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國商業較完整的啟蒙發展期，其商人與商業的產生、發展促進了社會的繁榮，商業經營直接關系到了社會商品生產的發展，江南地區新興工商城鎮的出現，便是當時商業發展的一種成果。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中國古代四大商幫分別是什么?

　　中國古代四大商幫指的是晉商、徽商、浙商包括湖商和寧波商幫)、粵商(包括廣州商幫和潮州幫)四個商幫。

　　商人與商業的發展促進了明代社會的繁榮，商業經營直接關系到了社會商品生產的發展，江南地區新興工商城鎮的出現，便是商業發展的一種成果。商人與商業發展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明代傳統的封建社會結構，盡管這種沖擊充其量只是有限地打破了舊的等級界限。這都或多或少給中國社會帶來一點近代化的萌動。但是明代的商人本身卻又不可能成為封建制度的對抗力量，他們在政治上的成功往往表現在官商結合上，他們在經濟上的成功則又往往是用來購置田產宅園。明代的大商人往往也同時又是大地主。而且明代的商幫自身也帶有十分突出的封建特征，如封建宗族勢力在商幫中即有十分重要的影響，這都使得他們無法從根本上成為一個獨立于封建政體之外的群體。

　　中國古代四大商幫之晉商

　　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晉商也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建筑遺產，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國聯軍向中國索要賠款，慈禧太后掌權的清政府就向晉商的喬家借錢還國債。晉商的經濟實力，可以從這個事情反映出來。

　　晉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間的武士貜。武則天之父、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時，木材商人武氏從財力上大力資助，李淵父子的就是憑借當時天下最精華的太原軍隊和武氏的財力開始奪取全國政權。建國后，武氏并封為國公，地位等同秦瓊、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淵父子當時從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財產，而武氏也從他最初聰明的政治投資中得到了巨大的回報。其后還孕育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女皇武則天。當然這是后話。

　　晉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誠信”和團結的商幫政策。晉商的輝煌人物有喬致庸等。晉商由于種種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國時期衰落了，山西也開始在中國經濟舞臺上變的較為平淡，勉強說來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說一下孔祥熙和李彥宏了。晉商文化也沒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現在在全國范圍來說仍然處于落后狀態。

　　晉商，尤其是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晉商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聞名。清代初期，借著前期對后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系，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顧的晉商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晉商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晉商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亳州的花戲樓，大都是晉商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晉商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后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后有西寧城”的諺語。晉商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中國古代四大商幫之徽商

　　徽商萌生于東晉，成長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時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區徽州府轄地經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團,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區商人個體，一般稱之為“皖商”，與徽商對應。

　　徽商有個特點，崇文重德，很尊崇文化教育，他們自己有的過去讀過書，有的就讀書不多，后來看看都感覺到讀書重要了，特別是當時封建社會，他們自己做生意，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兒子能夠讀書，通過科舉道路，能夠走上宦道，走上仕途，所以好多徽商的子弟都是讀書到外面去，讀書，通過科舉考試，先是考秀才，再考舉人，再到北京考進士這樣子上去的，所以他們對教育很重視。所以過去有這個話，國有學，州有序，鄉有塾，私塾的塾，就是一級一級的學校，鄉村里的塾基本上都是自己辦的，都是民辦的，都是商人捐資辦出來的。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陜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于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于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范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占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范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稅、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1831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票法”，靠鹽業專利發跡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兩商則由于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尤其是隨著提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時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聯系密切的廣東、江浙財閥開始興起，只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占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清末和民國時期，雖有個別徽商人物如黟縣鹽商李宗媚、歙縣房地產商人程霖生等嶄露頭角，但整體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頹勢。

