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兩彈一星”元勛之一，于敏是我國自主培養的杰出的核物理學家，也是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杰出領軍人物之一。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收集整理的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1）

據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消息，我國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改革先鋒于敏，于今日在京去世，享年93歲。

他曾“隱身”長達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軍委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他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2015年1月9日，于敏院士獲得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

于敏個人簡介：

于敏，男，1926年8月出生，天津寧河人，194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歷任二機部九院理論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長、所長、九院副院長、科技委副主任，核工業部、核工業總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現任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級科學顧問。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院士），1999年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于敏是我國著名的核物理學家，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杰出領軍人物之一。

上世紀50年代，于敏在國內率先開展原子核物理理論研究，在物理學報上發表了多篇論文，與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結構模型，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與北京大學楊立銘教授編輯出版了我國第一部原子核理論專著《原子核理論講義》。

上世紀60年代起，投身于我國核武器事業，長期領導并參加核武器的理論研究和設計。在氫彈突破中，組織領導攻關小組發現了實現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帶領科研隊伍完成了核裝置的理論設計，并定型為我國第一代核武器，裝備部隊。作為第一完成人的“氫彈突破和武器化”工作，榮獲1985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在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領導突破了氣態引爆彈（初級）原理和高比威力次級原理。作為小型化關鍵的氣態引爆彈主要負責人，主持研究并解決了裂變材料的壓緊、中子注入及其增殖規律、氘氚點火燃燒規律、輕重介質混合對聚變的影響、高能中子裂變反饋規律等一系列關鍵問題，提出了加大兩個關鍵環節設計裕量的具體措施。氣態引爆彈的研制成功，為我國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可靠基礎。作為第二完成人的“氣態引爆彈裝置的突破”工作，榮獲1987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在中子彈突破中，作為主要領導人和參加者，提出了中子彈的設計指標，明確了中子彈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關鍵技術問題和難點，研究了熱核反應中等離子體過程，分析了中子彈的反應規律并歸納為三個階段，提出了判斷聚變點火裕量的主要判據和提高裕量的措施。作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彈裝置的突破”工作，榮獲1988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在核武器基礎理論發展中，揭示了武器核反應內爆過程的運動規律，解決了輻射與物質的相互作用及馳豫過程、輻射波與沖擊波的傳播規律等一系列基礎問題。作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彈氫彈設計原理中的物理力學數學理論問題”研究，榮獲1982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在核武器發展戰略中，與鄧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試驗進程”建議。建議書提前規劃了我國核試驗的部署，使黨中央做出果斷決策，為我國爭取了寶貴的10年核試驗時間，為提升我國核武器水平、推動核武器裝備部隊并形成戰斗力發揮了極為重要的前瞻性作用。針對禁核試，提出了以精密實驗室實驗等幾個方面支撐禁核試后武器研究的設想，該建議被采納并演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四大支柱，至今仍然是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

上世紀70年代起，在倡導、推動國防高科技項目尤其是我國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我國慣性約束聚變和X光激光領域理論研究的開拓者。

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國、無私奉獻、文理兼修、具有深厚人文素養的科學家，為我國核武器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2）

于敏，男，89歲，中共黨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級科學顧問。

他是我國杰出的核物理學家，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杰出領軍人物之一，被稱為“中國氫彈之父”。面對祖國的召喚，他隱姓埋名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華和熱血忠誠，默默奉獻給國防尖端科技事業，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項重要研究成果，為建設強大國防、奠定我國大國地位，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99年，于敏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2015年，于敏榮獲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年輕的共和國百廢待興，為了抵御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盡快增強國防實力，保衛和平，黨中央作出研制“兩彈一星”的英明決策。

1961年，時年34歲的于敏，面對祖國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我國核武器研制事業。他說：“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對于敏來說，工作幾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次遇到難題，他都會帶領大家反復討論研究，謹慎選擇技術途徑，認真試算物理模型。有時，為了得到一個準確的數據，他甚至趴在地上，繪出一條條特征線，然后馬上跟大家講解。于敏工作起來不分晝夜，有時因為產生靈感，半夜起床伏案工作;他的領導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無休止地工作，總是派一位同事與他同住。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在他面前，一個數據都不能含糊。在一次核試驗之前，他突然發現原設計中一個數據可能有問題，但這時試驗裝置已下了豎井。他深知知道自己將要承擔的責任，還是立即報告了上級，要求暫停試驗。經過一天一夜的查找，終于弄清了這個不利因素可以為另一個抵償因素所抵消，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向上級報告可以繼續試驗。上級領導問他：“再發現問題怎么辦?”于敏認真地答道：“再發現問題，我再如實報告。”正是這種一絲不茍的科學精神，使我國核試驗成功率之高為世界所先。

在于敏潛心鉆究的20多年間，他帶領著科研團隊取得了多項重要研究成果：實現了氫彈原理的突破——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會戰”;我國第一顆氫彈試驗圓滿成功;在核武器的武器化研究、發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國慣性約束聚變和X光激光領域理論研究的開拓者;在1996年全面禁核試條約簽署之前，為我國爭取了寶貴的10年熱核試驗時間。

1985年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稱號;1987年獲得“全國勞動模范”稱號;1985年、1987年、，三次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第一作者);1999年，被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2014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榮獲“感動中國2014年度人物”等稱號。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3）

于敏，著名核物理學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他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對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國防實力的增強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2019年1月16日，“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得主、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歲。

而這樣的拋頭露面，于敏也就經歷過兩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他被授予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并代表23位獲獎科學家發言。

他并不習慣這樣的大場合，因為此前的幾十年里，他一直都是隱姓埋名。

一藏就是30年

其實，于敏自己也沒想到這輩子會與氫彈結緣，沒想到個人與國家的命運綁得這么緊。他原本以為會在鐘愛的原子核理論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然而，一次與時任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的秘密談話，讓他的人生改變了軌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應邀，冒雪來到錢三強的辦公室。一見到于敏，錢三強就直言不諱地對他說：“經所里研究，請報上面批準，決定讓你參加熱核武器原理的預先研究，你看怎樣?”

