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農奴制改革的歷史
俄國農奴制改革，即廢除農奴制，是當時俄國新的生產力的發展與落后的封建生產關系之間矛盾沖突所引起的封建農奴制危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階級斗爭尖銳化的必然結果。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俄國農奴制改革的歷史
19世紀上半葉，俄國的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的發展(工業革命進行中)，工廠手工業已達到相當規模，國內外市場進一步擴大。大商人.富農和一部分經營商品化農業和工廠手工業的地主貴族，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它的實質是，封建地主主持下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
12月黨人的感召。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于1861年進行的自上而下廢除農奴制的改革。19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因素在俄國農奴制社會內部逐步發展起來。大工廠逐漸代替手工工場，機器生產逐漸代替手工操作，自由雇傭勞動逐漸代替農奴勞動。在農業中，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日趨瓦解。資本主義發展要求打破農奴制的束縛。
1853～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徹底暴露了農奴制度的腐朽性，加深了農奴制的危機。戰爭導致農民生活狀況急劇惡化，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民運動風起云涌，
資本主義的發展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城市人口的普遍增加，對商品糧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年代，俄國糧食的平均產量為2億5千萬俄擔，其中在國外銷售的商品糧食為5千萬俄擔，占產量的20%。這就有力地刺激了商品糧的生產。列寧指出：“地主為出賣而生產糧食(這種生產在農奴制后期特別發達)，這是舊制度崩潰的先聲。”但是，俄國糧食的生產遠不能滿足國內外市場的需要。為了提高糧食產量，越來越多的地主開始采用機器，改良耕作制度和使用雇傭勞動。不過，在俄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絕大部分地主是采用增加勞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辦法，擴大自己的經濟收入。
在土壤肥沃.工業不甚發達的黑土各省和白俄羅斯，地主主要是靠縮減農民份地，擴大耕地面積，增加經濟收入。在這里，十九世紀上半葉，地主的土地擴大了2～3倍，而農民的份地平均縮減了1/3和2/3，由每人7俄畝減至3.2俄畝。隨著地主耕地面積的擴大，勞役租加強了，勞役日也由每星期3天增加到4天.5天，甚至6天。
在俄國工業較發達的非黑土地帶省份，地主主要是把農民的勞役租轉變為代役租，并且日益提高代役租的數目。到五十年代末，在工業區每人一年所繳納的代役租更是大幅度提高。承受著如此重壓的農民，為了交付代役租便不得不離鄉背井，到城市或遙遠的地區受雇于手工工場或從事手工業和商業。這些農民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農村，脫離了土地，成為自由勞動者。這就有力地破壞了自然經濟。
上述情況充分說明俄國農奴制危機的加劇，而農奴制危機的加劇破壞了地主經濟所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自然經濟占據優勢.農民的份地制度.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等。特別是農業中雇傭勞動和機器的使用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農村已經開始出現。這不僅進一步加深了農業危機，而且加速了農村的階級分化。
在農民階級中，除了大批日益貧困和破產的貧農以外，還分化出了富裕的農民階層。他們有的租種地主和國有土地，成為土地經營者;有的開辦企業.酒店和旅館，成為企業主;有的收購和轉賣農產品和放高利貸，成為商人.高利貸者。而更富裕者成了擁有數萬，乃至數十萬盧布的大工廠主。他們構成了為農奴關系所掩蓋的農村資產階級，奠定了農村新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
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
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使俄國內外交困.民怨沸騰，進一步加深了封建農奴制的危機，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從而加速了農奴制的廢除。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歐洲一些合法政府只是在革命的壓力下或由于戰爭的關系才能廢止農奴制。”但1861年改革的基本原因，是已把俄國拖到資本主義道路上的經濟發展的力量。農奴制改革的準備在俄國，廢除農奴制已成為歷史的必然。但是，采取什么方式，革命還是改革，是當時斗爭的焦點。代表農民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堅持用革命方式廢除農奴制，而貴族地主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自由派則力圖用改良的辦法廢除農奴制。當時革命形勢的發展，大有演成以革命方式廢除農奴制的趨勢，但是，農民運動的風暴卻沒有掀起革命的狂飆。
俄國長期處于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度的統治之下，農民長期受著農奴制的壓迫和封建思想的束縛，有關濃厚的皇權主義思想。盡管他們經常掀起反抗貴族地主和地方官吏的斗爭，但是，他們不反對沙皇，甚至擁護和崇拜“好沙皇”，“沙皇被農民看成人間的上帝”。因此他們的斗爭始終未能發展到自覺斗爭階段，農民運動帶有明顯的自發性與分散性。各個地區的農民運動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對沙皇政府具有強大威脅的力量。結果，農民運動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鎮壓下去了。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在俄國，給地主當了幾百年奴隸的人民，在1861年還沒有力量進行爭取自由的.廣泛的.公開的.自覺的斗爭。”而工人階級還沒有登上政治舞臺。
