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之死的真相
康有為青島意外死亡存疑，入葬時穿中山裝佩朝珠，這是怎么回事?趕緊一起來看看學習啦小編為您推薦的康有為之死的真相，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康有為之死的真相：
康有為在青島的意外死亡，留下了很多疑點與未解之謎。
青島是一個沒有古代史的地方，自1897年膠州灣事件之后，被德國人占領的青島才成為一個近代史意味很濃的地點，更因康有為的到來身價倍增。
原來，自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逃亡海外16年，至1913年結束流亡生活，暫時定居上海，才稍事喘息。1917年，這位不甘寂寞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家，突然來了一個大轉變，轉而協助張勛復辟。當然，一小撮梳著辮子的軍隊是圓不了這個復辟大夢的;也正是在這一年，辭去孔教會名譽會長頭銜的“康圣人”再一次選擇逃亡，首次來到了青島。
1923年，康有為再次來到青島，認為這里是比當時上海還要好的居住地。其實，他對青島的偏愛，既有激情，也有精明。他在“家書”中寫道：“青島氣候甚佳，頃得一官產屋，名為租，實則同買，園極大，價極少，候數日可得。今各人住客棧極貴，候得屋，當電告，至時可來青島，實則遠勝滬矣，滬無可戀。”
就在康有為寫家書，盛贊青島的宜居指數之際，他還張羅著在濟南與青島兩地成立新的孔教會。新會后來改稱“萬國道德總會”，“康圣人”這一次動作之大，甚至于要將孔圣人之學變作世界顯學了。當然，要做好國際文化交流工作，還得有好的交流平臺;家書中提到的那所租住的官產屋，就是這樣的一流平臺。過了一年，他索性花了一千大洋從北洋政府手中買下了這幢德式樓房，還將廢帝溥儀結婚時贈給他的“天游堂”三個字懸掛于書齋之中，并將那滿園花草的院落，命名為“天游園”，自稱“天游化人”。“天游”——在天上游玩，名字取得逍遙自在，可康有為并不是一個真正能置身世外之人，搞政治、做學問、辦協會樣樣做得一絲不茍，在建筑學領域上也毫不馬虎，馬上就對這所“天游園”進行了改裝工程。
原來，康有為買下的這處豪宅，位于青島市南區福山支路5號，始建于1899年，為德占青島時期總督府要員的官邸。此樓先后住進數位督軍之類的“大人物”，他們最后的下場不是被殺頭就是被槍斃，都不得善終，因此人們把它視作“兇宅”。康仔細察考，認為這所宅子犯了“白虎銜尸”的格局，必須重新進行布局、裝修，方能逢“兇”化吉。在掛上了御筆“天游堂”之后，龍氣自然足了些，也鎮了些兇邪;又將馬廄改造為二層建筑，樓上住家，樓下隨員居住;加之又有第三代“恭親王”溥偉所贈的許多名貴的雕花紅木家具、汝瓷和文房四寶等“貴氣”十足的擺設，整個宅院大有富貴逼人來之氣魄，“兇宅”自然變作了“福地”。
然而，這樣的“福地”在3年后，即見證了康有為的意外死亡。1927年3月18日，康有為在青島中山路緊鄰劈柴院的粵菜館英記樓吃飯，喝過橙汁后腹疼難忍，當天夜晚嘔吐不止，一日本醫生診斷其為食物中毒，第二天清晨5時，康“七竅出血而死”。
據說康有為下葬時曾佩一串珠子，可能即是他當年上朝面見圣上的朝珠;還戴一把金鎖，這是一位美國華僑送的，是國際文化交流的見證哩。金鎖正面刻有“先天下之憂而憂”，背面是“國學大師”四字。康的左右手中還均持有一枚金錢，一枚為日本金幣，另一枚為印度金幣，這仍然是“萬國道德總會”的派頭。康全身著中山裝，儼然一副新派文人模樣;但他的右腳邊有一沓蟒袍玉帶和很多清朝服裝，不知是要追隨孫中山先生繼續尚未成功的革命，還是夢想著有朝一日仍回金鑾殿朝見皇帝呢?總之，康有為在青島的意外死亡，留下了很多疑點與未解之謎。
康有為簡介：
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廣東省南海縣丹灶蘇村人，人稱康南海，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光緒十七年(1891年)后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始進行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后，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溥儀復位。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為和張勛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于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靜園覲見探望。民國十六年(1927年)病死于青島。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但后來，他與袁世凱成為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
康有為的一生，當時與后世皆褒貶不一，頌之者稱他是改革家，“廣廈長素究為誰?南海先生康有為。治學公羊張三世，上書清帝凡七回。論性勸學長興記，萬木草堂立學規。人類公理大同書，不忍為仁孟子微。”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和領導戊戌變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貶之者稱其為保皇黨，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對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沒有和譚嗣同一樣選擇殺身成仁，而選擇了逃亡。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復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同流合污，充當帝制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時，就站到了歷史的對立面，從政治巨人蛻變為現實的侏儒。
進一步來看，康有為試圖結合儒家思想傳統和西方立憲主義的努力雖然成為一幕“悲劇性的歷史”，但是作為一種方法，移植和借鑒國外的法學經驗，并兼顧該國國情的思路，卻被后來的學者所繼承。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里，學術界對他在近代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起的作用評價較低。這是因為有兩種說法一直為多數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國主義的圈套”，成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與洋務派主張的“以夷制夷”并無二致。一曰：戊戌變法失敗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對民權、膜拜君權的立場，最終墮落為保皇黨，成了社會前進的絆腳石。康有為保守主義立憲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其“同治情結”，這是中國的王黨主義。此后，當梁啟超企圖與革命黨合作時，康有為強烈反對，指責梁啟超辜負圣恩。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仍然是一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糾紛解決機制，是一種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
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曾經啟迪和影響了后來的憲法理論，但是，其中卻存在許多保守主義的成分，主要表現在對君權的妥協以及對傳統的、占統治地位的以禮治國、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階級力量的支持。康有為對西方的立憲政治缺乏價值上的深刻認識。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康有為對西學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器物”論的基礎上，他還不能把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與封建的開明政治嚴格區分開來。因此，康有為對憲法的理解是有內在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