農業生產發展，1983年3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和全蘇農業會議分別作出決議，決定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中廣泛推行集體承包制。承包組織與農莊、農場簽訂合同，建立經濟核算關系，對承包者按最終實際產品數量和質量實行集體包工獎勵勞動報酬制。承包組織擁有決定生產業務問題的自主權，承包組織按自愿原則建立，領導人經選舉產生。由于安德羅波夫采取了較為有力的措施，1983年蘇聯農村集體承包組織發展迅速。1983年3至10月，承包作業隊和承包小組的總數翻了一番，達到15.3萬個，承包的耕地面積4000多萬公頃，占全國公有耕地總面積的17%以上。在勞動和資金消耗更少的情況下，承包單位比未承包單位的產量高出20-30%，勞動生產率亦提高20-30%。除集體承包制外，自1983年開始在蘇聯個別地區還出現了家庭承包制形式，農莊、農場通過把牲畜、土地固定交給農民，向農民提供貸款、機械、肥料等方法，與農民簽訂農產品交售合同。據報道，這種方法“不僅大大精減了農莊、農場的管理人員，而且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益”。蘇聯報刊稱這種家庭承包制是公有經濟的一種形式，屬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范圍。強調家庭承包蘊藏著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巨大潛力，可把全民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合理地結合起來。
2.在工業和建筑業中推廣和完善承包作業隊。作業隊作為一種勞動組織形式，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已在建筑業中試行，但進展不快。安德羅波夫時期大力加以推廣。1983年6月頒布了《勞動集體法》，制定了作業隊的章程法規。同年12月，蘇共中央作出《關于在工業中進一步發展勞動組織與勞動刺激的作業隊形式并提高其效率》的決議。隨后，部長會議采取了相應措施。到1983年底，參加承包作業隊的人數占工業工人總數的60%，建筑業中也有32%的工人參加了承包組織。部分作業隊作為一個獨立經濟核算單位同企業簽訂包工合同，按合同規定的最終產品的數量質量取得報酬，節約的工資基金也由作業隊支配。90%的作業隊作為一種勞動組織形式，實行節約額提成或其它獎勵辦法，“從微觀上看有利于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先進的工業作業隊的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可增加5-10%，比建隊前減少工時損失1/2。”
3.進一步擴大國營和集體企業的自主權。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關于體制改革的決議雖然也強調擴大企業的生產經營自主權，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來自上級的干預和限制仍然很多。為此，安德羅波夫指出，現在是到了實際解決擴大聯合公司、企業、集體農莊、國營農場自主權的時候了。蘇聯報刊認為，擴大企業自主權是體制改革的首要問題。1983年7月25日，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通過了《關于擴大工業生產聯合公司(企業)在計劃和經濟活動中的權利及加強其他成果所負責任的補充措施》的決議，決定減少給企業下達的計劃指標數量，提高合同作用，采用五年固定不變的經濟定額，擴大企業在基金使用和物質鼓勵方面的權力;政府部門對企業的考核，將從按合同規定的品種、質量、供貨期限、完成產品銷售額計劃以及新產品生產和利潤增長等方面進行，工資和物質鼓勵基金將取決于生產的最終成果。同時，企業有權獨立自主地使用生產發展基金、社會文化設施、住宅建設基金以及一部分科技發展基金。企業行政部門經同工會協商后，有權使用節約下來的工資基金給工作較好的工作人員發放附加工資。所有這一切無疑有助于調動企業和個人的生產積極性。
不可否認，安德羅波夫強化勞動紀律、整飭社會秩序以及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1983年蘇聯工業總產值超額完成了年度計劃，扭轉了多年來增長速度不斷下降和完不成計劃的狀況;農業生產也有發展，農業總產值比1982年增長了5%;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指標有所改善，社會勞動生產率增長了3.5%。此外，職工和莊員的工資和勞動報酬均有較多增長，市場供應也有了明顯改善。
那么，驅使安德羅波夫勵精圖治的動因何在呢?筆者分析，除了蘇聯社會長期積淀的各種矛盾迫使其必須改革外，很大程度上與他親身經歷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有直接關系。
1956年10月至11月，匈牙利人民因對其政府在革新方面無能為力不滿發動了大規模游行示威，最后示威發展成真正的起義。當時，安德羅波夫正擔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處于這次政治地震震源的中心。因此，他不僅親眼目擊了許多匈牙利共產黨員和國家安全機關工作人員被起義群眾打死后倒掛在樹上或電燈桿上的慘景，而且看到數千憤怒的匈牙利青年將巨大的斯大林銅像推倒后切割的場面。這一事件“給安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57年，他被調回莫斯科蘇共中央工作后，不時提起這起事件。他常常對身邊的人說：“你們無法想象，當街道和廣場擠滿已失去控制并碰到什么就毀壞什么的人群時是什么樣的情景。我可是親身經歷過的，我不希望我國也發這種事情。”可見，對于類似匈牙利事件的情況重現于蘇聯的恐懼心理在安氏的政治觀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認識到，蘇聯“非改革不可”，否則必然會“出現‘自下而上’的改革”。雖然安德羅波夫也曾將匈牙利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但“他比別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匈政權的崩潰，群眾不滿情緒之深廣和激烈。從根本上說，(事件)不僅僅是由官方宣稱的那些主要因素(反革命分子的密謀和來自國外的策反活動)引發的，或者，與其說是由這些因素引發的，不如說是由匈牙利實際生活自身的某些現實情況引發的。”這表明，安氏“是以極端謹慎的態度對待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內困難增加的現象的。”與其他蘇聯政治家不同的是，安德羅波夫對于匈牙利事件產生原因的分析判斷，“絕不是簡單化的”，而是實事求是的。他是把匈牙利悲劇作為一個教訓并力圖通過改革避免重蹈1956年匈牙利覆轍。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安德羅波夫執政時期，蘇聯“國內和黨內發生的變化和出現的新事物相當多”。作為一位穩健的政治家，安德羅波夫雖然明白蘇聯社會亟待變革，但是“他永遠不會去搞像戈爾巴喬夫進行的那種搞得一團糟的改革。”他所采取的是“謹慎而量力而行”的革新步驟。通過改革，使專制的國家機器更好地運作并從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遺憾的是，1984年2月安德羅波夫因腎病不治去世。歷史留給他的執政時間太短了。如果他的任期再長一些，也許20世紀末的蘇聯歷史會是另外一種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