從錢三強極其嚴肅的神情里，于敏立即明白，祖國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的理論也要盡快進行。

接受任務后，于敏便轉入了一個新的領域，從此開始了隱姓埋名的生活，一藏就是30年。

30個月的奮戰

氫彈理論的探究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當時的核大國對氫彈的研究是絕對保密的，要想從報紙或者雜志上找到關于氫彈一星半點資料完全不可能。因此，要在短期內實現氫彈研制理論上的突破，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為了盡快研制出中國自己的氫彈，于敏和同事們知難而進，廢寢忘食，晝夜奮戰。然而，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們始終找不到氫彈原理的突破口。

轉折發生在1965年。

那年9月，一場創造歷史的上海“百日會戰”最終打破僵局。在這次持續3個多月的艱難科研攻關中，于敏帶領同事們發現了實現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5個多月后，中國第一顆氫彈試驗圓滿成功。

當年，從基礎研究轉向氫彈研究工作，曾有不少人替于敏感到惋惜。

而于敏自己卻從未后悔。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他留下了慘痛的記憶。他說，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進強國的事業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回答問題有“三不”

于敏在科研中有一項特殊的本領，就是善于抓住物理本質來判斷物理現象發展的結果，被簡稱為“粗估”。與他共事多年的何祚庥院士稱：“于敏的這種粗估方法是理論研究的靈魂。”

一次，一位法國物理學家在北京作學術報告。當時于敏只有32歲。這位專家剛把實驗的準備、裝置及過程介紹完，于敏便對坐在他旁邊的何祚庥說出了這個過程的分支比大約是多少，邊說邊在左手心上寫著這個數字。

“這是一個較為稀有的核反應過程，你怎么知道的?”何祚庥反問道。

“先聽下去。”于敏擺手制止他追問。

最后，法國專家公布了他的實驗結果，果然不出于敏所料。

“這個問題的實質并不復雜……掌握住這一方法就能估出它的數量級來。”于敏說的方法確實并不復雜，但要真正自如地掌握并運用并不容易。物理學家的水平高低常表現在對一些基本理論、方法、技巧的掌握上。而這正是于敏有很高造詣之所在。

在單位，大家都知道，向于敏請教有“三不”：一是不論時間、場合，隨時隨地可以提問題;二是不論范圍，物理、力學乃至其他相關學科都可以問;三是不論問題大小難易，一樣耐心解答。

許多同事們都有這樣的感覺，于敏總是將自己的知識、方法、訣竅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盤托出，毫無保留地告訴大家。

有一次，所里一位姓曾的年輕科研人員與同事討論一道難題，結果誰都做不出來。于是，他找到于敏。于敏邊講邊算，答案很快就得出來了。可是小曾仍不滿足，繼續刨根問底。于敏一時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便老老實實地說，回家后再想想。

第二天一上班，于敏就找到小曾說：“你看看這個推導。”小曾一看，沒想到于敏給他寫了整整三頁紙。

常年埋頭工作，于敏能陪伴家人的時間少之又少。直到退居二線后，他終于有了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了。那段日子，每當夫妻二人外出時，同行的人總能夠看到老夫妻相濡以沫，相互關照的溫馨場景。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4）

僅僅是“國士無雙”，恐怕完全無法將于敏的成就功勛對于國家興衰民族庚續、對于子孫后代的重要影響反映出來。我認為于敏這個名字需要在一個更高層次的語境中來被提及，只要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存在，這個名字就應該被頂禮膜拜，這個名字就應當與日月同輝！

有朋友評論說不喜歡這種把國家的前途命運與虛無縹緲的所謂天命聯系在一起。這一點我很是贊同。但有時候歷史的發展又是非線性的，甚至雷同于物理上三體中的混沌效應，充滿了偶然性，一次微小的蝴蝶翅膀的揮動，甚至可以引起一場颶風…所謂的“天佑中華”我的理解就是一種正向的偶然性，是一種概率事件。

于敏幼時差點被日軍的卡車撞死，高中畢業因家境困窘瀕臨失學，是一個同學的父親不忍心這樣的天才被埋沒才資助他上了北大，在大學時又生重病生命垂危，是物理系同學們集體獻血才挽救回來，一次又一次的偶然或許造就了某種程度的必然，兩彈一星的事業也成就了天才施展拳腳的舞臺，這也是我強調“誕生”和“發揮作用”的原因。

于敏這個名字第一次為人所知是因為兩彈一星功勛獎章，這是共和國給予國家功臣的最高嘉獎，一共23位科學家，任何一位都是各領域的泰山北斗，而與核武器相關的一共9位（鄧稼先、彭桓武、周光召、程開甲、王淦昌、郭永懷、錢三強、陳能寬、于敏）。若要論資排輩，于敏恐怕要排最末，而且只有他一人沒有留過洋。但要按貢獻大小來排序，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吧，于敏對于核武器的貢獻是無可爭議的第一，且大于另外八位功勛科學家之和。這句話從來沒有人敢公開說過，如果不是自媒體平臺，或者但凡有人知道我是誰，我也不敢這么說，這么說似乎有夸張成分和博人眼球之嫌，因為那些名字一個個都太如雷貫耳。

其實這個事實是如此的明晰，從1958年九院（現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成立，1959年6月蘇聯專家撤走，自力更生開始，到1996年停止核試驗全面轉入實驗室研究的整個階段來看，鄧稼先于1986年英年早逝；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均于七十年代離開核武器研制單位，基本上未參加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朱光亞在原子彈爆炸成功后就在國防科工委做領導工作；程開甲于1963年組建核試驗基地研究所，專攻核試驗診斷測試；錢三強除在最早期拉隊伍外沒參加任何科研工作；陳能寬主要解決了原子彈的起爆問題……每一位都很偉大，但是于敏更不容易。

