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都城奈良的東大寺與地方上的國分寺之間，在組織上并無上下所屬的關系，但因為東大寺在中央，由天皇組織修建，而國分寺在地方，由國司監(jiān)造和監(jiān)管，所以不僅在佛教信仰上存在密切關系，而且在形式上也有上下所屬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東大寺也稱“總國分寺”。

　　日本奈良時代的佛教文化介紹

　　奈良時代(NaraPeriod)始于日本天皇遷都于平城京(今奈良)的710年，止于遷都于平安京的794年，歷經(jīng)八代天皇。元明女帝是奈良時代的第一代天皇。她死后，還有元正(女)、圣武、孝謙(女)、淳仁、稱德(原孝謙)、光仁、桓武。此期間歷代天皇注重農(nóng)耕，興修水利，獎勵墾荒，社會經(jīng)濟得到大為發(fā)展。此時的奈良朝受中國唐文化的影響，又通過唐朝接受到印度、伊朗的文化，從而出現(xiàn)了日本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面。這個時期由于日本極力保護佛教，因此，佛教美術開始繁榮起來。如7世紀初期開創(chuàng)日本佛教文化的飛鳥文化;7世紀后期獨具一格的白鳳文化;8世紀中葉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響下以寫實手法體現(xiàn)人類豐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

奈良時代

　　在遷都奈良之際，有些原來的大寺被遷往新都，如元興寺、興福寺、大安寺、藥師寺等。但這還遠遠無法滿足統(tǒng)治者的需求，他們大肆興辦佛教事業(yè)。奈良時代由國家興辦的佛教事業(yè)中，最著名的當推東大寺和國分寺的興建。

　　東大寺及其盧舍那大佛像是由圣武天皇于740年發(fā)愿，于743年開始興建的。圣武天皇建東大寺和大佛的目的是為了依賴“三寶之威靈”，祈求天下太平，國家富饒繁盛。在興建東大寺和巨大銅佛像的過程中，花費了龐大的人力和物力，動用了舉國的財力，又號召民眾自愿出力支持。751年大佛殿建成，翌年4月，由朝廷主持舉行盛大的大佛開眼供養(yǎng)法會。

　　所謂國分寺即是設在各國國都的寺院，有比丘住的國分僧寺和比丘尼住的國分尼寺。它的興建實際上是效仿中國，修建國分寺的步驟，大致分為如下三步：第一步是737年3月，詔令每國造丈六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和左右配置的菩薩兩軀。當時雖然還沒有國分寺的名稱，但因這個釋迦像可以認為是國分寺的主佛，所以此舉當是修建國分寺的先驅。第二步是740年6月，令每國抄寫《法華經(jīng)》十部，修建七重塔。這是以《法華經(jīng)》第四《法師》第十為依據(jù)的，實際上就是國分尼寺的前驅。第三步是741年2月，詔令各國設置僧尼兩寺，僧寺置僧20人，名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尼寺置尼10人，名為“法華滅罪寺”。前者是根據(jù)《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四天王護國品》第十二所說，為的是消除國家的災禍，祈求四天王保護;后者主要是為了比丘尼滅罪行善使誦《法華經(jīng)》而修建的。國分寺在建造中并不順利，由于各地政府在饑謹、疫病流行之后，財力不足，民力疲敝，建寺造塔工作進展緩慢。直到770年，這一造寺工作才基本結束。實際上，有些地方的國分寺并非新建，只是舊寺的利用或改造。

　　都城奈良的東大寺與地方上的國分寺之間，在組織上并無上下所屬的關系，但因為東大寺在中央，由天皇組織修建，而國分寺在地方，由國司監(jiān)造和監(jiān)管，所以不僅在佛教信仰上存在密切關系，而且在形式上也有上下所屬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東大寺也稱“總國分寺”。

