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冬，太平天國頒布《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天國的建國綱領。它體現了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幻想在分散的小農經濟基礎上實行均貧富。它無法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只是空想，根本無法實現。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天朝田畝制度的的措施和評價，希望對你有用!

　　天朝田畝制度的歷史背景

　　產生的經濟背景

　　《天朝田畝制度》是歷史的產物。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對立物。清朝中葉，土地已高度集中，過去王瑛已有專文論證(王瑛：《太平天國前夕的土地問題》，見《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本文只補充一些地方的材料。關于清代田賦之重且不均，本文則列證論述，而清朝官吏在糧賦上之浮收勒折，剝削小戶農民，更加劇了土地問題的矛盾，這是應該著重揭露的。如果對這些方面有較深切了解，《天朝田畝制度》的性質和意義便易于理解，故在本篇中概加敘述。

　　1.清代土地兼并之烈與地租剝削之重

　　土地兼并，歷代皆然，這是封建地主的本性。不過，清朝從開國之始，八旗貴族就大肆圈占民田，漢族的顯官豪紳，也憑藉財勢，廣置田產。其結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廣大農民淪為佃戶，“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 (丘家穗：《丁役議》，見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例如江、淮之間各州縣，農民耕種之家居十之五，衣食鹽漕與工商各業者，居十之四，另外十分之一的地主階級，“則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稅者也”。(盛楓：《江北均丁說》，同注(丘家穗：《丁役議》，見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其他各省州縣，情形也大致相同。清室貴族占田數額是很驚人的。乾隆時，大學士和珅田產多達八千頃。道光時，英和因罪田產沒官，計有五七二頃余，琦善亦有二五六頃之多。漢族大地主所置田產亦不稍遜。如康熙時，刑部尚書徐乾學，田產跨蘇、松兩府之地，僅在無錫一縣就買田“萬頃”。詹事府的少詹事高士奇，家在浙江平湖，“置田千頃”。 (王先謙：《東華錄》康熙朝卷四十四，第二三頁。)到太平天國革命之際，徐乾學的后裔徐佩瑗，在江蘇長州縣還擁有千畝以上田產。與他同縣的汪□，有田產三千余畝。吳江縣廬墟的柳光薰，業田在四、五千畝之間。而與他同縣的沈懋德，富甲一方，“有田萬余畝”。((光緒)《吳江縣續志》卷十九，第五頁。)常熟縣的龐鐘璐等四大家，也是邑中豪富。在湖廣糧產區，環洞庭湖各縣，膏腴沃壤，也是多為官宦紳衿所占。湘南雖是沖田坡地，卻也集中到大戶名下。如桂陽州鄧氏，“兄弟田數百頃，以富雄一方，至用擔石程田契，乘馬不牧，游食田野數十里，不犯人禾”。((同治)《桂陽直隸州志》卷二十，第二五頁。)又如衡陽，有劉重偉兄弟，因經營山場木材業致富，“至嘉慶時，子孫田至萬畝”。((同治)《衡陽縣志》卷十一，第五頁。)太平天國起義的廣西潯州府所屬各縣，地主占田之多，不亞于他處。如平南縣的張姓、滿姓財主，財富相埒，民諺有“江北張其耀，江南滿國球”之稱。桂平縣也是“田多為富室所有，荷鋤扶耜之倫，大半為富人之佃。”(吳鋌：《因時論十·田制》，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五。)如金田村迤南至江口圩，一片平疇，土田肥美。這里石頭腳村的陳家大地主，高堂華屋，富夸一方，還有新墟，莫村等處的凌姓、羅姓等家，他們共占去了當地十分之八的田地。總的來看，各省各州縣土地集中的比重，雖各不相同，但“豪強兼并，一人而兼數十人之產，一家而兼數十家之產”，則是普遍現象。((民國)《桂平縣志》卷二十九，第二頁，“食貨”中。)其結果就是，“田歸富戶，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光緒)《廬江縣志》卷二，第五頁。)，階級矛盾愈來愈尖銳化。