如果必須用幾個定語來形容于敏所做的工作，那只能是貫穿始終、攻堅克難、引導方向、決定作用！并且一直到未來的2040年，都是在于敏規劃的道路上艱難地前進著。考慮到科學研究很大程度上不能夠線性疊加，或許有不盡準確之處，我所說的也僅限于核武器科技這一個方面，絲毫沒有貶低其他科學家的意思。

王淦昌、程開甲在實驗物理領域，彭桓武、周光召在理論物理領域都是幾乎獲得諾貝爾獎的世界級科學家。有朋友留言說，一直以來都認為兩彈一星是理所應當板上釘釘的…那只是宣傳口宏大敘事的說辭，其實這當中的艱難困苦是非曲折甚至驚心動魄實不足為外人道也。在不觸及保密的情況下，我想把工作中接觸過的所知的點滴事實稍稍來展開一下，作為我人生最宏大的一篇命題作文。我不敢打涉密的擦邊球，很多細節只能模糊過去點到即止，有空的時候會寫幾個字，前前后后寫了幾個月。以我非常有限的文字水平，寫這樣一個回答真的是捉襟見肘，總感覺語言蒼白，平淡無力，但鐵一樣的事實總會勝于一切華麗的描寫，我唯一能保證的是我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是真的，來告訴大家于敏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神，擁有這個神對于國家和民族又意味著什么。

于敏最為人所知的稱號是所謂的氫彈之父，曾經我還看到有人質疑說夸張和過譽，其實如果僅僅是氫彈之父這一個頭銜，最多也只能把于敏的功勛概括了不到五分之一！

1960年，于敏被調進輕核理論小組，做一些預先研究。由于西方嚴密的技術封鎖，當時尚不能確定氘氘聚變、氘氚聚變和氚氚聚變哪種熱核反應適用于氫彈。由于氘從海水中提取非常昂貴，而氚的制備只能依靠核反應堆，都是極為稀缺且獲取困難的材料，價值遠超等量的黃金。美國人用的方法是，修建海水提純氘的工廠，再用提取出的氘在反應堆中人工嬗變造出氚，然后做氚靶和氚束加速器進行打靶實驗來測量輕核反應的反應截面。這是最自然不過的步驟了，但對于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國和幾乎為零的工業基礎來說，連最基本的電力供應都沒法保證，這就還需要修發電站，有了發電站，還要修鐵路運煤炭給電站發電，等這一切都造完就緒，多少年都過去了！

更重要的是中國到底需不需要生產氚，如果氚是氫彈中不可缺少的材料的話，又不是說造第二天就能造出來的，要用的時候沒有，直接就是死路一條…輕核的反應截面完全是一個實驗參數，也繞不過去，怎么辦，要做飯難道不用米？大神就這樣第一次登場了，于敏當然沒有條件做試驗，只能用理論方法，于敏并沒有直接計算各個輕核反應的反應截面，而是用一種巧妙的近似方法估算出了所有輕核反應的反應截面的上限，發現氚氚反應并不具有特殊優越性，進而否定了該路線，確立了氘化鋰材料核反應中現場造氚的技術路線。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5）

“離亂中尋覓一張安靜的書桌，未曾向洋已經礪就了鋒鍔。受命之日，寢不安席，當年吳鉤，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囑托，許下了一生；一聲巨響，驚詫了世界；一個名字，蕩滌了人心。”這是20__感動中國十大人物欄目組送給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于敏的頒獎詞。

人們在贊嘆這位“中國氫彈之父”取得輝煌成就、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終身榮譽時，更多的是被他隱姓埋名三十年、始終踐行“五個堅持”的錚錚鐵骨精神所感動。

學習于敏堅持絕對忠誠的政治品格。我們的黨之所以能永葆先進性，不斷地煥發青春與活力，關鍵就是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前赴后繼，始終堅持熱愛黨、忠誠于黨的結果。才華橫溢的“土專家”于敏就用三十年如一日的堅守行動告訴我們，永遠跟黨走就是他思想的“魂”，一輩子做黨和人民最需要的人就是他堅定的理想信念。他絕對忠誠的政治品格非常鮮明，在火熱的陽光下，在鮮艷的黨旗前，在茫茫的戈壁灘上，他無愧于“共和國鑄劍師”，無愧于“感動中國20__年度人物”，其“錚錚鐵骨”精神更是我們每一位黨員干部學習的楷模。

學習于敏堅持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回顧我們黨已走過的90多年風雨歷程，不論是在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還是在和平時期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們的黨始終都是以樹立大局意識為重，團結廣大黨員干部，帶領全國人民經過艱苦奮斗、英勇卓絕地斗爭，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從一個奇跡創造另一個奇跡。這也充分說明：樹立大局意識是實現團結、走向勝利的重要基礎。“兩彈一星”功勛于敏幾十年來舍小家、顧大家，為了國家核事業發展的大局毅然選擇對家人“隱身”、對社會隱姓埋名，這難道不是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嗎？古人云：“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因此，堅持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既是新時期每位黨員干部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也是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國夢的重要基礎。

學習于敏堅持極端負責的工作作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絕不是一句簡單的承諾，而是需要極端負責的工作作風，扎扎實實地無私行動。毫無疑問，于敏就將執著堅守作為一種追求，將求真務實當作是無聲的語言，把為黨和人民服務看作是共產黨員最靚的“名片”。在國內當時研制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于敏幾乎是一個從未留過學的人，但他始終孜孜以求，為了完成黨和人民交給的艱巨任務。他拼命學習，秉承“勒緊褲腰帶也要造出原子彈與氫彈”的堅定信念和頑強拼搏精神，打破國外重重封鎖，依靠自己的勤奮努力，舉一反三進行理論探索。也正是因為以于敏為代表的中國物理學家們堅持極端負責、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才創造了只用兩年零八個月就成功爆炸第一顆氫彈的奇跡，令國人自豪，讓世界震驚。站在新的起點，面對新的任務，各級黨員干部更是要以于敏為樣，立足本職，深深植“根”于對黨和人民負責，用腳踏實地、極端負責的工作作風為黨分憂，為民服務。

