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文獻記載，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人類社會一般有三大疑問，被稱為終極追問，就是“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將走向哪里”。

　　以倡導“中國文明西來說”和“人類文明同源說”著稱、被譽為最具顛覆性的歷史學者蘇三，日前出版了新著《新文明簡史》。

　　她從分子人類學的角度，考察了人類與文明的發展軌跡，把中國人如何生成、中國文明如何化蛹為蝶的過程，作出了極具說服力的演繹，其中的許多發現或推論令人震驚。比如，中國幾大王朝的皇家基因是什么，夏、商、周這幾個王朝的人群來自哪里——中國最早的王朝夏朝，很可能是發生在古埃及的史實，或是古埃及人在中國對其祖先的追憶。這些驚世駭俗的結論，如果成立，將不僅改寫中國史，也將改寫世界史。

　　學界有人士認為，她的研究將終結兩個終極追問“我是誰”和“我從哪里來”。

　　人類起源與“中國文明西來說”

　　主流的研究一直認為，中國文明是獨立起源的。蘇三是少有的堅持認為人類文明同源和中國文明來自西方的學者之一。從十年前開始，她的《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東，向東，再向東》、《歷史也瘋狂》、《鎖定紅海》等研究文明演化傳播的文明學著作，從神話傳說、民族史詩、考古發現，以及語言的起源和傳承等方面切入研究，就得出了這一結論。后來她又陸續出版了《難以置信》、《羅馬有多遠》、《談天說地》和《漢字起源新解》等著作，作了進一步研究與探尋。今年年初，她同時出版了《文明大趨勢》和《新文明簡史》兩本新著。其中，后者利用遺傳學和分子人類學基因分析的成果，從更加科學的角度，對今天中國人的祖先離開非洲，經由印度次大陸、東南亞前往東亞，并在東亞大陸落地開花的路徑進行了非常詳盡和生動的描繪。

　　現代分子人類學出現以后，人們通過分析DNA遺傳信息，來觀察人類起源和民族演化，現在科學界已基本認同人類均起源于非洲這一結論。1987年，英國《自然》雜志上刊登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三位分子生物學家卡恩、斯通金和威爾遜的“夏娃假說”論文，他們通過母系線粒體mtDNA的研究，認為所有現代人的來源都可以最終追溯到大約20萬年(29萬～14萬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婦女。她就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人的共同祖母。

　　大約13萬年(18萬～9萬年)前，這個“祖母”的一群后裔離開了非洲，向世界各地擴散。這些人到達當地之后，在定居生活的過程中逐漸取代了原有的土著，逐漸演化發展成現在的我們。本世紀初，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科學家利用另一種分析技術，獨立地對父系Y染色體進行研究，也得出了和“夏娃假說”相互印證的“亞當假說”。根據上述結論，歐洲和亞洲等世界現代人群都起源于非洲，而美洲和澳洲現代人群又起源于亞洲人群。

　　1998年，中國學者褚嘉佑等人在《美國科學院學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也支持現代人起源于非洲的觀點，認為現代中國人是由東南亞進入中國大陸的。1999年，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所的宿兵等人對包括國內各省份的漢族和少數民族，以及東北亞、東南亞、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共925個個體的不同人群，系統地研究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現代東亞人的起源和遷徙。研究結果顯示，所有現代東亞人群全部來自于非洲的某個古代類型。

　　2001年，浙江大學的柯越海等人對來自國內各地的1萬余份男性隨機樣本進行M89、M130和YAP三個Y染色體單倍型的分型研究。所選擇的三個Y染色體非重組區的突變型都來自另一個Y染色體單倍型M168。M168突變型是人類走出非洲并擴散到非洲以外其他地區的代表性突變位點，它是所有非洲以外人群Y染色體的最近的共同祖先。

　　在《新文明簡史》中，蘇三對分子人類學所分析的關于人類起源、人類遷徙和文明傳播的歷程作了通俗的講解。

　　中國“夏”朝是發生在古埃及的史實?