　　奈良時代的寺院分為國家的大寺、國分寺及屬于私人寺院的“定額寺”、普通的私寺等。國家的大寺，是據(jù)歷代天皇和皇室成員“敕愿”建造的，也稱為“御愿寺”，如稱為“南都七大寺”的東大寺、興福寺、元興寺、大安寺、藥師寺、西大寺、法隆寺。“定額寺”是為定額所限而得到朝廷承認的大寺，是由官吏或貴族修建的，其管理和維修需由國司和造寺施主共同負責。

　　寺院的主要經(jīng)濟來源是天皇、政府和貴族的施舍，包括土地、封戶、奴婢及財物等。如749年，東大寺興建接近完成時，天皇施給東大寺墾田100町，不久又詔定墾田限額可達4000町，前后施封7500戶，另施給奴婢達400多人。

　　奈良時代，隨著中國佛教宗派的不斷傳入，逐漸形成了六宗：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華嚴宗、律宗。佛教史上稱之為“奈良六宗”，相對于平安時代的京城(今京都)，又稱“南都六宗”。奈良六宗與平安時代以后出現(xiàn)的諸宗相比，更注重經(jīng)典學問的研究。僧侶常兼數(shù)宗之學。

　　三論宗以主要研習龍樹《中論》、《十二門論》、提婆《百論》三部佛經(jīng)而得名。起源于印度，后由鳩摩羅什傳入中國。至隋代的吉藏而集大成。625年，吉藏的弟子高麗僧人慧灌將三論宗傳入日本，后由法隆寺的智藏、大安寺的道慈發(fā)展成為日本古代佛教的重要宗派。

　　成實宗研習印度訶梨跋摩所著《成實論》，依附于三論宗傳入日本，在日本未成為獨立的佛教宗派。

　　法相宗亦稱唯識宗、有相宗、慈恩宗等，由唐玄奘及其弟子窺基創(chuàng)立。主要繼承古印度瑜伽行派學說，所依經(jīng)典據(jù)稱為六經(jīng)十一論。653年，道昭入唐從玄奘學此宗，歸國后以元興寺為中心傳法，為法相宗第一傳。658年，智通、智達乘新羅船入唐，也師從玄奘學法相宗，回國后亦在元興寺傳法，為法相宗第二傳。第一、二傳又稱南寺傳。703年，在日本的新羅僧智鳳、智鸞、智雄奉敕入唐，從智周學法相宗，歸國后弘傳此宗，為法相宗第三傳。716年玄昉入唐亦從智周學法相宗，為法相宗第四傳。第三、四傳又稱北寺傳。

　　俱舍宗主要研習印度世親著《阿毗達摩俱舍論》，道昭、智通、智達、玄昉等人將法相宗傳入日本時同時傳入，它是法相宗的附宗。

　　華嚴宗以《華嚴經(jīng)》為主要經(jīng)典。因唐時創(chuàng)始人法藏受武則天賜號“賢首”，故又稱賢首宗。736年，唐僧道璇將華嚴宗章疏傳到日本。740年新羅僧審祥到日本宣講宗義，傳法于日僧良辨，以東大寺為根本道場，開創(chuàng)了日本的華嚴宗。

　　律宗以研習及傳持戒律為主，以《四分律》、《梵網(wǎng)經(jīng)》為宗義。天武天皇時道光歸國首傳，736年唐僧道璇抵日宣講戒律。754年鑒真抵日，于東大寺設壇傳戒，繼而又創(chuàng)設戒壇院。鑒真成為日本律宗的始祖，于759年創(chuàng)建唐招提寺，為該宗的總本山。

　　綜觀奈良時代的佛教，有如下特點：在國家直接控制之下，被作為鎮(zhèn)護國家的要法。與政治關系比較密切，僧侶染指政治，朝廷對僧侶待遇優(yōu)厚。寺廟均建于城市中，被稱為“都市佛教”。追溯此時期形成的奈良六宗的起源，其主要傳人幾乎均為留學僧或渡來僧，因此各宗與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的佛教宗派具有很深的淵源關系，其教相判釋、教義戒法幾乎是原原本本從中國引進，并無多大發(fā)展。奈良佛教的制度逐步完備，從僧官設置、僧位授予、僧尼的品行衣食住行等均有詳細規(gu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