學習于敏堅持無怨無悔的奉獻精神。我們黨領導下的新中國之所以有今天的輝煌與成就，正是因為我們有一批能打勝仗、敢打勝仗、樂于奉獻的共產黨員，他們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毫無疑問，耄耋之年的于老就是堅持奉獻精神的典范。作為共和國建設初期的一名共產黨員，于老把無私奉獻當作是指導自己的有償行為，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奉獻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熱。為此，新時期每一位黨員干部，都要學習于老堅持無怨無悔的奉獻精神，因為自我們站在黨旗下宣誓那一刻起，就擔當起黨和人民賦予神圣使命，就義無反顧地代表著黨的先進性，也就理應全身心地投入到為人民服務中去，以無怨無悔的奉獻精神彰顯自己愛黨、愛祖國、愛人民的大愛之“氣”。

學習于敏堅持廉潔自律的道德操守。俗話說：“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干部。”其實，群眾看黨員干部好不好，最關鍵的就是看領導干部是否清正廉潔。廉潔自律的道德操守是黨員干部做人之根本，倍受國人敬仰的于敏老師就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他雖然為國家做出了這么巨大的貢獻，但他卻自認為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一個人一輩子能做到淡泊名利實屬不易，又在一輩子淡泊名利中取得輝煌成就更難上加難。因此，我們每位黨員干部都要以于敏為樣，學習他堅持廉潔自律的道德操守，一生淡泊名利無私奉獻，幾十年如一日砥礪前行，用“五個堅持”的精神和實實在在的行動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脊梁增光添彩！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6）

歷史的天空風云變幻，歲月的江河奔流浩蕩。唯一不變的是，總有丹心赤子甘為國家鞠躬盡瘁，總有殷殷志士愿為民族負重前行。

那個愛皺眉頭、喜歡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學家走了。今年1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歲。

這樣的“拋頭露面”，于敏只經歷過兩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他被授予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并代表23位獲獎科學家發言。

對于這樣的大場合，于敏并不習慣。因為此前幾十年里，作為我國核武器事業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隱姓埋名。

“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當我們再次提起這個名字時，他已經成為一座永遠矗立的豐碑。

生命無法永恒，精神卻能不朽。

人物小傳：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學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他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對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國防實力的增強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

于敏生前的臥室里，一本《三國演義》擺放在案頭。和煦的陽光從窗口透進來，照著泛黃起皺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溫文爾雅的主人，曾經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閱著心愛的書籍。

其實，于敏自己也沒想到這輩子會與氫彈結緣，更沒想過個人與國家的命運會緊緊聯系在一起。當時，正在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為會在鐘愛的原子核理論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與時任二機部副部長、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的談話，讓他的人生發生了重大轉變。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飄舞，于敏應邀來到錢三強的辦公室。一見到于敏，錢三強就直言不諱地說：“經所里研究，報請上級批準，決定讓你參加熱核武器原理的預先研究，你看怎樣?”

從錢三強堅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國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也要盡快進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還有幾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歡做基礎理論研究。不過，于敏沒有猶豫，因為他忘不了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帶給他的慘痛記憶。

“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于敏后來這樣說。

“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獨立。面對這樣龐大又嚴肅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這是于敏當時的想法。

這個決定，改變了于敏的一生。自此開始了隱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我國的核武器科技事業。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7）

我國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改革先鋒于敏，于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歲。于敏是新中國氫彈研究中的關鍵核心人物。他在中國氫彈原理突破中解決了一系列基礎問題，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起了關鍵作用。1965年10月，在于敏的親自組織和部署下，氫彈理論得以突破。目前全世界只有兩種氫彈構型，美國的T-U構型和中國的于敏構型。

此后長期領導核武器理論研究、設計，解決了大量理論問題。

對中國核武器進一步發展到國際先進水平作出了重要貢獻。從20世紀70年代起，在倡導、推動若干高科技項目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5年、1987年和1989年三次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94年獲求是基金杰出科學家獎。1999年被國家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1985年榮獲“五一勞動獎章”。1987年獲“全國勞動模范”稱號。

由于核武器的保密原因，于敏的一切長期以來都處于高度保密中。從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直到1988年以后，于敏才獲得出國進行學術交流的機會。由于工作的關系，于敏首次出國是以某大學教授的身份去美國訪問的。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盡管去了許多地方，但他始終像個“啞巴”：要問也不方便問，要說也不方便說，很不好受。

提出氫彈原理方案

在我國研制第一枚原子彈尚未成功時，有關部門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氫彈的理論探索先行一步。1960年底，錢三強找于敏談話，讓他參加氫彈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在錢三強的組織下，以于敏等為主的一群年輕科學工作者，悄悄地開始了氫彈技術的理論探索。

從原子彈到氫彈，按照突破原理試驗的時間比較，美國人用了七年零三個月，英國四年零三個月，法國八年零六個月，前蘇聯四年零三個月。主要一個原因就在于計算的繁復。而中國的設備更無法可比，國內當時僅有一臺每秒萬次的電子管計算機，并且95%的時間分配給有關原子彈的計算，只剩下5%的時間留給于敏負責的氫彈設計。窮人有窮辦法，于敏記憶力驚人，他領導下的工作組人手一把計算尺，廢寢忘食地計算。一篇又一篇的論文交到了錢三強的手里，一個又一個未知的領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黃祖洽等科技人員提出研究成果報告69篇，對氫彈的許多基本現象和規律有了深刻的認識。

