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國家考古學界2001年繼夏商周斷代工程后啟動的又一多學科結合、聯合攻關的國家級重大考古項目。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中國古代思想是怎樣的?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這一千年中，人類在世界上的三個不同地區幾乎同時地涌現和發展出了對自身的人性精神進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學問，它們即是由古希伯來先知首創的神學、由古希臘哲人首創的哲學和由古中國圣人首創的人學。嚴格地說，它們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學，不同的是，神學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學反思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力量，人學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們雖各擅人性精神的一個側面，各自成為了一個系統的學問，但它們的目的卻都是在關心人類自身的命運。

　　在迄今近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中，上述的無論神學、哲學、人學，都曾經歷過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歷程。所謂學問的死亡，是指其對人類的命運所面臨的困境已全然喪失了任何有助于變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義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國的人學，或更具體地說主要地是指中國古代的儒學，其標志即是秦始皇一統中國之后的“焚書坑儒”。其后到了漢代，經過漢儒的再生，作為原始人學的儒學實際上變成了一種偽神學的兩漢經學;到了宋代，經過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變而成了一種偽哲學的宋代理學或道學。此種偽哲學的宋(明)理學一直延續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中青年們喊出“砸爛孔家店”的口號為止。實際上人們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為最初人學的本真的儒學，早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不久便已經壽終正寢了。作為本真人學的儒學在兩千多年中，只不過是一具僵尸被后來的人們分別用偽神學和偽哲學的“兩漢經學”、“宋明理學”兩層裹尸布包裝著，一再出現在歷代中國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國之后，中國古代的人學算是連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燒了。

　　以上對古代神學、哲學、人學的歷史演變的粗略敘述，既表明了關于人類對人性精神反思的大歷史觀，也說明了人性精神的三個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補性。無論神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還是人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們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學的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學問，都將在其時間歷史的演變之中導致偽學問的興起，例如堅持孤立的人學——儒學的中國，相繼在漢代和宋代分別興起了偽神學的兩漢經學和偽哲學的宋明理學的演變。同樣，古希伯來的神學在后來的歷史中也依然興起過偽人學(____的道德神學)和偽哲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古希臘的哲學在后來的歷史中也同樣興起了偽人學(斯多葛派、伊壁鳩魯派的道德哲學)和偽神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

　　人們過去僅僅用“愛智慧”來定義哲學不過是同義反復，實則什么也沒有說，因為人們又會問，什么是智慧呢?難道智慧是自明的嗎?今天看來，盡管中國人有約五千年的文明歷史傳統，但是在什么是智慧這個問題上，傳統中國人的回答卻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頗的。中國古代的人學——儒學，提倡了一種人類中極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歷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卻絕對會被人們視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說白了，它并沒有真正教人應對自然問題、應對社會問題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滿中國文獻倉庫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諸子百家之書。

　　中國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來的官場權力斗爭，所以，中國人傳統的智慧與其說是人學，不如說是官場斗爭中的權術謀略之學，它們或許更多地是屬于道家、法家、兵家、縱橫家等等，而不是屬于人學的儒家，其中充滿了無任何理性可言的計謀、機變、說謊、詐騙等等。說到底，傳統的中國人幾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與人斗心眼、斗權術、斗謀略、斗機變的充滿了非理性的工具，這與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學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臘人哲學是從人認識自然物開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變性(其壽命遠比人長)和明顯的規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臘人創造了哲學，不像古代中國人的人學僅從認識人自身出發，最初創立的卻是占卜之學的《易經》，明顯帶有絕對可變性的宿命，從而遠離了世界的不變性和規律性。傳統中國人在長遠的歷史中忽視了邏輯的創造，也即忽視了思維工具的創造，所以，中國人迄今為止的一切所謂創造發明(包括四大發明)都帶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質，而毫不具有理論思維的必然的邏輯性，所以命定中國人在近代的歷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邏輯必然性學問的西方人來用“船堅炮銳”的方式轟開自己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