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佗沒治好的曹操頭風病，竟然被一篇檄文治好了?這是怎么回事?下面學習啦小編就告訴大家曹操頭風病是被誰治好的，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曹操頭風病是被誰治好的：

　　“陳琳之檄，可愈頭風”，是一個很有名的典故。說的是“建安七子”陳琳，作為漢末梟雄袁紹的幕僚，代袁紹起草了討曹檄文。檄文傳至許都，時曹操頭風病發作，正臥床休息。左右將此檄傳進，操讀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覺頭風頓愈，從床上一躍而起，顧謂曹洪曰：“此微何人所作?”洪曰：“聞是陳琳之筆。”操笑曰：“有文事者，必須以武略濟之。陳琳文事雖佳，其如袁紹武略之不足何!”遂聚眾謀士商議迎敵。檄是古代聲討敵方罪狀的一種文書。歷史上的傳世之作，首推漢·陳琳的《討曹操檄》。其傳世之由，勝在“言詞之犀利”(《古文觀止》)。

　　陳琳(156 -217)，字孔璋，廣陵射陽(今江蘇省揚州市寶應縣射陽湖鎮)人。東漢末年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初仕袁紹，后歸曹操。生年無確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較年長，約與孔融相當。漢靈帝末年，任大何進主簿。何進為誅宦官而召四方邊將入京城洛陽，陳琳曾諫阻，但何進不納，終于事敗被殺。董卓肆虐洛陽，陳琳避難至冀州，入袁紹幕。袁紹使之典文章，軍中文書，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為袁紹檄豫州文》，文中歷數曹操的罪狀，詆斥及其父祖，極富煽動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戰,袁紹大敗,陳琳為曹軍俘獲。曹操對陳琳的檄文還耿耿于懷，便問：“你罵我就罵我吧，為何要牽累我的祖宗三代呢?”陳琳的回答言簡意賅：“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曹操聽了呵呵一笑，不再計較。曹操愛其才而不咎，署為司空軍師祭酒，使與阮瑀同管記室。后又徙為丞相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與劉楨、應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

　　陳琳這篇《討曹操檄》，從勤王軍的角度，數罪惡而起義，文筆優美。文情并茂，有條不紊，不愧為千古絕文。檄文首先舉了趙高、呂后的史例，以復興為己任的冀望，躍然紙上。檄文從家世切入，嘲諷曹操是宦官之后。問候對方的長輩，是檄文古往今來的傳統，通常都不是什么好話，這也是曹操耿耿于懷之處。檄文提到袁紹曾有三次幫助曹操的恩情，第一次是討董卓起兵時，袁紹讓曹操當部下;第二次是袁紹上表天子讓曹操當兗州刺史;第三次是協助曹操平定呂布的叛亂。而曹操反而不顧袁紹昔日恩情，諷刺了曹操的忘恩負義。

　　檄文抨擊曹操不禮遇士大夫，像任意誅殺九江太守邊讓、逮捕太尉楊彪下獄、擅收議郎趙彥致死等，激起敵仇同慨。曹操公然挖墳墓取財物，“破棺裸尸，掠取金寶”，為盜墳還設置“發丘中郎將”(相當于挖土)、“摸金校尉”(相當于采金隊長之類)等官銜。檄文直指曹操曹操傷倫理，缺德范罵的痛快淋漓。檄文結尾時再提曹操的種種不是，斷定其失敗在即;稱贊袁紹的優勢，褒揚其勝利在望。然后提出懸賞酬金：“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連曹操都贊嘆的《討曹操檄》，值得一讀。

　　陳琳簡介：

　　陳琳(?-217年)，字孔璋，廣陵射陽(今江蘇寶應，一說鹽城鹽都區大縱湖)人。東漢末年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生年無確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較年長，約與孔融相當。

　　漢靈帝末年，任大何進主簿。何進為誅宦官而召四方邊將入京城洛陽，陳琳曾諫阻，但何進不納，終于事敗被殺。董卓肆惡洛陽，陳琳避難至冀州，入袁紹幕府。

　　袁紹失敗后，陳琳為曹軍俘獲。曹操愛其才而不咎，署為司空軍師祭酒，使與阮瑀同管記室。后又徙為丞相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與劉楨、應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

　　陳琳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載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張溥輯有《陳記室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詩歌代表作為《飲馬長城窟行》，描寫繁重的勞役給廣大人民帶來的苦難，頗具現實意義。全篇以對話方式寫成，樂府 民歌的影響較濃厚，是最早的文人擬作樂府詩作品之一。散文除《為袁紹檄豫州文》外，尚有《為曹洪與世子書》等。他的散文風格比較雄放，文氣貫注，筆力強勁，所以曹丕有"孔璋章表殊健"(《又與吳質書》)的評論。辭賦代表作有《武軍賦》，頌揚袁紹克滅公孫瓚的功業，寫得頗為壯偉，當時亦稱名篇。又《神武 賦》是贊美曹操北征烏桓時軍容之盛的，風格與《武軍賦》相類。陳琳在漢魏間動亂時世中三易其主，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他對功名的熱衷。這種熱衷也反映在他的作 品中。與"七子"其他人相比，他的詩、賦在表現"立德垂功名"一類內容上是較突出的。陳琳擅長撰寫章表書檄，風格比較雄放，文氣貫注，筆力強勁，在當時與阮禹齊名。陳琳寫出了不少公文名篇，代表作有《為袁紹檄豫州文》。對陳琳在章表書檄寫作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劉勰也不吝給予肯定:《文心雕龍·才略》篇說陳琳"符檄擅聲";《文心雕龍·檄移》篇又說"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文心雕龍·章表》篇再說"琳、瑀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

　　陳琳亦長于寫詩，其詩僅存四首，代表作為《飲馬長城窟行》，描寫繁重的勞役給廣大人民帶來的苦難，表達了詩人對人民的同情，頗具現實意義。全篇以對話形式寫成，樂府民歌的影響較濃厚，是最早的文人擬作樂府詩作品之一，詩風樸實、生動，富有民歌特色，不僅為后世詩評家所稱道，而且對魏晉六朝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