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憤然寫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下面小編向大家介紹一下歷史上的皖南事變。

　　移防經過

　　毛澤東覆電后，共產黨新四軍并未如晧電及共產黨中央所言隨即移防。另一方面，因遲遲未見移防，同年12月3日，蔣介石致電葉挺：“新四軍應在繁昌、銅陵渡過長江，在江北無為附近集中，然后按規定路線北上。”此電且仍受共產黨黨中央認同。

　　不過此軍令一出，前往換防的國民黨軍隊(40師)與共產黨軍隊紛爭再起;華中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猛攻曹甸，國軍損失慘重。除此，中共東南局書記兼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卻仍駐地云嶺，以“處于第三戰區包圍之中，對國軍可能的突然襲擊缺乏準備”為由，并不按中共中央與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指示的路線北渡移防前進。12月10日，不耐煩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下令，“如江北匪偽竟敢進攻興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該軍仍不遵命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

　　12月中旬之后，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再次發電，嚴令皖南新四軍于12月底以前過江。受此壓力，12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寧國、郎溪到溧陽，然后待機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評。12月28日項英召開會議，決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線：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寧國，迂回天目山到溧陽。

　　悲壯七日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9000余人在超過蔣介石規定最后日期的4天后，不遵守第三戰區規定的由銅陵、繁昌間直接北渡長江的命令，由涇縣云嶺地區出發，準備分左、中、右三路縱隊，經江蘇南部向長江以北轉移。5日，部隊行至茂林地區時，遭到顧祝同以新四軍“違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襲圍攻國軍第40師”為理由，無預警地將新四軍軍隊包圍和襲擊。(中華民國官方文獻則指出新四軍首先攻擊國軍40師，顧祝同率軍隨之拯救)

　　6日，顧祝同與上官云相率第三戰區之第32集團軍8萬多人，在蔣中正命令下，向新四軍發起總攻，并強令“徹底加以肅清”。項英曾數次發電報給中國共產黨中樞延安，要黨領導毛澤東向國民黨交涉停火，但毛并無相關回應。9日，劉少奇電毛談起項英的情況，毛回電說他什么情況也不知道。10日，新四軍總部報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衛戰斗，今已瀕絕境，干部全部均已準備犧牲。”“請以黨中央及恩來名義，速向蔣、顧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脅，要顧撤圍，或可挽救。”12日，毛要求周恩來“向國民黨提出嚴重交涉，即日撤圍”。周恩來在13日向國民黨提出抗議。

　　兩黨交涉期間，雙方火線沖突進行了七天七夜，新四軍因兵力薄弱陷于絕境。為保全部隊，葉挺根據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的意見，致書上官云相，指責其“背信棄義”，表示愿往上官總部協商。

　　14日，葉挺一到上官處即被扣押，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于突圍時陣亡。同日，新四軍茂林陣地完全被占領。全軍約9000人，除約2000人在黃火星、傅秋濤率領下突圍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陣亡。

　　皖南事變主要人物結局

　　新四軍副軍長項英與副參謀長周子昆在蔣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圍逃出，3月12日兩人于涇縣濂坑石牛塢赤坑山遭副官劉厚總開槍打死。

　　3月17日，蔣中正發布命令，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將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

　　中國共產黨進行回擊，指示八路軍、新四軍在軍事上自衛，在政治上反攻;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

　　在全國人民的怒罵聲中，蔣介石不久被迫在國民參政會上表示：“以后絕無剿共的軍事。”

　　此事變主要將領葉挺遭逮捕，予以監禁，5年后于1946年釋放，葉挺出獄后申請成為中共黨員，乘飛機由重慶回延安時飛機失事，同機遇難的還有王若飛、博古、鄧發及葉挺妻子李秀文及孩子。

　　1943年，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以“抗日戰爭”、“制裁解散新四軍”及“肅清江南共軍”有功，被中華民國政府頒發中華民國軍人最高榮譽之青天白日勛章。

　　歷史評價：

　　雖然皖南事變是抗戰時期國共沖突中，國民黨難得的“大勝利”，但事實上并未完全消滅總兵力達90萬人、35萬支步槍、4萬挺機關槍之新四軍，但完全消滅了新四軍軍部和指揮機關，造成了比“黃橋事件”更大的影響。

　　中華民國官方文獻與部分報道指稱，總兵力達1.03萬的新四軍調防是1938年至1940年間國共雙方部隊多起武裝沖突和的后續處理。文獻亦指：蔣中正雖與周恩來多次會談尋求解決之道，卻在雙方缺乏誠意情況下，讓蔣中正于國民黨部隊多人傷亡的“黃橋事件”及新四軍攻擊40師情況后，下令將新四軍“消滅”。另外，該處置與1939年9月，毛澤東聲稱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共強硬立場有關。

　　除此，國民黨軍隊之后宣稱：新四軍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于逃亡被部下所殺，并“殲滅”共軍約7000余人。而面對輿論對此事變的質疑，蔣中正于接見蘇俄大使潘友新時及對外公開會議兩度強調：“新四軍事件完全為整頓軍紀，絕無其他問題，更無損于抗戰力量。”

　　當時民營的《大公報》對此評價則截然相反：“這種自亂陣線襲擊友軍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采取斷然處置，只限令該軍調防黃河以北，以避免沖突。這種處置，在中央可謂已寬大忍恕，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統帥部之所以如此，據我們猜想，當然是為了顧念團結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亂大謀。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展延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指定的路線上，曾有該軍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軍大隊則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以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移的。我們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純國民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