俄國的資產階級是在專制制度的卵翼下成長起來的，從來就不是一個革命的階級。沙皇政府不僅給予他們種種特權，而且以高額關稅保護他們同外國商人的競爭能力，以其侵略政策保證他們的國外市場，以大量的政府定貨為其廣開財源。同時，俄國的工業資產階級大多出身于商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舊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占有剩余產品，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與封建農奴制度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需要這個農奴制國家。這時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所暴露出來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特別是1848年巴黎無產階級六月起義，更使俄國資產階級一開始就懼怕革命。
由此可見，雖然俄國革命形勢日益成熟，但是，摧毀農奴制的力量還不具備。結果，代表貴族地主利益的沙皇政府為保存搖搖欲墜的封建農奴制度和貴族地主的政權，被迫進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
內部時局動蕩
1858～1860年爆發的農民暴動和起義總計近290次。在農民反抗運動的推動下，以а.и.赫爾岑.в.г.別林斯基.н.г.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同自由主義者在解決農民問題上展開了論爭。自由主義者к.д.卡韋林等人提出在保存沙皇政權.不觸動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況下，廢除農奴制度。
革命民主主義者主張徹底廢除農奴制度，推翻沙皇統治。由于當時俄國沒有形成足以推翻農奴制度和專制制度的革命力量，廢除農奴制的改革是由沙皇政府自上而下進行的。1860年10月擬出解放農奴法令草案，1861年3月3日(俄歷2月19日)，亞歷山大二世批準廢除農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蛾P于脫離農奴依附關系的農民一般法令》規定;農民有人身自由和一般公民權，地主不能買賣和交換農民，農民有權擁有財產.擔任公職進行訴訟和從事工商業。在全部土地歸地主所有的前提下，農民可以使用一定數量的份地，但必須向地主繳納贖金(這種贖金大大超過了土地的實際價格)。農民在簽訂贖買契約之前還要為地主服勞役或繳納代役租。
《地方法令》規定，當農民使用的份地超過“法令”規定的數額時，或者分給農民份地以后，地主剩下的好地不到全部土地的1/3時，地主有權向農民割地，即剝奪農民原種地的1/5～2/5。為管理改革后的農民，設置了地方貴族控制的村社和鄉組織，并建立了監督農民的連環保制度。
農民的要求
農民要求的是無償獲得全部土地，并從地主的權力下完全解放出來，1861年改革沒有滿足農民的要求。“宣言”和“法令”公布后，農民暴動和起義僅1861～1863年就發生了2000次，в.и.列寧指出，農奴制改革是由農奴主實行的資產階級改革。改革后，俄國仍保存了大量的農奴制殘余，作為封建農奴制經濟基礎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沒有被消滅，少數地主貴族仍然霸占著大量土地，而占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卻只占有很少土地。1861年改革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由于農民擺脫了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出現了大批自由雇傭勞動力，資本主義工業獲得迅速發展。地主的徭役經濟逐步向資本主義經濟過渡。繼農奴制改革之后，沙皇政府還先后進行了地方機構.市政.司法.軍事等一系列歐美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1861年以后，俄國從農奴制社會逐步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俄國無產階級逐步形成，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
農奴制的衰落
十八世紀末，俄國的封建農奴制在部分地區已經開始衰落;到了十九世紀初葉和中葉，更日益走向瓦解。封建農奴制解體的過程也是新的資本主義要素在農奴制內部形成的過程。
俄國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工廠逐漸代替手工工場，機器生產開始代替手工勞動。1840年俄國從國外輸入的機器，價值為101萬盧布，到1850年已達268萬5千盧布。在采用外國機器的同時，俄國也開始制造和采用本國的紡織機.織布機和繅絲機。至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紡織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五位。其他工業部門如冶金.采礦和造船業也開始使用機器。三十年代以后，蒸汽動力的使用較為普遍。
1815年俄國的工廠為4189個，到1858年增至12，256個。工人人數由1804年的224882人增至1860年的859950人，其中雇傭工人占61.4%。在紡織工業和絲織工業中，農奴勞動已完全被雇傭勞動所代替。盡管這些雇傭工人主要是向地主和國家繳納代役租的農民，但是，在對于企業主的關系上，他們畢竟還是“自由的”勞動力出賣者，是在封建農奴制經濟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關系。
階級分化
貴族地主階級發生了分化，中.小地主陷于破產。從1835至1851年間，擁有不足20個農民的地主莊園，減少了9千多個，到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無地產的地主已達數萬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貴族地主中分化出一批采用資本主義方式改造和經營自己莊園的資產階級化貴族地主。他們為數不多，但是，它是農村中新的生產關系的代表者。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業危機的加深和農村階級的分化，階級斗爭越來越尖銳。據統計，1826—1834年間，農民暴動為145次，1845～1854年為為348次。1853～1856年克里木戰爭以后，農民運動更加高漲了。1858年農民暴動86次，1859年90次，1860年108次。農奴制危機使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特別是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地主，希望迅速改變農奴制度。代表他們利益的自由派公開揭露政府的種種弊病，批評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談論農奴制改革的必要性。他們甚至致函政府，上書沙皇，制訂改革方案，在各種集會上發表演說，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莫斯科政論家麥列貢諾夫在其評論中寫道：“我們需要自由，自由!只有自由才是我們所祈求的。”法學家契切林主張逐漸消滅農奴制度，實行信仰.言論和出版自由，改革司法機關。個別高級官吏也對沙皇政府表示不滿。克里木戰爭失敗后，庫爾蘭盧瓦耶夫公開斥責政府的欺騙行為和官僚主義。他向自由派高呼：“智慧需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