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手指為了一定利益進行暗殺活動，致人死命的人。而殺手又是文藝作品里永恒的主題，有美國電影、林俊杰驚悚MV、網絡游戲、九把刀和獨狼的小說等等以此為名。那么民國第一殺手是誰?

　　民國時期面對著內憂外患的局面眾多的青年愛國者憤憤站起來救國，但是每個人的救國行動都不一樣，有的馳騁沙場殺敵，有的成為一名地下工作者，無名無姓，默默付出。有的成為殺手，專門去刺殺那些頭目。下面來看看誰是民國第一殺手。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史稱“局部抗戰期”。此一時期，當局對外不斷調整外交策略;對內致力于軍備、財政之整頓，其總體政略，可概括為“以對日有底線之妥協換取備戰時間”。

　　但此種政略，既不能對外公開宣傳，更難為民意所理解。故此一時期，民間針對“親日”高層政要的刺殺案，此起彼伏。自蔣介石而下，如宋子文、汪精衛、張群等輩，均曾遭受乃至多次遭受刺客暗殺。其中影響最大者，莫過于如下叁者：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遇刺(1935年11月)、外交部次長唐有壬被殺(1935年12月)、蔣介石智囊楊永泰被殺(1936年10月)。

　　顯然，作為最基層的暗殺執行者，上述諸人，并不了解他們所刺殺的“賣國賊”，在“親日”的表象之下，同時也是諸多積極對日備戰政策的推動者與執行者。譬如，楊永泰雖然對中日交戰前景心存悲觀，但自蔣介石確定以四川為“復興民族最好的根據地”之后——1935年10月，蔣在成都公開演講：“現在要救亡復興，當以穩定四川統一長江以鞏固國本，為第一要著!大家要曉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嚴重，在大戰爆發以前，華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樹立偽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們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夠安定，長江果能統一，腹地能夠建設起來，國家一定不會滅亡，而且定可以復興!日本人無論在東四省或者將來再在華北弄什么偽組織，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們的死命。”——這可以說是蔣以四川為抗日根據地，最明確的表態;而楊永泰，即被蔣委以統一川政之要務;而楊也不負厚望，自軍閥口川省財政“和平”收歸中央。

　　至于汪(兼外交部長)、唐(外交部次長)二人，雖在1935年前后致力于推動“中日親善”，但此種政策，乃是權宜之計，旨在緩和日軍步步緊逼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對此，日軍諜報人員洞若觀火，如1935年5月4日，其駐華公使館武官向參謀本部報告稱：“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動，僅僅是為了回避來自內外形勢特別是日本的壓迫，……近日，其一面禁止民眾排日活動的表面化，一面還通過政府要人的親日辭令以躲開日本的鋒芒。但與這種日見增長中的傾向相反，在本質上，沒有任何材料可證明其改變了政策。”——事實上，確如日方判斷，汪此一時期的內部講話，聚焦于“我們要趁此時機竭力準備，使我在國際上有狼的作用，則兩虎(日俄)相爭時，吾等之作用大矣”;蔣則在日記中判斷：“倭寇方針決不能變更，吾人惟在爭得時間，望其略為緩和可。”反對南京的西南軍閥領袖胡漢民，更公開告誡日方：“南京對日僅是假意親善”。

　　這些暗殺背后所隱匿的軍閥、政客私利，愛國青年們卻并不了解

　　底層愛國青年，難以洞悉高層外交布局，自在情理之中。惟上述暗殺，尚有更深的政治背景。其一，所謂的“民國第一殺手”王亞樵，幾乎介入了1930年代所有針對南京高層政要的暗殺行動。其二，王亞樵背后，更有李濟琛等失意舊軍閥為政治背景。如孫鳳鳴刺汪精衛，行動的具體組織者，乃華克之、陳惘子等人所創辦之“晨光通訊社”。華克之、陳惘子等人，與王亞樵關系極深;王亞樵則與桂、粵兩系軍閥關系密切。據王亞樵暗殺集團骨干朱大剛回憶，刺殺蔣、汪之事，是王亞樵在香港召集“鋤奸團骨干密議”后決定的，由華克之等人執行;而據華克之披露，此次行動，曾通過王亞樵，得到蟄居香港的失意舊軍閥李濟琛的資助。

　　按陳恭澍的說法，王亞樵是上海的“馬路英雄”，“欲向中央出賣殺人，被戴笠牽了盤子，不得已，乃向西南兜攬些生意”。其實，王亞樵與西南軍閥之間的關系，遠非“兜攬些生意”如此簡單。1933年末，李濟琛、陳銘樞、蔡廷鍇等發動“福建事變”另組政權時，王亞樵即參與其事，專門負責肅反工作。“福建事變”失敗后，王又隨李濟琛等一同赴港。據其胞弟王述樵披露，在港期間，王的生活費用，“由西南政務會(筆者注：西南軍閥奉胡漢民為首以對抗南京的政治組織)月支叁千元。王初到香港時，胡漢民曾向英國駐港總督勃郎介紹他反蔣是中國政治上的斗爭，并非刑事犯，請予照顧。是以他在港比較安全。”

　　王亞樵的暗殺組織，據其骨干朱大剛披露，“上層人員有老同盟會會員柏烈武、王樂平、思克巴圖、常藩侯，以及國民黨中委劉蘆隱(筆者注：胡漢民親信，楊永泰遇刺，與其有密切關系)等。下層共有幾百人。其組織最秘密的有叁部，一是華克之部，二是龔春浦部，叁是謝文達部。我當時分在謝部。叁部互不聯系，單線由王亞樵指揮。……外圍組織叫‘鐵血鋤奸團’。”需要補充的是，據事后對孫鳳鳴等基層暗殺人員的審訊顯示，這些“鐵血鋤奸團”成員，實際上并不清楚組織的上層政治背景。

　　其實，王亞樵暗殺集團刺殺的對象，并不止于國府政要。刺殺在華日本人，以制造中日沖突，進而顛覆南京政府，也是其主要“業務”。譬如，“福建事變”失敗后，王亞樵曾“派王鐵民、許志遠、蔡克強和我(筆者注：朱大剛)一道回滬鋤殺日軍。到滬我同許志遠、張××為一個小組，兩次殺死叁個日軍。”此類事件中，造成影響最大者，當數1935年10月9日“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刺案”。此案執行者葉海生，系十九路軍留滬代表，福建事變時，“受命設置秘密機關，攪亂南京政府軍的后方，暗殺政府要人。”事變失敗后，赴港與王亞樵合流。中山秀雄被殺后，日本政府向南京強勢施壓，中日戰爭即將爆發之流言四起，上海陷入全面混亂。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通過暗殺日本人，來將南京政權推向更加水深火熱的外交困境的做法，在西南軍閥內部，相當流行。據桂系骨干劉斐披露，1936年夏，“那時兩廣為了反蔣，確有一部分人主張利用日本浪人搞蔣，也在所不惜，……當時且有派翟歧卿到蔣統區去暗殺日本人，以增加蔣的麻煩的計劃。”

　　正因為王亞樵暗殺集團，有著如此深的政治背景，且如此活躍，南京政府不得不命軍統局傾注全力以解決之。1936年，王亞樵及其暗殺集團骨干，應李濟琛之邀，自香港轉移至李的老家廣西梧州隱匿，軍統獲悉后，派人秘密潛入梧州，將其擊斃。惟王亞樵雖死，充當底層刺客之愛國青年，其拳拳之心，已付諸軍閥私利，良可慨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