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位名相范仲淹；你是否在尋找“名人范仲淹的故事”？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資料，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幫助。

名人范仲淹的故事

范仲淹二歲時，父親范墉因病去世，母親謝氏貧困無依，只得改嫁給山東的一位朱姓大戶，他也改名為“朱說”。范仲淹成年后，從傲慢的朱家孩子口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激憤之下，發誓“男兒當自強”，要自立門戶，重振范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求學。雖然應天府是“公費讀書”，但范仲淹生活費用還得自理，“依戚同文學”，過得十分艱難。他只能吃薄粥，深夜困倦打瞌睡，就用冷水洗面，激醒自已，繼續攻讀。一個同學是應天府留守(官階相當于今日之“市委書記”、“市長”)的兒子，看不下去，便好意送了些美食。他卻一口不嘗，聽任食物變壞。同學怪罪起來，他長揖致謝，道：“你的好意，我都心領了，謝謝!但我只怕自己一旦學會享受美餐，日后再也吃不得苦!”

范仲淹在應天府讀了五六年書，成績優異，便有了一個遠大的人生理想。據《能改齋漫錄》記載，范仲淹應試前，特到祠堂求簽，咨詢能否當宰相，簽詞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簽，暗中祈禱：“如果不能當宰相，希望能當良醫”，結果還是不行。于是，他惱火了，擲簽于地，慨然長嘆：“男子漢大丈夫，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還有什么活頭!”這就是“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名言的來歷。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中了進士，得到真宗趙恒的接見，還榮赴了御賜的宴席。在此后的幾十年間，范仲淹政績斐然，如安撫江淮的蝗災、修建“范公堤”等，但由于喜歡給高層“挑刺”，仕途就像乘電梯般，上上下下，幾起幾落。章獻太后劉娥當政時，他一會兒指責仁宗趙禎不該率領百官給太后祝壽，一會兒要求太后還政，被貶到蘇州;待得趙禎親政后，他本受到重用，但又接連上書議論國事，譏切時弊，要求改革，結果得罪宰相呂夷簡，再貶饒州。

范仲淹是一個銳意進取、熱烈執著的人，眼看自己年已五十而碌碌無為，未免有點灰心、有點牢騷。一天晚上，他看著《三國志》，突然覺得十分沒勁：這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只得三分天地，“人世都無百歲”，還不如“劉伶一醉”!第二天，他叫來好友歐陽修。兩個人喝得醉醺醺的，手拉手到大街上唱歌，那是他新作的《剔銀燈》。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呆、老成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系。一品與千金，問白發、如何回避?！彼洁l間散心，看到百花洲四周鮮花盛開，鶯蝶飛舞，就自嘲起來：“我是到了桃花源吧?我也做做陶淵明!好笑的是，當年的理想竟是什么良相、良醫!”又作了一首《定風波》，節缶高歌：

“羅綺滿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尋芳去。浦映□花花映浦。無盡處，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喪歸時數。鶯解新聲蝶解舞。天賦與，爭教我悲無歡緒。”但這種頹廢消極的狀態還沒有持續多久，一件震驚全國的大事就發生了，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寶元元年(1038年)，黨項族首領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國，自稱皇帝，并調集十萬軍馬，侵略大宋。兩年不到，宋朝延州北部的數百里邊寨，大多被西夏軍洗劫或奪去，元昊氣勢囂張，揚言要滅了大宋。國難當頭，范仲淹立刻忘了那個“桃花源”，毫不猶豫地站起來，強烈要求上前線。大宋朝廷對這場戰爭措手不及，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團，趙禎也舉棋不定，莫衷一是。危難之際，趙禎匆匆召見了范仲淹，先給他恢復了“天章閣待制”的職銜，再榮封一個“龍圖閣直學士”，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康定元年(1040)秋天，五十二歲、滿頭白發的范仲淹，緊急掛帥，風塵仆仆地趕往西部戰場。秋天的邊塞，與繁華似錦、車水馬龍的京都宛如兩個世界：萬物凋零，到處都可見斷壁殘垣、尸骸廢墟、難民流離。范仲淹登高一望，但見斜陽下，寒霜滿地，孤城默然矗立，長煙寥寥，連大雁也不想停留，嗚咽著向南飛。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深夜失眠，挑燈填了幾首《漁家傲》，寄給在京城的歐陽修，開頭都是“塞下秋來”，現流傳下來的卻只有下面這一首：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五代宋初，盛行的都是柔婉綺麗的“花間詞派”，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氣勢悲壯蒼涼，意境雄健剛烈，可謂是“大宋第一首邊塞詞”，一掃“花間派”柔靡無骨的詞風，為蘇辛豪放詞導夫先路。歐陽修非常欣賞，贊嘆之余，又戲謔道：“希文，你動不動就是‘塞下秋來’，真個窮苦的邊塞主兒!”歐陽修到底是沒有上過戰場的文人，無法體會“孤城閉”、“歸無計”、“征夫淚”的苦難、凄涼和悲痛，以為取勝真的是“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竟然羨慕朋友上戰場“真乃大元帥之事也”，還急切地祝賀他，“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

范仲淹政治貢獻

實施新政

主詞條：慶歷新政

慶歷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針對北宋內憂(官僚隊伍龐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的現狀，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項改革綱領，主張澄清吏治、改革科舉、整修武備、減免徭役、發展農業生產等，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科舉等各個方面和領域。新政實施的短短幾個月間，政治局面已煥然一新：官僚機構開始精簡;科舉中，突出了實用議論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全國也普遍辦起了學校。慶歷五年(1045年)，以夏竦為首的反對派攻擊革新派為“朋黨”，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敗告終。