　　土地高度集中，使絕大多數農民變成受地主直接剝削的佃戶，他們所負擔的地租，越來越重。清初，蘇南地區“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顧炎武：《日知錄》卷十，“蘇松二府田賦之重”。)到了道、咸年間，蘇南租額“少者亦得一石出頭，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額”(陶煦：《陶氏五宴集》“重租論”。)，其中吳江最為突出，雖“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有民間詩歌描寫道：“催租急于石壕吏，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農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倉箱。”((民國)《南潯志》卷二十九，第二二頁，“折股怨”。)如此超經濟榨取，生產力怎能不遭到破壞。在這樣的重租剝削下，農民“雖農具盡而質田器，田器盡而賣黃犢，物用皆盡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周莊鎮志》卷四，第二——三頁。)如此煎逼追比猶不為足，狡黠的田主，更有責償其租于佃農之伯叔兄弟，亦有控告佃農“抗租”，買通胥吏，逮捕系獄，以至三冬歲末，為“欠租”而襤褸就逮，身陷囹圄者，“以一縣計，奚止數千百人”。(《周莊鎮志》卷四，第二——三頁。)真是人都說江南好，豈知江南乃地主之天堂，農民的地獄!

　　2.清代農民田賦負擔之重

　　在封建社會中，糧賦是中國專制政府的主要財源。明初，江南田賦就很重，迨至明末，增收遼餉、練餉與剿餉，天下囂然。清承明制，相沿未改，雖在康、雍之時幾次議減賦，但所減只是象征性的，實際田賦仍在增加。田賦按常理應由田主輸納，田多則理合多交，無田或少田，則當不納或少納。但清朝自乾、嘉以來，吏治腐敗，居然顛倒其事。顯官豪紳等大戶，擁有千萬畝田產，竟可不納田賦，或巧為規避，雖正額亦“注緩”減收，以至沉重的田賦負擔，大多轉嫁到小戶，自耕農和貧農的身上，其中情偽弊端，令人十分驚訝。先看江蘇的情況。這里的縉紳大戶，憑藉其勢力，“短交”糧賦，其缺額“自必取償于鄉曲之淳良小戶，而為牽長補短之計”。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二。)而小戶窮民不堪□削，往往詭寄糧名于大戶名下，久之，其有限田產，便為大戶所并吞侵奪。馮桂芬在《均賦議》中對糧賦弊端，說得十分具體，其謂：

　　“今蘇屬完漕之法，以貴賤強弱為多寡。不惟紳民不一律，即紳與紳亦不一律，民與民亦不一律;紳戶多折銀，最少者一石二、三斗當一石，多者遞增，最多者倍之;民戶最弱者，折銀約三、四石當一石，強者完米二石有余當一石，尤強者亦完米不足二石當一石。”(《顯志堂稿》卷五，“均賦議”。)

　　可見清中葉交納錢糧，已完全不是以田地多寡腴薄為重輕，而是取決于勢力之強弱。紳與民，大戶與小戶之間，每畝納課相差竟達兩三倍。更有甚者，“同一百畝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數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縣紳衿，有連阡累陌，從不知完糧為何事者”。(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六，賦役三。)的確，大戶不交糧或減免、注緩，在江南不是個別地方，而是各縣皆然。請看以下的例證：

　　松江：松江田賦，“皆因圖蠹把持，圖書掌握，田多者受賄兔脫，田少者無賄雉罹。

　　造冊則朝更暮改，分數則換張移李，先后任其倒置，多寡聽其游移。”(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均田均役議”。)

　　這里不僅說明大戶財主行賄而“兔脫”田賦，而且揭露了清政府吏治的黑暗，一任胥吏圖書，篡改糧冊，使小戶平民，代大戶完納，罹無窮之災。

　　常熟：道光二十四年：“折色八元三、四角，洋合制錢一千三百零。假如大戶，票米十石零三升，竟以十石注緩，三升完繳。短價折色四元光景，僅要洋一角二分，將票米總算扯，每畝不過四、五十文;如小戶，票米照數算，每畝必要一千零。頑佃蒂見不在內。此中甘苦，迥乎天壤也”。(柯悟遲：《漏網喁魚集》(中華本)第五頁。)

