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社會福利堪稱歷朝最好，朱元璋曾試點推行保障房，那么明朝的社會福利有多好?下面學習啦小編就告訴大家明朝的社會福利有多好，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哦。

　　明朝的社會福利有多好：

　　雖然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律令嚴苛，但是被后人們忽略的是，這個時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福利最好的時期。免費養老院、免費醫院和免費公墓統統出現了。

　　在中國歷朝開國皇帝里，朱元璋從來都是個評價不太高的，一是他殺人多，二是他創建的明朝，等級制度極其森嚴，律令極其嚴苛，按照后來明末史學家談遷的話說：“如果我生活在朱元璋統治的時代，想想都會害怕。”

　　但被后人忽略的是，就是這個讓人想想都會害怕的朝代，卻成了中國古代史上社會福利最好的朝代。

　　在中國歷代封建社會中，明朝是一個社會福利比較高的時代。這個功勞，首先當感謝朱元璋，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格外重視民間疾苦，從小吃夠了苦的他，也出臺了各種政策，讓老百姓不再吃苦，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分別是“養濟院”“漏澤園”“惠民藥局”，所謂“養濟院”，就是負責收留城市中的寡孤孤獨的福利院，漏澤園，就是國家公墓，免費埋葬過世死者，惠民藥局，就是國家免費醫院，可以免費看病和免費領取藥品。朱元璋甚至還規定，如果城市里發現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或者是發現了生活不能自理且不無人照料的殘疾人，那么地方官就要被追責，輕則撤職查辦，重則下獄問罪。

　　甚至朱元璋還曾經試驗過“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試點，于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無家可歸者居住，盡管這項政策，限于封建時代的經濟條件，未能全國推廣，但可算是世界最早的國家免費福利公房。除了這些福利機構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的很，以“養濟院”為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會給予大米三斗，庫布一匹。以至于許多生活并不貧困的騙子，也假裝窮人被收留進來，且賴在里面不走。而如果遇到水旱災害等情況，對于因此而無家可歸者，明朝更免費給予稻種耕牛，并賜十五畝田地。到了明英宗朱祁鎮在位時期，明朝更出臺了世界上最早的國家養老制度——優老之禮，即年滿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國家就要賜予爵位，每月給予生活補貼。毫不夸張地說，大明王朝，堪稱當時世界上全民福利的國家。

　　這種全民福利，也造就了明朝三個世紀的凝聚力。即使在許多皇帝昏庸，政治腐敗的時代里，明朝的老百姓對待國家，依然體現出了不離不棄的深厚感情，比如土木堡之后的北京保衛戰，不但明軍三軍用命浴血拼殺，甚至戰前，京城的百姓還自發捐錢捐物，支援朝廷，而在戰斗打響后，北京周邊百姓還有人跳上城頭，自發參加戰斗，用石塊做武器投擲瓦剌騎兵。明朝中后期雖然軍備廢弛，但史不絕書的，卻是明朝北方邊境上，經常邊鎮百姓與駐軍合力，死守孤城并擊退強敵的佳話。尤其是在嘉靖年間的右玉保衛戰中，當時韃靼大軍圍困，小小右玉，只有幾千士兵百姓，然而右玉百姓卻答，我們世代受國恩，如果今日開城，就要留下萬世的罵名。結果八個月的右玉保衛戰，令橫掃草原的韃靼阿勒坦可汗碰的頭破血流。鼎盛時期的大明，盡管存在著諸如腐敗等問題，卻是一個具有繁榮經濟和高度凝聚力的強大國家。明朝晚期之所以落得滅亡的下場，武備不振只是表象，真正原因，卻是腐敗的明朝，已經失去了民心，最終慘遭拋棄。

　　明朝時期的大躍退：

　　中國古代歷史上絕大多數統治者都重農抑商，但宋朝開國就對工商業經濟十分重視，這也使宋代的社會經濟文化獲得了空前繁榮。宋神宗時任用王安石變法，將商業化社會的建設推向了高峰。明代的財政經濟政策具有連貫性，它由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一手設計，可稱為“洪武型”財政經濟政策。其特點是徹底放棄商業化的努力，財政經濟退回到以廣大小農經濟為基礎，可以說是宋朝政策的“大躍退”。

　　朱元璋痛恨王安石變法，他曾說：“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他的“改制”的基本精神就是重農抑商，以最落后的經濟部門——廣大農村為財政稅收之基礎，將大帝國建筑在小農經濟之上，厲行節儉，注重均平。明朝統治者打擊工商業，商賈之家不許穿綢紗;百姓不許航海，對外貿易以進貢名目由禮部掌管。朱元璋又連興大案，打擊富豪，“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這樣就確立了全國小自耕農為主的基礎，保證了帝國農業自然經濟的本位。

　　這就意味著政府不再發展商業，不再追求用提高社會生產和流通的效率來增加社會財富，而是完全回到小農經濟時代。這樣的經濟就只能在數量上膨脹，而沒有效率和質量上的實質性進步了。這樣做政治上確實簡化了，有利于中央集權和政治控制，但文明也幾乎處于停滯狀態，有的只是王朝的循環。自此，全國變成無數個村莊之集合，全國經濟成為一個龐大的扁平體，除了千萬個小農家庭，就是統治者。民眾直接面對國家，沒有獨立性的中間團體的阻隔，沒有中層的商業代理機構及各種審計、會計機構的監督，也沒有適當的司法程序來維護，政府機構又由一班文學之士來主持，對地方的人戶、田土、物價等實際情況很難做到切實了解。

　　晚明時期，中國的商業經濟又有較顯著的發展，被許多人稱為“資本主義萌芽”，但盡管如此，晚明在商業化方面仍遠不及宋代。明代整個“鑄錢當不出千萬貫”，僅相當于北宋兩年的鑄錢量。政府在摒棄商業化管理手段、將社會組織機構盡量簡化的情況下，面對越來越繁復的社會事務，找不出恰當的技術手段來處理，就對道德紀律、意識形態進行空前強化。以現代眼光來看，明代本該用技術手段如民商法律來解決的問題，都統統歸結到道德價值上去，用簡單的道德信條如尊卑、長幼、男女來解決問題，以道德代替了法律。

　　明帝國政治徹頭徹尾地文人化，處處以道德倫理相標榜，這樣以道德立國的社會，其專制、虛偽、不切實際的程度也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高峰。可以說，這正是明代全面離棄技術，以道德代法律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