慶歷新政雖只推行一年，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

修捍海堰

范仲淹任泰州西溪鹽倉監時，征調民眾4萬多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橫跨通、泰、楚三州，全長約200華里，不僅當時人民的生活、耕種和產鹽均有了保障，還在后世“捍患御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地人民將所修之堤命名為“范公堤”，遺址迄今猶存。

蘇州治水

景祐元年(1034年)，蘇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濫，積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棄，農耕失收，黎民饑饉困苦，范仲淹出知蘇州后，根據水性與地理環境，提出開浚昆山、常熟間的“五河”，將積水導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計劃。范仲淹以“修圍、浚河、置閘”為主的治水經畫，不但獲得時輿的贊揚，還澤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兩浙職守，都依照這個模式去整治水患。

賑災濟民

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災蔓延，江淮和京東一帶災情尤其嚴重。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應詔賑災，開倉濟民，并將災民充饑的野草帶回朝廷，以警示六宮貴戚，戒除驕奢之風。

皇祐二年(1050年)，吳中發生大饑荒。此時主管浙西的范仲淹，一面調集糧食賑災，一面大規模興建土木工程，招募百姓服役，由官府每日負責飲食。通過這種方法，“日無慮數萬人”，使杭州局勢穩定，沒有出現災民流徙的情況。 皇祐三年(1051年)知青州時，逢河朔饑荒，范仲淹又成功地運用在浙西之策，既平抑糧價，又幫助青州百姓渡過青黃不接的艱難時光。

范仲淹文學成就

散文

宋建國至仁宗七十多年來，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謹，浮華奢靡的背后潛伏著種種危機。范仲淹洞破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重視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張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關系到社會風俗的醇厚訛薄、國家的興衰成敗。在經世濟時思想的影響下，范仲淹反對宋初文壇的柔靡文風，提出了宗經復古、文質相救、厚其風化的文學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點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價值取向上與揚雄、王勃、韓柳以及宋初復古文論一樣，具有歷史意義和復古精神，對宋初文風的革新具有積極作用。

散文創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書信居多，陳述時政，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蘇軾曾評價《上政事書》“天下傳誦”;《靈烏賦》一文，“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國古代哲人爭自由的重要文獻;名篇《岳陽樓記》，借作記之機，規勸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記敘、寫景、抒情、議論為一體，動靜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為雜記中的創新，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為千古名句。

詩歌

詩歌上，范仲淹主張“范圍一氣”、“與時消息”。范仲淹繼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氣”，又將曹丕的“文氣說”、陸機、鐘嶸的“感物說”和“天人合一”的詩學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認為，詩人創作的沖動與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氣”，感于萬物并通過萬物體現出來。范仲淹的“與時消息”則繼承了劉勰的“為情而文”觀和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把政治教化和為情造文有機結合起來，范仲淹批判宋初詩壇的盲目模仿之風和無病呻吟之態，主張詩歌創作要忠于生活現實，符合時事，不為空言。

范仲淹詩歌存世305首，內容非常廣泛，或言志感懷，抒寫偉大的政治抱負;或關注民生，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或紀游山水，歌頌祖國大好河山;或詠物寄興，展現自己的人格操守。詩意淳語真，藝術手法多樣，以清為美的特點尤為突出，以文為詩、議論化的傾向非常明顯，同時注意白描手法和疊字的運用，與當時的白體、晚唐體及西昆體相比，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為宋初詩歌由唐音向宋調轉變的重要一環。

詞

范仲淹詞作存世共五首，雖然數量較少，但首首膾炙人口，在宋詞的發展中起著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國至宋仁宗，生活享樂漸成風尚，以艷情為主要創作話題的歌詞亦趨向繁榮。范仲淹于仁宗年間登上詞壇，其詞作內容和風格豐富多樣，有直接寫艷情者，也有跳出艷情之外者，正是過渡時期遺留下來的深刻痕跡。

《漁家傲·秋思》一詞，反映了邊塞生活的艱苦，表達了作者反對入侵、鞏固邊防的決心和意愿，同時還表現出外患未除、功業未建、久戍邊地、士兵思鄉等復雜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詞這一新的詩體形式來描寫邊塞生活，唐人韋應物的《調笑令·胡馬》雖有“邊草無窮日暮”之句，但沒有展開，且缺乏真實的生活基礎，因而，范詞實際上是邊塞詞的首創。不僅如此，這首詞的內容和風格還直接影響到宋代豪放詞和愛國詞的創作，為詞世界開辟了嶄新的審美境界，也開啟了宋詞貼近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創作方向。《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和《定風波·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制》兩詞，讀史、詠風景，題材寬泛，與艷情無關，與北宋前期詞壇的創作風格合拍，表現了從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壇衰變的一個過程。

范仲淹的艷情之作(《蘇幕遮·懷舊》、《御街行·秋日懷舊》)，總是寫出一種宏大的時空背景，與同時代其他詞人“小園香徑”、“庭院深深”的狹深環境迥然不同。而沉摯真切、婉麗動人的風格，也極大地改變了宋人的創作觀念，引導著詞壇創作風氣的轉移，對后世詞壇產生著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