　　江南納賦，向來有“短價”與“長價”之分。大戶減價交納，謂之“短價”，小戶則加倍稱之價征收，以補大戶之虧欠，謂之“長價”。上例所說“折色八元三四角”，即指“長價”而言，“短價折色四元光景”，即表明大戶所納比之小戶已短少一半。然此猶未使大戶甘心，如上所云：大戶以“十石注緩，三升完繳”，僅納原額千分之三。而五十文與一千文相比，大戶與小戶所交賦額，相差二十倍。如此盤剝，小戶那得不傾家蕩產呢!

　　元和、吳江：“以(青浦、元和、吳江)三縣而論之：青為上、元為中、吳江為最下。青浦之漕為清漕，納賦者無紳無民，一畝之田，壹以糧一斗有奇，銀一錢一分有奇為準;元和則城與鄉，強與弱，已有所謂大小戶者，然大戶十猶約三四也;獨吳江則不然，有十數頃之家，而所完無幾者，有一二畝之家，而橫征倍之者”。 ( 陶煦：《租□》“辨上下”。)

　　如按作者所說，真所謂舉世皆濁，而青浦獨清。實則青浦是因周立春抗漕起義后，才使錢糧平均一些，蘇州府的元和縣，卻是強者之賦由弱者代完，吳江則千余畝之家，有的幾乎不納分文。

　　浙江省漕賦征收的情況也和江蘇相同，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的奏摺中說：

　　嘉興、杭州：“蓋一縣之中，花戶繁多，災歉蠲免，悉聽經書冊報。世家大族，豐收者亦能蠲緩，編氓小戶，被歉者尚多全征。且大戶僅完正額，小戶更任意誅求。……以小戶之浮收，抵大戶之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詞，故鬧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十一，“議減杭嘉湖三屬漕糧大概情形摺”。)

　　紹興、肖山：“茲查浙東八府，錢糧征數，以紹興為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紹興為尤甚。山陰、會稽、肖山諸縣完納錢糧，向有紳戶民戶之分，每正耗一兩，紳戶僅完一兩六分至一兩三、四錢而止，民戶則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以國家維正之供，而有紳民重輕之別，以閭閻奉公之款，徒為吏胥中飽之資。官司以賠墊為苦，民戶以偏重為苦。”(《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八，“□減紹興府屬浮收錢糧摺”。)

　　可見浙江交納田賦亦有“大戶”、“小戶”之分，世家大族擁有大宗田產，卻捏報災歉，“蠲免”糧賦，其短交數額，卻以浮收攤派小戶來補償，故當時有謂：“剜小戶之肉，補大戶之瘡”。究其原因，表面上是胥吏所為，但本質上還在于清朝政權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蘇、浙如此，其他各省情形也大體相同，在江西、湖北、廣西等省，大戶地主玩弄“飛灑詭寄”的手段，買田收租而不完糧，致使小戶人家，田地已賣出數年，數十年，仍然照舊納賦，這樣就加劇了兩級分化，使農民與地主的矛盾愈益尖銳。

　　總的來看，清代的糧賦之重，不減于明代，而蘇、松地區，猶有過之。在糧賦的負擔上，極為不均：“大戶僅完正額，小戶更任意誅求”;大戶只納零頭，或抗延不納，小戶則倍征暴斂，或田賣糧存。當時有人估計：各省地丁錢糧，富戶所納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十之七八取償于小戶。輕重倒置，民怨沸騰，抗漕戕官的案子，在道光年間紛紛而起。

　　3.清代田賦之浮收勒折

　　清代的賦稅，自康熙年間攤丁入畝之后，田賦包括田糧和地丁兩項。田糧之漕運京師者，謂之“漕糧”。漕糧轉運數千里，運費皆出自納糧戶，于是“浮收”成為慣例。又每年征收漕糧，往往折錢交納，謂之“折色”。但無論漕糧折色或地丁銀折錢交納，折合之時，莫不高出當地銀價倍蓰，謂之“勒折”。浮收勒折，自清初已然，太平天國革命前夕，達到了民不堪命的程度。