　　中國文明的起源在哪里?今天的中國人怎樣在中華大地落地生根?蘇三在《新文明簡史》中利用基因分析的結論，結合古氣候與古地理，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結論，廓清了一些基本問題。比如，從基因角度分析，中國人主體是幾萬年前從非洲出來的一個支系，但是幾千年前的古埃及帝國的居民并沒有大規模地進入中國，很可能只有一小批人攜帶著古埃及的文明因子來到了中國，這些人中間就有猶太人，并且他們可能參與了中國夏、商、周三代的建設;而“夏”朝到底是發生在埃及的史實，還是這些人在中國對祖先的追憶，尚不能確定。對此，蘇三引用其他一些人的研究資料，并結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觀點。她認為，夏這個中國的第一個王朝，實際上有可能是猶太人來往頻繁的古埃及的王朝系列在中國的再現，即“夏在埃及”，夏是來到中國的一些“三代”人對自己在埃及故鄉祖先的回憶。

　　蘇三在書中引述的石旭昊《石勒皇帝與羯胡之謎》、羅靈杰《跨越三千年的因緣——揭示華夏文明起源的驚天秘密》及網絡業余研究者“逸空”等人的部分研究觀點和大膽推測，也十分有趣。比如，“中國文明源自古埃及，傳說中只聞其名不見其身的夏朝就是古埃及”，“世界可分為九州，而整個舊大陸，或曰全世界都是中國古代九州的組成部分，所以，古埃及只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古埃及是中國這個意義上的‘夏’，中國史前比今天還‘偉大’，如此，則輝煌的古埃及文化就是我們中國人的文化，就是夏”， “炎黃文明啟發了全人類的文明”，等等。

　　蘇三對其中一位計算機領域的工作者方哲，從帝王世系角度，就中國與古埃及所作的對比與分析，作了詳細介紹。如，中國夏朝的“大禹”可能是埃及善于治水的“蝎子王”(Narmer)，因為蝎子王有兩套代表符號，其中一套是大頭鯰魚加上一個鑿子，而大禹的“禹”象形字便是這套符號的繼承。如，“夏”的稱呼可能來自埃及的荷魯斯崇拜。如，“堯舜禹”這個中國古代圣賢系列，就是古埃及的先祖，他們一直埋葬在尼羅河上游阿比都斯的皇家墓地，其中一號人物“堯”對應其中一個名為“Iry Hor”的古埃及早期統治者，因為他們名字發音相近(“Ro”對應中國的堯“Yao”)。中國神話中的“舜”可能是古埃及的Ka(又名Sekhen)，等等。

　　中國人敬拜了幾千年的堯、舜、禹，真的都葬在北非遙遠的尼羅河邊嗎?假如是真的，那又如何?蘇三提醒人們，在古埃及皇家大墓場中，很早就出現了中國人熟悉的墓道，這是中國商朝才有的一種定規，而且世界上恐怕只有這兩個地方的人長期保持了事死如生的墓葬習慣，直到20世紀末，傳統中國人依然認為葬禮才是對人生最好的總結，恰當年齡的死亡甚至是場喜事。

　　受上述思路的啟發，蘇三甚至認為，古埃及人Aha身后三個一排的11排墓穴，很可能就是中國夏商周三代人念念不忘的11代祖宗。

　　蘇三認為，總體上中國夏商周“三代”文明起源與中東密切相關。

　　猶太人也是蘇三一貫關心的話題。在新書中，蘇三用很多的篇幅又一次“重提猶太人在華話題”，以基因研究、考古新發現以及《舊約》為基礎，再次回顧了地中海東岸地區的早期文明與中國“三代”之間可能發生的聯系。在新證據下，作者否定了猶太人大規模直接進入中國的可能，但是她指出，猶太教進入中國的證據增多了。

　　蘇三文明研究的內容核心，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即：全球文明同源論，中國文明西來說，還有文明地緣傳播論。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江曉原教授認為，蘇三的觀點雖然很激進，但是他贊同她的部分觀點。“中國的歷史學家們是不會像她那樣思考問題的。她盡管沒有歷史學背景，但很明顯做了大量的查閱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教授對蘇三所做的很多工作也做了肯定，他親自給本書寫序，名曰《接受蘇三》。著名學者朱大可曾撰文，盛贊蘇三的觀點“新奇大膽，占盡風流”，是對“自我封閉的史學界”的挑戰。

　　有評論認為，蘇三研究的“另類”和“不羈”，在于她對現有的歷史科學所謂的某些規則的大膽突破。這種突破就是要允許研究者在資料不充分的情況下，進行合理且必要的“猜想”。比如：三星堆文明來自西邊、殷商與腓尼基人有關、夏是《圣經》中的埃及人夏甲所立、殷可能是《舊約》中的以掃所立等，這些猜想是對當前歷史研究中的一些無解的問題的嘗試性回答。“一切史前史都是假設”，是本書扉頁上的一句話，道盡了文明起源研究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