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生卒年不詳)：也稱夏啟、帝啟、夏后啟、夏王啟，他是禹的兒子，夏朝的第二任君王，前1978年―前1963年在位。其母是涂山氏族的女子。兒子至少有五人，其中有太康及中康。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夏朝帝王啟人物生平事跡，希望能幫到大家。

　　夏朝帝王啟人物生平事跡

　　身世傳說啟的母親是涂山氏，屈原在其《天問》中曾記載“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與涂山氏相遇于臺桑，懷孕的涂山氏女生下了啟”。

　　王位之爭

　　舜以后，王權進一步強化，傳說姒禹涂山會盟時“執(zhí)玉帛者萬國” ，“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后至，而姒啟畫像禹斬之”[3] 。此涂山就是河南嵩縣的三涂山，亦即會稽山，正在夏人活動中心地區(qū)附近。可見經(jīng)鯀、禹兩代經(jīng)營，夏后氏已形成一支強大的勢力，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隨著王權的產(chǎn)生，氏族制度的機關已部分被改造，部分被拋棄，唯繼任領袖的人選要經(jīng)議事會認可的形式尚存。而從媯舜到姒禹正處于社會大發(fā)展的時代，各種人才輩出，首先被舉為姒禹繼任者的是當時曾掌五刑、負責獄訟的皋陶。皋陶先姒禹而死，部落聯(lián)合體議事會又推舉了益，即伯益。他是顓頊和少典氏的后裔，又名大費，與皋陶有一定的血緣親屬關系，曾協(xié)助姒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到媯舜的器重，被任命為掌管山澤、調(diào)馴鳥獸的“虞” ，古文獻曾有“益主虞、山澤辟”之說，有學者認為他的功績在首創(chuàng)畜牧業(yè)[5] 。所以按照傳統(tǒng)習俗，姒啟作為領袖之子在議事會討論繼任者人選時，雖被優(yōu)先提名，但他的功績與威名無法與益相敵，益很自然的成為議事會認可的法定繼承人。

　　甘之戰(zhàn)