　　馮桂芬在一八五三年致許乃釗的書中說：“近歲已來，折價合米，直以三四石當一石，刑驅勢迫，莫敢枝梧，非一朝夕之故。”(《顯志堂稿》卷五，“與許撫部書”。)這就是說，征糧每石浮收之數，比正額多出一倍至兩三倍，此事由來已久。為什么要浮收如此之多呢?其編造理由甚多，剝削方法亦甚多：大斛量入，此其一;借口成色不足，“七折八扣”，此其二;“淋尖踢斛”，此其三;斛外拋灑，此其四;水腳有費，驗米有費，灰印有費，篩□有費，此其五;此外，糧米入倉，又有倉廒費，廒門費;漕糧起解，又加起運費，上下“漕規”費，……。名目繁多，花樣百出。真所謂“此中勾稽之數，雖神仙不可測識!”這樣大的超額浮收，得利最大的是各級官員，以下的胥吏差役和“刁劣生監”，也無不分肥飽私囊。道光中，江蘇巡撫陶澍在其奏片中說：各縣包收漕糧之徒，“竟有田無一畝，而包攬至數百石者，亦有米無升合，而白食漕規自數十兩至數百兩者。人數最多之處，生監或至三四百名，漕規竟有二、三萬兩，實駭聽聞”。(陶澍：《嚴禁衿棍包漕橫索陋規片》，見《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六，賦役三。)到咸豐初年，蘇、松地區每年辦漕，各縣經手的糧書、官吏分肥中飽多達十來萬金。(《顯志堂稿》卷五，“與許撫部書”。)這樣巨額的盤剝，那得不天怒人怨!

　　又從浙江各處慣例來看，征收田賦“折色”高于“本色”頗多。當時米價每石不超過三千文，折色高達“六千余文”，即高出一倍有多，更有高達三倍者。龔自珍謂：“國賦三升民一斗，屠牛豈不勝栽禾”(《定庵全集》(中華書局聚本)“乙亥雜詩”第九頁。)，即指此而言。浙東的紹興、肖山等府縣，地丁銀每兩征收制錢“至二千八、九百文至三、四千文者”，亦浮折幾及一倍。至于漕糧的浮收，就更為酷烈了。下面讓我們看湖廣地區的情況，胡林翼奏中說：

　　湖北：“鄂省漕糧，弊竇太深，數十萬之正額，征派不滿一半，數十年之積弊、浮勒至于十倍。……陋規多至數十款，百余款，浮費多至數千兩、數萬兩不等。”(《胡林翼遺集》卷二十三，“奏陳鄂省尚有應辦緊要事件等摺”。)

　　胡林翼在另一個密摺中，比較具體地說出了湖北“各州縣征收漕糧，多所浮勒”的情況，其奏中說：

　　“其征收折色，每石折收錢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征收本色，每石浮收米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腳等項，分款另收;又有由單、券票、樣米、號錢等名。多端需索，民力幾何，其能堪此?”(《胡林翼遺集》卷二十三，“革除漕務積弊并減定漕章密疏”。)

　　咸豐七年時，湖北米價每石不及二千錢，故漕糧折色“多至十八九千”者為正額之十倍。比之蘇、浙征漕，有過之而無不及。至于征收本色，則與蘇、浙的浮收額略同，大體是五、六斗至三、四石之間，但還不包括雜項在內。

　　湖南與湖北邇連，陋規浮費之多，官吏、生監與差役之層層中飽，亦復相同。湖南的漕賦，往往并非民戶直接投柜交納，而是由“漕口”包攬，“昂價折收”。所謂　“漕口”，其中有舉人、拔貢、秀才以至衙門差役各色人等。這些人把持漕賦，層層中飽。咸豐中，駱秉章任湖南巡撫，他在奏中說道：

