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思想家有關封建國家與人民之間物質財富分配關系中主張藏富于民的一種經濟思想。它把充裕人民的物質財富視為實現治國安民的基本原則。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中國古代富民思想。

　　中國富民思想的淵源極早,《尚書》中有“裕民”、“惠民”的觀點,《周易·益》有“損上益下,民說無疆”，都把重視人民的利益視為統治者的德政。至春秋戰國時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階級關系的變化，出現了儒、墨、道、法各學派思想家，他們從各自的政治需要出發，從不同角度闡發了富民思想。

　　儒家富民思想

　　儒家把傳統的富民觀點,豐富發展成為一種安邦治國的經濟理論。孔丘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論點，把充裕人民的物質財富作為實施禮樂教化的基礎。他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即實行寬惠的經濟政策，允許人民牟利取財，同時要求統治者節用薄斂。他把人民的富足看作是政府獲得充足財源的基礎，主張民富先于國富，國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礎上，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淵》)的財政思想。孔丘的富民思想在中國長期成為傳統的教條，具有深遠的影響。

　　戰國時期，儒家學派的主要繼承者孟軻與荀況對富民思想作了進一步闡發。孟軻的富民政策主要是發展生產和減輕賦稅，“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孟子·盡心上》)。他的發展生產的具體措施是制恒產、興井田、給每農戶五畝宅、百畝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他的薄稅斂主張是：商舍不稅，也不征貨物稅、房地稅和無職業者的人頭稅,只征單一的農業稅,即相當農民收獲九分之一的勞動地租。孟軻認為實行了這些富民措施，就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梁惠王上》)，達到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荀況繼承了早期儒家不與民爭利的觀點，進一步闡發了治國必先富民的意義。他批評統治者好利聚斂是“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并分析了財富分配與國家興亡的關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荀子·王制》)。他從治國必先富民的理論出發，要求統治者“以政裕民”(《富國》)，即采取節用薄斂和倡導發展生產等措施，使民富裕。他說：“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大略》)。他認為人民富裕,有利于生產發展，“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而生產愈發展，國家也就愈富，從而“上下俱富”(《富國》)。荀況把民富與國富在理論上統一起來，對儒家的富民思想作了總結性的闡發。

　　墨家富民思想

　　墨家從小生產者求生存、求發展的愿望出發，反對虧人自利，要求在互愛互利中求富。墨家認為求富的途徑在于自己的努力勞動：“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墨子·非命下》)。他們反對統治者“厚作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辭過》)。要求厲行節約，減輕人民負擔。但墨家在富民與富國關系上,不同于儒家,他們主張“官府實而財不散”(《尚賢中》)，要求充實官府而不是藏富于民。認為國家“倉有備粟”(《七患》)，就能“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人民生活才有保障，所謂“官府實則萬民富”。墨家把小生產者的幸福,寄托于王公大人的雨露陽光,幻想統治者能節用去侈,“愛利萬民”(《尚賢中》),“加于民利”(《節用》)，給人民以安居樂業的條件。

　　道家富民思想

　　道家倡無為,一切因順自然,反對統治者干涉人民的經濟活動，主張“我無事而民自富”(《老子》第五十七章),讓人民自由牟取財富。但道家在根本上是反對人們追求財富的，認為“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因而要求人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使人民“無知無欲”(《老子》第三章)，過儉樸的生活。道家認為，雖然客觀上財富不多，但只要主觀上自我滿足，就算是富足，所謂“知足者富也”(《老子》第三十三章)。道家的富民以寡欲知足為前提，實質上是在生產很不發達狀態下相對于普遍貧困而言的。

　　法家富民思想

　　法家以富國立論，但早期法家亦多重視富民。如管仲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是富國與富民兼重。《管子》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治國》)。至商鞅,雖有“令貧者富”(《商君書·去強》)之說，但富民并非其目的。及至韓非，提出“足民何可以為治”(《韓非子·六反》)，從理論上否定富民的必要。從根本上說法家并不認為富民是可取的，"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管子·國蓄》)，“甚富不可使”(《侈靡》)，認為民太富，不利于統治。因此主張“民富則不如貧”(《山權數》)，“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法家以富國強兵為目的，而把富民看作只是從屬于富國所需的一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