　　然而，在益和啟的時代，傳統(tǒng)習俗已被新的價值觀念取代。禹死后，啟立即發(fā)動了對法定繼承人的攻擊，奪取了領袖的職位。關于這場斗爭的經(jīng)過，有記載說：“益代禹立，拘啟禁之，啟反起殺益，以承禹祀”;或說“古者禹死，將傳天下于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7] ;還有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其實令啟自取之”[8] 。總之，斗爭很激烈，而幾經(jīng)波折，“叛亂”的姒啟曾遭益的有力反擊，一度處于劣勢，甚至被拘禁，終于因有姒禹的經(jīng)營和培植，夏后氏根基更深、實力更強，在擁護者的支持下，夏后氏及其擁護者聯(lián)合起來對益發(fā)動戰(zhàn)爭，終于殺益，使啟奪得領袖的權位。[9] 甘之戰(zhàn)啟奪得領袖職位后，在今河南禹縣舉行盟會，通報聯(lián)合體內(nèi)部各部落和附近酋邦，爭取支持者，以確立自己的統(tǒng)治，這就是文獻記載中的夏啟有鈞臺之享[10] 。但是姒啟破壞傳統(tǒng)習俗的篡奪行為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滿，尤其是那些實力雄厚，同樣覬覦聯(lián)盟最高權位的部落首領，以有扈氏為代表，公然表示不服從姒啟作新的領袖，從而發(fā)生了姒啟伐有扈氏的甘之戰(zhàn)。[11] 有扈氏是當時一個強大的部落或酋邦。傳說姒禹時就曾發(fā)生過“攻有扈”，“以行其教”[12] 的戰(zhàn)爭。戰(zhàn)前，姒禹在誓師之辭中說：“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宣告要和有扈氏決一死戰(zhàn)，標榜自己不是為了貪圖有扈氏的土地、人民、財貨，而是代天行罰。還傳說：“昔禹與有扈氏戰(zhàn)，三陣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這些傳說都反映姒禹與有扈氏之戰(zhàn)，是一場權力之爭。有扈氏以其強大，意欲僭取聯(lián)合體王權而起兵，所以姒禹伐有扈“以行其教”、“行天之罰”，而且將戰(zhàn)爭的手段與加強政教的手段結合，最終才戰(zhàn)勝有扈氏。姒啟伐有扈，在一定意義上可謂是禹伐有扈的繼續(xù)。[11] 啟伐有扈氏的甘之戰(zhàn)是兩強相遇，因而打得十分激烈，但留下的有文字記載的史料不多，主要是姒啟的一篇戰(zhàn)斗動員令《尚書·甘誓》，全文為：“大戰(zhàn)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13-14] 文中第一段介紹《甘誓》背景，是啟在戰(zhàn)于甘之前，召集左右高級官吏申明紀律約戒的誓師詞。“六卿”過去的解釋多認為是六軍之將，實際上“六卿”和“六軍”都是周代以后出現(xiàn)的，是成書時借用的后代詞匯，其所指當即下文中的“六事之人”。在古文字中事和史是一個字，商代甲骨文中商王所稱的“我史”、“朕史”、“東史”、“西史”等往往參與征戰(zhàn)，所以夏后啟召“六事之人”傳達戰(zhàn)爭約戒就很容易理解了。第二段是誓師詞全文，首先宣布有扈氏罪狀是“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意思是指責敵人上不敬天象，下不敬大臣，引起天怒人怨，所以伐有扈是代天行罰。其次宣布軍事紀律，命令部屬各自奉行命令，忠于職守，努力戰(zhàn)斗，還申命奉行命令者將在祖廟中受到獎賞，違背命令者，將在社壇前處死。和伐三苗的《禹誓》相比，可見啟時最高行政長官的權威是前一個歷史時代無法相比的。[14] 相傳啟初“與有扈氏戰(zhàn)于甘澤而不勝”，總結原因說“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zhàn)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于是勵精圖治，“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15] 。可見姒啟取得甘之戰(zhàn)的勝利，“滅有扈氏，天下咸朝”[16] 是很不容易的。

　　武觀之亂

　　對財富和權力的追逐，終于打破了氏族制度下自然發(fā)生的共同體權力，國家出現(xiàn)了，但對財富和權力的追逐不僅沒有結束，而且愈演愈烈。姒啟用暴力手段結束“禪讓制”后，他的兒子們又發(fā)生了爭奪繼承權的骨肉相殘，這就是武觀之亂。[18] 在周代文獻中，曾將“夏有觀、扈”和“虞有三苗”并論[10] ，其中的扈是有扈氏，觀則為武觀，或作五觀。還將他與堯子丹朱、舜子商均、湯子太甲、文王之子管蔡相比，說“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19] ，可證姒武觀是姒啟之“奸子”。關于武觀之亂的經(jīng)過留下的記載很少，僅見今本《竹書紀年》中有：“(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師師征西河，武觀來歸。”[20] 時代更早的《逸周書·嘗麥》篇也記述了對這次叛亂的征討：“其在啟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兇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卑正夏略。”文中的“五子”當為“五觀”之誤。據(jù)今本《竹書紀年》啟在位十六年。約略可知在姒啟的晚年已發(fā)生了諸子爭立的動亂，季子武觀因此被放逐西河。后來，當繼任問題進一步提到日程上時，姒武觀發(fā)動叛亂，效法姒啟用暴力奪取繼承權，這場權力之爭幾乎瓦解了夏王朝的統(tǒng)治，幸而有彭伯壽率師出征西河，才平定姒武觀的叛亂。關于西河之地望歷來說法不一，較多說法是在河水之東的晉南或河水之西的陜西韓城一帶，還有河南安陽附近的內(nèi)黃說等。以在晉南河汾之間的可能性最大，關于夏文化的考古發(fā)現(xiàn)、研究成果也為晉南說提供較多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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