　　徽商的發跡，有多方面的原因。1、人文地理環境上，西晉、唐末、南宋三次大移民之后，整個江南，人口、技術、典籍大進大出，形成了開放型的南北雜交文化;尤其南宋建都臨安，帶動了對皖南地區豐富的木材、茶葉、藥材、文房四寶等產品的需求;三條方便的水上通道新安江、長江、京杭大運河相互貫通，對外交往有交通地理優勢;唐末后徽州地區人地矛盾開始凸現，人們被迫將經商做為謀生的主要手段，“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民風民俗，陳陳相因，久而久之，徽州人視做生意為正途，反倒淡化了傳統的農本意識;徽州本土經濟得到開發后，社學、私塾、刻書紛紛興起，人的素質逐步提高。從歷史上看，徽商確有過人的精明之處。2、徽商興起還有特殊的制度背景。改朝換代的強力，自然稟賦的優越都需要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中發揮作用。北宋王安石變法后，政府對鹽、酒、鐵、茶的專賣管制有所松動，官府愿意讓渡一部分利益，彌補內鹽有余、邊關糧緊的貲貨缺口。宋、明之際“以糧換鹽”等政策直接刺激了私人貿易的發展，商行、市易務、經紀人極為活躍，紙幣(時稱“交子”)開始了全國性流通，實物稅收越來越多地被貨幣稅收所代替。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唐宋以后，大城市不斷涌現，而科舉取仕制度下，一致奉行地方官員異地委派制。官員們不得在祖籍或成長地方圓500里之內任職，因此地區間的地方保護主義和排外傾向不很明顯。徽商、晉商俱是行商，異地拓展業務的地緣、人緣條件基本上公平透明。

　　中國古代四大商幫之浙商

　　浙商為中國古代四大商幫之一。浙商包括湖商和寧波商幫。18世紀，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與上海口岸的開放更是為浙江商人提供了歷史舞臺。以寧波幫為代表的浙商群體對上海近代化的演進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寧波幫不但在國內，在國際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有人給予寧波幫“無寧不成市”的評價。現代寧波幫更是涌現了船王包玉剛和香港董建華之父董浩云等代表。

　　除了寧波幫以外，浙江許多地方都有著悠久的民間經商的歷史。在義烏，撥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時就已經興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種經商精神。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特殊時期，溫州、寧波、義烏、臺州、永康等地的百姓卻“頂風作案”，而一些地方的領導也對此“心知肚明”。但本書所介紹的只是指改革開放土壤中孕育出來的在市場經濟的商海中搏擊的浙江企業家的部分代表人物。他們中有土生土長的農民企業家;也有國有企業發展與改革中成長起來的國企掌門人;有現代“儒商”和“資本玩家”;還有正在成長的新一代的知識型的企業家。在他們的身上可以看到浙商所固有的市場意識、風險意識和自強不息、吃苦耐勞、不斷創新的精神。

　　浙商在歷史上就是各大商幫的合作者和競爭者。晉商與浙商交易絲、綢、茶、米;徽商東進蘇杭而至楊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巖又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慶余堂更是以歷史見證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其末代傳人馮根生在承繼其老財東的經營思想的同時演繹了一曲現代浙商的詩篇。總而言之，浙商吸收了以上三大商幫的許多精華，比如晉商的博大寬容的經營胸懷、兼容并蓄的經營氣度、求同存異的經營策略和自強不息的經營精神;徽商仁義誠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險精神和學習精神等等。但浙商之所以能跟隨歷史的腳步不斷發展，有其自身獨特的特點。

　　首先，無論晉商、徽商，其本質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晉商與封建政府緊密相連的關系;徽商的“商而優則仕”的思想都注定了它的歷史局限性與內在動力的局限性。而浙江經濟從本質特征上說，是一種“民本經濟”。所以，“浙商”與“晉商”，“徽商”的區別，前兩者如果可以稱為“官商”的話，“浙商”應該可以稱為“民商”。

　　寧波商幫

　　在近代我國主要的經濟發達地區，乃至全國、全世界，寧波商幫都創造了眾多稱王、稱第一的業績，其行業幾乎涵蓋了工商系統的絕大部分。無怪乎1934年，浙江興業銀行在一份調查報告中說：“全國商業資本以上海為首位，上海商業資本以銀行居首位，銀行資本以寧波人居首位。”可見當時寧波商幫的實力和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現將寧波商幫主要人物所創辦的能在當時稱為第一的事業匯編如下，供大家研究參考;遺漏和錯訛之處，希望共同補充和修正。