1964 年9 月，38歲的于敏帶領一支小分隊趕往上海華東計算機研究所，抓緊計算了一批模型。但這種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變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總結經驗，帶領科技人員又計算了一批模型，發現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解決了氫彈原理方案的重要課題。于敏高興地說：“我們到底牽住了‘牛鼻子’!”他當即給北京的鄧稼先打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電話。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們才能聽懂的隱語：暗指氫彈理論研究有了突破。“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只松鼠。”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好，我立即趕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開始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在氫彈原理研究中提出了從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設想，解決了熱核武器大量關鍵性的理論問題，并在平均場獨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1967年6月17日，中國的第一顆氫彈在爆炸成功。

上世紀80年代初，于敏意識到慣性約束聚變在國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義。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圍內作了“激光聚變熱物理研究現狀”的報告，并立即組織指導了我國核理論研究的開展。1986年初，鄧稼先和于敏對世界核武器科學技術發展趨勢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國核試驗的建議。事實證明，這項建議對中國核武器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8）

“我和于敏是堂兄弟，他比我大26歲，但我們一家都是于敏寄錢供養的。”63歲的于確告訴記者，他祖父育有兩男三女，大女兒和二女兒因病早亡。長子于振宵即于敏的父親，曾當過寧河蘆臺二村的村長;次子于振遠即于確的父親，曾在寧河蘆臺十村當先生，很受鄉親們的推崇。于家祖上幾代都是文人，雖然說家里不富裕，可總是盡力供子女們讀書。

“雖然我父親和我伯父各自成家，但兩家9口人吃住在一起，從沒分家。”于確說，在他的記憶里，也只有春節能見到于敏。那個時候，他特盼著過年，因為于敏回家給他帶許多好吃的、好玩的。

“雖然一年才能見哥哥一面，但是月月都會收到哥哥寄來的錢。”于確說，因為那時其父親和伯父已年邁，又沒正式工作，兄弟姐妹幾人都小，沒有經濟來源。于敏從1951年調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有了工資收入，從此便開始給家里寄錢，供養一家人的生活。“那時候我還沒出生，直到有了記憶后，每月15號收到哥哥的匯款單已經成了規律。”于確說，在他的記憶里，投遞員一進大門洞就喊：“于振遠，拿手戳!”由于每月寄錢來，投遞員都知道是誰給寄來的，每當蓋手戳時，少不了要稱贊幾句：“于先生您真有福氣，這樣的好侄子，天底下難找呀!”周圍鄉親們更是羨慕。

于確說，于敏每月寄來的錢，都貼補了家用。有一次，已經過了15號，匯款單還沒寄來，一家人的生活難以為繼了，整整過了一周時間，匯款單才郵到。后來家里人才知道，那次于敏的工資被人偷了，只好東籌西借把錢湊足給家里郵寄過來。1960年，于敏的父親去世后，于敏還繼續給家里寄錢，直至1978年于確的父親去世，在于確家人的要求下，于敏才停止寄錢，整整27年。

“哥哥每月給家里寄錢，絕不是他錢多，而是他禮重，他深深地懂得做人‘以孝為先’的道理。”于確說。

在于確的記憶中，1960年伯父于振霄病故時，于敏回家為父親送終。此后，長達44年的時間里，家中很少能見到他的身影。“我和哥哥雖然很少見面，但他謙遜謹慎的品格卻影響我一生。”于確說。

為工作抱憾沒能參加叔父葬禮

在于確家里有一個珍藏多年的箱子，里面全是于敏寄來的家書。“哥哥寄來200多封信，由于種種原因，現在只有30多封保存完好。每次哥哥來信，父親就把全家人聚在一起讀給大家聽。”于確說，于敏的信里從不談工作，全部是關心老人身體健康、關注孩子健康成長的內容。

1978年1月12日，于確的父親懷著對于敏深深的思念離開了人世，于敏同樣也十分想回家見叔父最后一面。然而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我國開始了中子彈研究工作，于敏是我國中子彈物理設計的統帥，為了中子彈的研制，他選擇為國盡忠，沒能回家盡孝。

10年前，于確到北京探望于敏，提到叔父時，于敏動情地流淚了。于確說，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哥哥落淚，于敏十分愧疚地對于確說：“真對不起叔父，沒能在他彌留之際見上一面。”于確勸慰說：“哥哥為了國家強盛，兢兢業業，是為國家盡了忠;27年匯款供養我們全家，已經盡孝了。哥哥是這世上忠孝兩全的男人!”

1999年9月18日，共和國五十華誕前夕，于確在電視上看到了于敏的身影。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隆重舉行的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工作者大會上，共和國“兩彈一星”功勛獎章被佩帶在于敏胸前，于敏接過榮譽證書，并代表23位授獎科學家，走上人民大會堂的講臺講話。

當時于確熱血沸騰，為哥哥感到高興和自豪，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他撥通了于敏家的電話，卻哽咽地說不出話來。電話那頭，于敏的聲音還是那樣的平靜、謙和，他勸慰弟弟不要太激動，自己為國家做點兒事，沒什么了不起的。

于確說，2004年5月2日是他終生難以忘懷的日子。這一天，于敏相隔44年重返故里。“當時他在電話里告訴我，不要驚動地方領導。讓我領他到小時候住的地方和上小學的地方看看，然后再到漢沽看一看。”看到于確一家生活不錯，于敏非常欣慰：“看到你一家人生活得很好，我就放心了。”話語里充滿了對兄弟深深的惦念之情。于確說，蘆臺大橋西曾是于家舊時的宅院，蘆臺完小是他上學的地方，于敏游興極高，他對于確說：“人到老年有個共性，對于每個學習工作過的地方都流連難忘，林亭懷舊，頻頻回首，撫今追昔，感慨萬千。”

于確告訴記者，于家與漢沽及濱海新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于家原籍在北塘，后落戶蘆臺。于敏祖父于紹舟就讀于通州師范，畢業時第一年趕上廢科舉，曾被官派到漢沽寨上教書辦學，漢沽有名的大買賣“桐裕盛”的創始人張相炎，就是于紹舟的學生，1927年于敏的祖父患病故去。于確的二哥于慰曾在漢沽楊家泊教學，1976年唐山地震時遇難。于確為了照顧年邁的父母和二哥一家，1980年從天津堿廠調到位于漢沽的天津化工廠。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9）

在我國第一顆氫彈成功空投爆炸指揮現場，于敏凝望著半空中騰起的蘑菇云，一言不發，直至聽到測試隊報來的測試結果時，才脫口而出：“與理論預估的結果完全一樣!”