　　“(漕弊)沿習既久，逐漸增加，地丁正銀一兩，民間有費至數兩者，漕米一石，民間有費至數石者。……未完納之先有由單，由單有費。既完納之后有串票，串票有費。其完納稍遲者，糧書先時借墊，計息取償，多至數倍。……官吏既視錢漕為利藪，刁衿劣監即從而挾持之，每人索費數十兩百兩，人數多者一縣或至數十人，名曰漕口，稍不遂意，則阻撓鄉戶完納，或赴上司衙門，砌詞控告”。(《駱秉章奏稿》卷八，“瀝陳湖南籌餉情形摺”。)

　　可見湖南征收漕賦，其浮勒亦數倍于正額。駱秉章在此奏中所稱的“漕口”，還不包括上面所說的“包交”漕賦那些人，而是挾持官吏、白食“漕規”的紳衿訟棍，亦即蘇、浙稱之為“白頸”者。地方官在每年開征時，先得送他們數百兩銀子，“籠絡安置而后可期無事”。地方官為何懼怕這些人呢?又為何聽任胥吏生監肆虐害民呢?說穿了就是州縣官原是些吸血鬼，他們在辦漕征糧賦之先，就已收受了大批錢財，飽其貪欲，于是縱令管漕書吏勒啃人民。其方法層出不窮，手段極為惡劣，在愈是偏遠的地方，也愈顯得露骨。且看廣西：

　　廣西灌陽縣：“及納谷之時，數十百里，肩挑背負。及運至倉，書吏等又多索費用。雖極乾園潔凈，亦故意挑斥刁措，有十日半月不能交納者。……及其收谷，又不止淋尖踢斗，并多斛外拋灑，以供倉中斗級之肆攫，不準小民拾回顆粒，稍不滿意，即為掛欠，令其補納。大約完谷一石，其耗費已需至數石矣。”((民國)《灌陽縣志》卷二十一，第二六頁。)

　　另外，廣西交糧賦，也有一批人包攬把持，如同湖廣的“漕口”一樣，名稱叫作“卯鋪”。記載說：

　　廣西邕寧縣，清代道光年間，錢糧由“卯鋪”包收，“此輩輒上下其手，有納銀一兩，規取制錢至十余千者。又復巧立種種名目，苛收橫索，數十倍于正供。稍一不遂，鞭笞之下，縲紲隨之。”((民國)《邕寧縣志》卷十四，第五頁。)

　　按道光晚期的銀價，紋銀每兩不過制錢二千。邕寧地丁銀勒折達“十余千”，這在各省中是罕有的。加上肆無忌憚的浮收苛索，故為正供之“數十倍”。“卯鋪”之兇殘，又有更勝于胥吏之處!

　　以上廣西、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等五省，從我們對糧賦征收所例舉的材料來看，浮收勒折，極為普遍而又嚴重。征收本色者，每石至少浮收五、六斗，多者至三、四石當一石。征收折色者，則高下其手，漫無邊際，最少亦加倍，一般是三、四倍。至于征收地丁銀，民間以制錢折合交納，但至少得三千文折一兩銀之賦，而又往往倍征。有的地方甚而十數千文方抵一兩，已在五倍以上了。

　　據馮桂芬、胡林翼等大略估計，一般州縣浮收勒折而中飽分肥者，共約合銀十萬兩上下，其中州、縣官得十之二三，胥吏糧書各色人等得十之六七。如此肥潤，舉貢生監也“當仁不讓”。有人形容說：每值征漕，“官吏如餓虎出林，紳衿如毒蛇發動”(柯悟遲：《漏網喁魚集》(中華本)，第九五頁。)，差役追比，如豺狼咆哮，糧書入鄉，如蝗蟲遍野。還有蘇、浙的“白頸”、兩湖的“漕口”人等，他們也雁過拔毛，每人都白食“漕規”數十兩至數百兩不等。故有謂：清道、咸年間，“吏治之頹，民生之瘁，莫此為甚”。