　　1830年，方性齋(鎮海)與兄弟方潤齋、方仁和在上海南市開設南履和錢莊。1870年，其后人方黼臣、方季揚將南履和錢莊改組為安康錢莊，盈利為當時錢業之冠。直至1950年收歇，是上海影響最大、營業時間最長的著名錢莊。19世紀末、20世紀初，鎮海方家以先后開辦43家錢莊列為上海九大錢業集團之首，“執上海商界之牛耳”。

　　1897年，由盛宣懷委派嚴信厚(慈溪，今江北區費市)籌建的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成立，嚴為第一任總經理，嚴與葉澄衷(鎮海)、朱葆三(定海)參與投資并列九個總董之內。

　　中國古代四大商幫之粵商

　　粵商為中國古代四大商幫之一。廣義上的粵商包括潮州幫(潮商)，廣州幫，客家幫。狹義的粵商指廣州幫。粵商是誕生和發展于嶺南地區,然后擴散到國內各地區、世界各國家的商幫。嶺南的歷史文化滋養了粵商;近代中國的開放推動了粵商的崛起;20世紀前期民族工商業的振興,使粵商獲得了較好的發展機遇。粵商在成長、發展、壯大和轉型的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特色。

　　自西漢開始，廣州就成為南部中國珠璣、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宋代，廣州已成為“萬國衣冠，絡繹不絕”的著名對外貿易港。從18世紀開始，廣州作為中國惟一的對外貿易口岸，成為“洋船”必爭之地。

　　商業的需要使眾多商人應運而生，許多農民、工人轉向亦農亦商、亦工亦商的經濟發展道路。長期的海內外貿易，使粵商在接受傳統文化的同時，也受到西方商業思想的啟蒙。“近現代香山(泛指珠海、中山、澳門等地)人創辦了現代中國百貨業的先驅——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就是容納吸收了西方商業文明的結果。

　　中國儒學文化中的吃苦耐勞精神與西方文化中競爭、開拓精神結合起來，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特質，對新粵商精神起了重大的影響。當代香港巨富李嘉誠(潮州籍)、霍英東(祖籍廣東番禺)、曾憲梓(梅州籍)就因此受益，成為創業成功的粵商典型。

　　潮汕商幫

　　潮汕人以敢拼敢闖、勤勞、聰明、善于經營聞名于世，先于溫州人享有中國的猶太人之美譽。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外的潮籍商人，民國初出版的《清稗類鈔》有一則《潮人善經商》的記述：“潮人善經商，窶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氈衾以外無長物。受雇數年，稍稍謀獨立之業，再越數年，幾無不作海外巨商矣。”

　　【影響】：

　　潮汕人的商業傳統深厚，商業才能比較高，商業勢力十分強大，在廣東省內各個角落和全國各大城市都有很多潮汕人在從事商業活動，而港澳、東南亞以至全世界的許多大商人也都是潮汕人或后裔。全國的珠寶、音像、電子配件、小商品、玩具等的貿易很大比例都為潮汕人掌控，而廣東省內各地很多產品的批發和零售市場也都是潮汕人所控制。

　　【特征】：

　　不是靠與官府勾結來賺錢，而是靠善于互通有無來獲得利潤。不像晉商、徽商一樣靠勾結官府、壟斷生意來獲取利潤，而是靠很強的洞察力和生意頭腦來實現超前的利潤，特別是以海上貿易為主，不但無依靠而且風險很大。

　　貨如輪轉而非囤積居奇。海上貿易和互通有無的生意方式決定了不能拖延時間，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入貨出貨。

　　具有良好的協作精神和商業信用。潮人所從事貿易多具高利潤、高風險特性，促使潮商較早地形成了風險共擔、利益均沾的商業伙伴關系，這就需要高度的協作精神和和良好的商業信用。

　　具有很強的艱苦奮斗、向外開拓進取、抓住時機果斷決策的精神。 精打細算，極善經營。

　　另外潮商還具有儒家氣質，不但講求信守道義的商業道德，而且事業有成往往不忘貢獻社會。而且經商時“打分打厘”，行善時卻往往一擲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