盡管在氫彈研制中居功至偉，但對別人送來的“中國氫彈之父”的稱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學、技術、工程于一體的大科學系統，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現在的成績，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他說。

完成了時代賦予的使命，于敏沒有停止追尋的腳步。為了研發第二代核武器，于敏隱身大山，繼續加班加點搞科研，他的身體變得越來越虛弱，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此身長報國，拿命換科研，這是何等的奉獻!在那些日子，于敏常常會想起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西北核試驗場進行核武器試驗，他早已記不清自己是第幾次站在這嚴寒的戈壁上。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試驗前的討論會上，于敏和陳能寬感慨地朗誦起了諸葛亮的《后出師表》。

不同于蜀漢丞相的“出師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于敏的事業是“可為”“有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業一樣，于敏是個喜歡安靜的人。他曾對身邊人說，別計較有名無名，要踏踏實實地做一個“無名英雄”。

這種“安靜”，在于敏子女的記憶中卻有點模糊。兒子于辛小時候對父親的記憶就是一個字：忙。“整天待在房間里想東西，很多人來找他。”女兒于元亦很難覓尋兒時對父親的記憶，因為父女倆不曾有太多交流。

于敏對“安靜”有著自己的解釋，“所謂安靜，對于一個科學家，就是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始終保持嚴謹的科學精神。”他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這丹心于他就是堅持科學，就是獻身宏謀。

正如他73歲那年在一首題為《抒懷》的七言律詩中表達的那樣，即使“身為一葉無輕重”，也要“愿將一生獻宏謀”。

“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種共性，他們有一種強烈的家國情懷。這種精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這種精神能夠不斷傳承下去。”與他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長杜祥琬說。

一棵大樹俯身而臥的地方，正在長出一片森林。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10）

未曾出國留學的于敏，自謙是“地道的國產”。但他對自己的學生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開闊視野。因此，他鼓勵學生出國留學，但有一個條件——“開過眼界后就回國作貢獻”。

氫彈理論的探究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當時被核大國列為涉及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因此，要在短期內實現氫彈研制理論上的突破，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干驚天動地的事，做隱姓埋名的人。為了盡快研制出我國自己的氫彈，于敏和同事們知難而進、晝夜奮戰。然而，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們始終找不到氫彈原理的突破口。

重大轉折點發生在那一年秋天，于敏帶領一批年輕人前往外地用計算機進行優化計算。在“百日會戰”里，他和同事們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氫彈原理一經突破，所有人斗志昂揚，恨不得立馬造出氫彈。但是原理還需經過核試驗的檢驗。

試驗場遠在西北大漠，生活條件相當艱苦，吃的是夾雜沙子的饅頭，喝的是苦堿水;茫茫戈壁上飛沙走石，大風如刀削一般，冬天氣溫達-30℃，道路凍得像搓衣板……而于敏都甘之若飴。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進行全威力氫彈的空投爆炸試驗。

試驗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很平靜，“回去就睡覺了，睡得很踏實”。

直到于敏的工作逐步解密后，他的妻子孫玉芹才恍然大悟：“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11）

一個絕密長達近30年的名字，一段鑄核盾衛和平一甲子的傳奇。

越神秘，人們越想了解他。

今天，讓我們走近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

鎂光燈下，89歲的“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于敏院士坐著輪椅，被緩緩推向主席臺中央，接過榮譽證書。這是黨和國家的崇高褒獎，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榮譽。

16年前的1999年，于敏重回公眾視野，作為23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代表發言。在這之前，因為從事事業的保密性，他的名字“隱形”長達近30年。驚天的事業沉默的人生，這句話濃縮了于敏與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中，便足以自慰了。”面對榮譽，于敏說：“我們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

黃沙百戰穿金甲 功在當代壯國威

這次轉身，對一個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科學家來說，意味著巨大犧牲，核武器研制集體性強，需要隱姓埋名常年奔波。

1952年11月1日，美國研制的世界第一顆氫彈爆炸，其威力相當于1945年在日本廣島爆炸的原子彈的幾千倍。

為打破超級大國的核威脅和核訛詐，我國領導人高瞻遠矚，決定自力更生研制自己的原子彈和氫彈。

1961年1月的一天，鵝毛般的大雪紛紛揚揚，于敏冒著刺骨寒風，踏著厚厚積雪，應邀來到了時任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先生的辦公室。

這是于敏人生中一次重要轉型。

錢三強非常嚴肅地對他說，經所里研究，并報請上級批準，決定將你作為副組長領導和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這次轉身，對一個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科學家來說，意味著巨大犧牲，核武器研制集體性強，需要隱姓埋名常年奔波。

盡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務，從此，他的名字從原子核理論研究領域消失了。

多年后，他敞開心扉：我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度過的，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我留下深刻的慘痛印象。正是這種民族憂患意識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促使我下定決心從基礎研究轉向研制氫彈工作。

在國際上，氫彈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氫彈研究被核大國列為涉及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

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于敏雖然基礎理論雄厚，知識面寬，但對系統復雜的氫彈仍然陌生。

原子彈爆炸成功后，為了突破氫彈原理，上級將黃祖洽、于敏及其研究小組中的30余人一起調往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集中力量攻克氫彈，但遲遲未得要領。