　　天朝田畝制度的主要措施

　　《天朝田畝制度》以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為中心，它涉及到經濟、政治、軍事、文教和社會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它把土地分為九等，好壞平均搭配。然后以戶為單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歲以上分全份，15歲以下分半份。它還繪制了一幅新型社會的藍圖，這就是以25家為基層單位，稱為"兩"。兩個"兩"，設"兩司馬"主持。每5家設"伍長"一人。每家出1人當兵為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每個基層單位，建立一個"國庫"，"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各家遇有婚喪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規定費用到"國庫"領取;鰥寡孤獨殘廢等喪失勞動能力的人，也由"國庫"開支撫養。農民除耕種外，還要利用農閑時間飼養豬、雞、蠶，從事紡織、縫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家庭副業和手工業生產。《天朝田畝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著千百萬農民群眾，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爭。太平軍所到之處，出現了沒收地主、官僚的財產，焚毀田契、債券，限制地主收租的斗爭場面。不少地主唉聲嘆氣說：豐收"于我無份";有些地區的地主全年地租"籽粒無收"。有的地區甚至把地主的土地分掉，太平天國政權發給"田憑"。除此之外，太平天國把一些廟宇祠堂占有的土地、公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沒收，分給沒有土地的農民耕種。以上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民群眾的經濟政治要求。這樣一來，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發揮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有的地區出現了"谷物豐收"、"農安物阜"的繁榮景象。但是，要在個體勞動、分散經營、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廢除私有制，并絕對平均分配所有財物，這是一種空想，加上連年征戰，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不能實現的。所以，太平天國在江西、安徽等地實行比較切合實際的"照舊交糧納稅"的辦法。在政治制度方面，實行鄉官制度。在太平軍的區域內摧毀了各級地方封建政權，建立起農民的革命政權。凡縣一級以上的負責人，一般都由革命軍將領擔任。地方鄉官由貧苦農民擔任。《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地方官吏由人民選舉，"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鄉官如有貧污不法的，人民可以檢舉揭發，隨時革退。太平天國地方政權的建立，有力地推進了革命的發展。對于婦女政策，《天朝田畝制度》也有一些進步的規定。婦女和男子同樣分配土地和生活資料;婦女可參與軍政事務;設置女官，開科取士;在宗教上，婦女和男子都參加拜上帝活動。還提出禁止纏足和買賣婚姻。這樣，婦女地位有了顯著提高。婦女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了。太平天國在婚姻上，規定"天下婚姻不論財"，廢除了把婦女當作商品的買賣婚姻。太平天國發給男女自由結合的結婚證書——"合揮"，上面登記著結婚人的姓名、年歲、籍貫等項目，還蓋有龍鳳圖章;這是史無前例的創舉。

　　天朝田畝制度的基本評價

　　太平天國的領導們希望通過這樣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

　　《天朝田畝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是農民階級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了當時廣大貧苦農民強烈地反對地主階級殘酷剝削的要求，以及獲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會的渴望。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地權’和‘平均土地’的思想，無非是為了完全推翻地主權力和完全消滅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爭的農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現而已。”但是，《天朝田畝制度》所規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會經濟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產的基礎上廢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會財富，以求人人平等，是農民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這種方案不可能使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相反，它將使社會生產力停滯在分散的小農經濟的水平上，把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落后性。這個文件還規定天王的高度集權，官員的世襲制等，都表現了封建的等級關系。

　　《天朝田畝制度》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這個矛盾是由農民小生產者的經濟地位決定的。太平天國領袖們繪制的平分土地和社會經濟生活的圖案，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們為了適應現實的迫切需要，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較為切實可行的措施。大約在《天朝田畝制度》頒布后不久，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根據天京糧食供應緊張的情況，向洪秀全建議在安徽、江西等地“照舊交糧納稅”。這個建議，經洪秀全批準施行。實行“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就是仿照清朝的辦法，即地主是田賦的主要交納者，征收地丁銀和糟糧。這表明太平天國承認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許地主收租。封建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雖然受到沖擊，但并沒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