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是秦統一中國后為統治思想而采取的兩項重大措施。由于當時奴隸主仍在意識形態領域為復辟舊制度制造輿論，前213年，秦始皇納李斯的建議，那么秦朝焚書坑儒時什么書不用燒?

　　對于秦始皇的我們會很奇怪地發現，偶語詩書的罪罰，居然遠比私藏詩書的罪罰為重。私藏詩書不過黥為城旦，偶語詩書卻要棄市掉腦袋。再加上罪罰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這一條，可以判斷，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眾議論當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眾討論古代政治。歸結為一句話：禁止議論政治。庶人不議，然后天下有道，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邏輯依據吧。

　　焚書自然是不對的，不好的。但對帝國而言，言論窒息、萬馬齊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來，防川有兩種方法。一是封堵，鯀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結果洪水越發肆虐，自己則被帝堯派祝融殺于羽郊。二是疏導，鯀的兒子大禹，則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終治水成功。

　　為帝國之久遠計，理應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論自由，從而有疏導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見，當以北宋朱弁《續骫骳說》中士氣一條，倡此論最為精妙，姑錄于下：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氣，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氣。元氣壯則膚革充盈，士氣伸則朝廷安強。故善養生者使元氣不耗，善治國者使士氣不沮。欲元氣不耗，則必調飲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納授飲食也。欲士氣不沮，則必防壅蔽以達之，而言路者，所以開導壅蔽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遠近雖殊，治道無二。再回到焚書，其對古籍造成的損失究竟有多嚴重?時至今日，已經很難作出確切判斷。《史記?六國年表》云：“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王充《論衡?書解篇》云：“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這兩條記載表明，至少在漢代，古籍中的精華部分——詩書諸子，都還完整地幸存了下來。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宮廷留有備份，只要秦國不滅，可想而知，這些古籍便將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諸多古籍湮滅無蹤，后世永不得復見，這卻要特別感謝我們的項羽先生。

　　眾所周知，項羽先生不愛讀書，生性暴戾，伊攻入咸陽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括金錢婦女，臨去再是一把大火，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帝國的珍貴藏書，就此付之一炬。可憐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終只化為若干焦耳的熱量而已。所以，劉大魁作《焚書辨》，毫不客氣地指出：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羽之罪也。單就秦國焚書而言，其所引起的實際損失，可能也并沒有像想象的那樣嚴重。《漢書?藝文志》所載677種著作，其中約有524種，即77%，現在已不復存在。這個事實說明，漢以后的幾個世紀，特別在印刷術流行前，文獻損壞所造成的總的損失，也許甚至大于秦代的焚書。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沒有焚書之事發生，傳下的周代的殘簡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現在實際存在的數量。

　　焚書坑儒，后世多持惡評。然而，在附和過往那些罵聲之前，我們有必要詳細了解有關焚書的種種細節和實際后果。夸人要夸到癢處，罵人則要罵到痛處。知己知彼，方能百罵不殆。倘一聞焚書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罵，作激憤聲討狀，竊以為不免“操”之過急。首先，從李斯的視角看去，焚書有它的邏輯必然性。在李斯的上書中，對淳于越請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個字，便已駁斥一盡。隨即，將淳于越之流定性為“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而像淳于越這樣的人，所在多有，“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人之所學，則是源于書本，因此，禁書乃至焚書便是斬草除根的應有之義了。

　　古人竹簡刀筆，著書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數十萬種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華的話來說，還都是些“內容豐富、見解獨到、而且全是少不得” 的著作。這也就決定了，帝國焚書的品種不可能太多，大致為：一，史官非秦記者，即六國之史記，以其多譏諷于秦。二、詩書、百家語。尤其詩書，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倉庫。燒之等于繳械，看爾等還怎么援引去。需要特加注意的是，從李斯的上書可知，當時帝國所有的書籍，包括明令燒毀的在內，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備份。朱熹也云：秦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舊留得;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則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

　　對帝國的這一舉措，清人劉大魁的解釋是，“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 而在我看來，帝國將這些禁書善加備份收藏，并不以悉數銷毀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應存有一種責任心和長遠考慮。好比我們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經肆虐了幾個世紀，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給人類帶來巨大而深重的災難。盡管如此，人類卻也并沒有將天花病毒徹底銷毀，讓它永遠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別在莫斯科和亞特蘭大的兩個實驗室里保存了少量樣本，以備研究，或應對任何人力無法預測的不時之需。

　　至于民間，如果私藏禁書，抗拒不交，后果又會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也就是說，將接受黥面和輸邊筑長城的處罰。在今天看來，這樣的后果無疑是嚴重的，但在刑罰嚴酷的秦國，這卻算得上是輕罰了，并不嚴厲。而且，這樣的處罰還是在藏書被官府發現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發現，自然也就不用追究。由此可見，在當時的禁令中，焚書并非第一要務。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書哪能焚得盡!焚書只是一種手段而已。且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