1965年9月，于敏率領13室部分人員，帶上被褥、臉盆、計算手冊到上海華東計算所，利用該所運算速度為每秒5萬次的計算機，完成加強型核航彈的優化設計任務。

創造歷史的“百日會戰”開始了。

作為參與會戰的五十分之一，兩鬢染霜的蔡少輝老人至今對當時的情形歷歷在目。

他回憶，當時計算機性能不穩定，機時又很寶貴，不到40歲的于敏在計算機房值大夜班(連續12小時)，一摞摞黑色的紙帶出來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細分析結果，終于挑出了三個用不同核材料設計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鋪著稻草的鐵床床頭，做進一步分析。

0、1、2……9，這10個枯燥無味的數字，在于敏眼中卻是一首首詩，一幅幅畫，而他，儼然是演算紙上的將軍。

“別人從紙帶里看不出來的東西，經他一分析就成了活的知識。”蔡少輝稱贊于敏，總是能透過現象觸及事物本質。

剝繭抽絲，氫彈構型方向越來越清晰，于敏和團隊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沙漠腹地，一聲驚天動地的“雷鳴”，蔚藍色的天空驟然升起一團熾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幾百個太陽還要亮的光芒，急劇翻騰的烈焰騰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無比的蘑菇狀紫色煙云，蘑菇云產生的強烈沖擊波卷起沙塵，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戈壁灘。

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爆炸當量為330萬噸級，與理論設計完全一樣!

盡管當時條件非常艱苦，然而從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到突破氫彈，我國僅用了26個月，創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紀錄。這對超級大國的核訛詐、核威脅又是一個漂亮的反擊。

審時度勢預則立 魂系國防情更急

“我國僅用45次試驗就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很大功勞應歸于老于。”與于敏共事過的鄭紹唐老人說，核試驗用的材料比金子還貴，每次核試驗耗資巨大，萬一失敗團隊緩過勁來要幾年。”

1999年，《紐約時報》以3個版面刊出特稿：中國是憑本事還是間諜來突破核武發展?

當時接受記者采訪時，于敏指著報道中的一句話——“不用進行間諜活動，北京可能已經自力更生實現了自己彈頭的小型化”對記者說，“這句話說對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國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開始定的方針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他話鋒一轉，“但我們不是‘可能’，是‘已經’實現了小型化。

第一顆氫彈只是試驗裝置，尺寸重量較大，還不能用作導彈運載的核彈頭，屬于第一代核武器。要與運載裝置導彈適配，核裝置還必須提高比威力并小型化，發展第二代核武器，難度大大增加。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為種種原因，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和科技骨干相繼調離，于敏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兼核武器理論研究所所長，全面負責領導突破二代初級和次級原理，發揮了兩個至關重要的作用：決策、把關。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不但在初級小型化和中子彈原理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實現重大決定性進展，而且次級小型化技術途徑已明確，核武器事業躋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于敏沒有盲目樂觀，他將視線投向全球。

當時美國仍在不斷做地下核試驗，但他分析，其核戰斗部的設計水平已接近理論極限，為保持自己的核優勢，限制別人發展，很可能會加快核裁軍談判進程，促成國際上簽署全面核禁試條約。

“這好比百米賽跑，要將成績在10秒基礎上再提升0.1秒，要花很長時間和精力。”胡思得院士說，當時我國還處于爬坡期，進步潛力還很大。

如果必須做的核試驗沒有做，該拿到的數據沒有拿到，豈不是要“功虧一簣”?

于敏心急如焚。他顧不上老朋友鄧稼先先生已身患重病，直奔醫院談了自己的想法。鄧稼先亦有同感。

幾經反復，鄧稼先和于敏給中央打報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進程的建議。

正是這封建議書提前規劃了我國核試驗的部署，黨中央做出果斷決策，我國才爭取了寶貴的十年熱核試驗時間，完成了必須做的熱試驗。

禁核試后，如何保持我國核武器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綢繆。他提出，一定要把經驗的東西上升到科學的高度，用計算機模擬等新的方式開展深入研究，確保庫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該建議被采納并演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重要支柱。”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所長李華說，至今它仍是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

相比美蘇上千次、法國200多次的核試驗次數，我國的核試驗次數僅為45次，不及美國的二十五分之一。

“我國僅用45次試驗就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很大功勞應歸于老于。”與于敏共事過的鄭紹唐老人說，核試驗用的材料比金子還貴，每次核試驗耗資巨大，萬一失敗團隊緩過勁來要幾年。老于選擇的是既有發展前途，又踏實穩妥的途徑，大多時間是在計算機上做模擬試驗，集思廣益，保證了技術路線幾乎沒有走過彎路。

干著第一代，看著第二代，想著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對核武器發展有著獨到的眼光和敏銳的判斷。

上世紀70年代，他敏銳感覺到，慣性約束聚變(ICF)不僅有可能用于解決能源問題，還可能用來研究武器物理。在他建議下，我國ICF終于作為一個獨立主題列入國家863計劃，從此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12）

談到他的這一生有什么遺憾時，于老告訴我，如果說他的這一生有遺憾的話，那應該是兩個，一是這一生沒有機會到國外學習深造交流，這對一個科學家來說是很大的遺憾;二是因為工作太忙對孩子們關心不夠，沒有將他們培養成對國家有所建樹的人。但他說，雖然想起來是遺憾，并不后悔。

于敏認為，對于科學家來說，正式的職業是科學研究。而學術研究的環境和學術氛圍比較濃的是歐美和過去的蘇聯。他說，我雖然在國內是一流的，但沒有出過國總是一種遺憾。如果年輕時能夠出國進修或留學，對國家對科學的貢獻或許會更大。其實，于敏的一生中，應該說有無數次出國的機會，但是由于工作的關系，他都放棄了。

從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國門。但是，對這一次出國，于敏至今說起來甚感尷尬，但也頗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關系，于敏此次出國是以某大學教授的身份去美國訪問的。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盡管去了許多地方，但他始終像個“啞巴”：要問也不方便問，要說也不方便說，很不好受。

他說;“我這一生在和別人的交流方面有無法彌補的欠缺。博學，就必須交談，交談就不能是單方面的，不能是‘半導體’，必須雙向交流。但從我所從事的工作來講，和外面接觸總有一個閥門，因此交談起來吞吞吐吐，很別扭。不能見多識廣，哪能博學?不能交流又哪來考察的收獲。所以，從此以后，我就決定不再出國了，把機會多讓給年輕人一些。這樣對這些年輕人，對我們的事業都是有好處的。”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13）

早在20世紀八十年代初，于敏就意識到，慣性約束聚變在國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義，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圍內作了“激光聚變熱物理研究現狀”的報告，并立即組織指導了我國理論研究的開展。

1986年初，鄧稼先和他對世界核武器科學技術發展趨勢作了深刻分析，對我國所處發展階段作了準確估計，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試驗的建議了事實證明，這項建議對我國核武器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如今，于敏雖然認為自己已經“垂垂老矣”。但他仍然關注著這一領域的最新動向。他認為，現在的核武器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和新的歷史階段。它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某些核大國的核戰略有了根本性的改變。過去是威懾性的，不是實戰的。現在則在考慮將核武器從威懾變為實戰;二是某些核大國加緊研究反導系統，并開始部署，使得核對他沒有威懾性。去掉了對方的威懾，就是新的壟斷。

“我們當初是為了打破核壟斷才研制核武器的。對此，如何保持我們的威懾能力，要引起足夠的重視。如果喪失了我們的威懾能力，我們就退回到了五十年代，就要受核訛詐。但我們還不能搞核競賽，不能被一些經濟強國拖垮。我們要用創新的，符合我們國情的方法，打破壟斷保持我們的威懾。”他說。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14）

在私下，于敏被人們稱為中國的“氫彈之父”。雖然，他自己一直堅決反對，但就憑這一點，也足見他在中國核事業方面的杰出貢獻。

1964年10月16日，我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兩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羅布泊核試驗基地進行了首次氫彈原理試驗。1967年6月17日，我國用“轟六”飛機空投，進行了全當量氫彈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這標志著我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從原子彈到氫彈，按照突破原理試驗的時間比較，美國人用了七年零三個月，英國四年零三個月，法國八年零六個月，前蘇聯四年零三個月，而中國只用了兩年零兩個月。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中國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學家們取得的成就是輝煌的，但工作條件之艱苦卻難以想象。1969年，我國首次地下核試驗和一次大型空爆熱試驗并行準備連著做。于敏參加了這兩次試驗。當時，他的身體很虛弱，走路都很困難，上臺階要用手幫著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熱試驗前，當于敏被同事們拉著到小山崗上看火球時，就見他頭冒冷汗，臉色發白，氣喘吁吁。

大家見他這樣，趕緊讓他就地躺下，給他喂水。過了很長時間，在同事們的看護下，他才慢慢地恢復過來。由于操勞過度和心力交瘁，于敏第一次在工作現場幾至休克。

1969 年1月，于敏和同事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專列。也許因為臨時加車，有站就停有車就讓，車速很慢。有時在深山峽谷中一停就是好幾個小時。除了少數老弱病殘者坐硬臥車廂外，大部分人擠在沒有廁所的大悶罐車廂內。于敏當時本來身體就不好，加上長途跋涉，休息不好胃病發作，整整四天四夜，差點把他折磨死。

到了大西南，由于工作條件不具備，上面只好又做出決定，家屬留在深山，科研人員全部返京。于敏帶著還沒有休息過來的身體、沒有治好的病，只身回到了北京。

由于沉重的精神壓力和過度的勞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陰謀敗露，研究院的斗爭也降了溫。領導考慮到于敏的貢獻和身體狀況，特許于敏的妻子孫玉芹10月回京探親。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體很難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見他氣喘心急，趕緊扶他起來給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過去。后來許多人想起來都后怕：如果那晚孫玉芹不在身邊，也許后來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這次出院后，于敏本來應該好好休息一下，可是為了完成任務，他顧不上身體未完全康復，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連續工作多時，在返回北京的列車上他開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進了北京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檢查，在急診室輸液時，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國家功勛于敏的人物事跡（精選篇15）

于敏，1926 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寧河縣蘆臺鎮(今屬天津市)。父親是當時天津市的一位小職員，母親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上有一個姐姐，在北京師范大學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下有一個弟弟和妹妹，早年夭折。于敏7歲時開始在蘆臺鎮上小學。中學先在天津木齋中學念，后轉學到天津耀華中學。

1944年于敏上了北京大學工學院。但是上學后，于敏發現，因為這里是工學院，所以，老師只是把知識告訴學生會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訴學生根源。這使于敏很快就失去了興趣。1946年，他轉入了理學院去念物理，并將自己的專業方向定為理論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畢業后，考取了張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后張病了，指導他學業的便是胡寧教授。他的學術論文就是在胡的指導下完成的。后來，于敏被彭桓武、錢三強調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這個所是1950年成立的，當時由錢三強任所長，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長。當時我國科學界一片空白，他們高瞻遠矚，創建了新中國第一個核科學技術研究基地。

由于于敏在原子核理論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的進展，1955 年，他被授予“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的稱號。1956年晉升為副研究員。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獲諾貝爾物理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訪華代表團來華訪問，年輕的于敏參加了接待。于敏的才華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回國后，發表文章稱于敏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國產土專家”的稱號由此而來。

經過長期的努力，于敏對原子核理論的發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論分為三個層次，即實驗現象和規律、唯象理論和理論基礎。在平均場獨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錢三強在談到于敏時也說：“于敏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留學英國、被選為皇家愛爾蘭科學院院士的彭桓武則認為：“原子核理論是于敏自己在國內搞的，他是開創性的，是出類拔萃的人，是國際一流的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