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89歲，核物理學家，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科學家于敏的事跡(精選5篇)，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幫助。

科學家于敏的事跡（精選篇1）

于敏，男，89歲，中共黨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級科學顧問。

他是我國杰出的核物理學家，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杰出領軍人物之一，被稱為“中國氫彈之父”。面對祖國的召喚，他隱姓埋名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華和熱血忠誠，默默奉獻給國防尖端科技事業，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項重要研究成果，為建設強大國防、奠定我國大國地位，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99年，于敏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2015年，于敏榮獲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____親自為其頒獎……這些榮譽的背后，是于敏忠于黨、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為我國氫彈研制和國防尖端事業鞠躬盡瘁、奉獻一生的真實寫照。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年輕的共和國百廢待興，為了抵御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盡快增強國防實力，保衛和平，黨中央作出研制“兩彈一星”的英明決策。

1961年，時年34歲的于敏，面對祖國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我國核武器研制事業。他說：“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對于敏來說，工作幾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次遇到難題，他都會帶領大家反復討論研究，謹慎選擇技術途徑，認真試算物理模型。有時，為了得到一個準確的數據，他甚至趴在地上，繪出一條條特征線，然后馬上跟大家講解。于敏工作起來不分晝夜，有時因為產生靈感，半夜起床伏案工作;他的領導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無休止地工作，總是派一位同事與他同住。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在他面前，一個數據都不能含糊。在一次核試驗之前，他突然發現原設計中一個數據可能有問題，但這時試驗裝置已下了豎井。他深知知道自己將要承擔的責任，還是立即報告了上級，要求暫停試驗。經過一天一夜的查找，終于弄清了這個不利因素可以為另一個抵償因素所抵消，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向上級報告可以繼續試驗。上級領導問他：“再發現問題怎么辦?”于敏認真地答道：“再發現問題，我再如實報告。”正是這種一絲不茍的科學精神，使我國核試驗成功率之高為世界所先。

在于敏潛心鉆究的20多年間，他帶領著科研團隊取得了多項重要研究成果：實現了氫彈原理的突破——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會戰”;我國第一顆氫彈試驗圓滿成功;在核武器的武器化研究、發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國慣性約束聚變和X光激光領域理論研究的開拓者;在1996年全面禁核試條約簽署之前，為我國爭取了寶貴的10年熱核試驗時間。

1985年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稱號;1987年獲得“全國勞動模范”稱號;1985年、1987年、，三次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第一作者);1999年，被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2014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榮獲“感動中國2014年度人物”等稱號。

科學家于敏的事跡（精選篇2）

“一個現代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于敏

原中顧委常委、國務委員張勁夫在《請歷史記住他們——關于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的回憶》 中提到，“研制氫彈工作主要是于敏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

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核武器分冊中，“于敏”的條目下赫然寫著：“在氫彈原理突破中起了關鍵作用”。

愛好歷史和古典文學

1988年，62歲的于敏從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長的崗位上正式退了下來。

于敏雖然是一位大物理學家，但他最大的愛好竟然是中國歷史、古典文學和京劇。他從小就會背不少古詩詞。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個小時的時間來讀他喜歡的書。這些書包括《資治通鑒》、《史記》、《漢書》、《三國志》、《三國演義》、《紅樓夢》等。

“打松鼠”：與鄧稼先的暗號

1965年，正是我國氫彈研究的突破期。于敏發現了熱核材料自持燃燒的關鍵，解決了氫彈原理方案的重要課題后，他當即給北京的鄧稼先打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電話。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們才能聽懂的隱語：暗指氫彈理論研究有了突破。“我們幾個人去打了一次獵……打上了一只松鼠。”鄧稼先聽出是好消息：“你們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現在還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標本……但我們有新奇的發現，它身體結構特別，需要做進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們人手不夠。”“好，我立即趕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鄧稼先就趕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鉆進計算機房，聽取了于敏等人的匯報，并與他們討論分析，興奮得像個大孩子頭兒。經過長時間的深入討論和推敲，終于使整個理論設計日趨完善。

曾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在研制氫彈的過程中，于敏曾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間，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壓力和過度的勞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試驗和大型空爆熱試驗時，他身體虛弱，走路都很困難，上臺階要用手幫著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熱試驗前，當于敏被同事們拉著到小山岡上看火球時，已是頭冒冷汗，臉色蒼白，氣喘吁吁。由于操勞過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現場幾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慮到于敏的貢獻和身體狀況，才特許已轉移到西南山區備戰的妻子孫玉芹回京照顧。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體很難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見他氣喘，趕緊扶他起來。不料于敏突然休克過去，經醫生搶救方轉危為安。

由于連年都處在極度疲勞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車上開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進醫院檢查。在急診室輸液時，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30年后“氫彈之父”名字才獲解禁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寧河縣蘆臺鎮(今屬天津市)。父親是當時天津市的一位小職員，母親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歲時開始在蘆臺鎮上小學，中學先后就讀于天津木齋中學和耀華中學。

1944年，18歲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學工學院，1946年，他轉入了理學院去念物理，并將自己的專業方向定為理論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畢業，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學兼任助教。在張宗遂、胡寧教授的指導下，1951年于敏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畢業后，他被錢三強、彭桓武調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這個所1950年才成立，由錢三強任所長，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長。

1960年底，在錢三強的組織下，以于敏等為主的一群年輕科學工作者，悄悄地開始了氫彈技術的理論探索。這次從基礎研究轉向氫彈研究工作，對于敏個人而言，是很大的損失。于敏生性喜歡做基礎研究，當時已經很有成績，而核武器研究不僅任務重，集體性強，而且意味著他必須放棄光明的學術前途，隱姓埋名，長年奔波。

1967年6月17日，氫彈爆炸成功，爆炸當量達到330萬噸。試驗場上頓時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聲，參試人員個個激動萬分。從原子彈試驗成功到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中國人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創造了研制氫彈的世界紀錄。

20多年前，連于敏這個名字都是絕密，他隱姓埋名30年，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當時的解密程度有限，許多史實還沒有公開。

很多人稱呼于敏為“中國氫彈之父”。對于這樣的稱呼，于敏極力反對，他常常對身邊工作的人說：“核武器是成千上萬人的事業，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須精誠團結，密切合作。”

實在追問之下，他只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氫彈的理論設計中，我是學術領導人之一。”

科學家于敏的事跡（精選篇3）

“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這是核物理學家、我國核武器事業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于敏，這個名字過去數十年里曾經一直是一個秘密，如今已成為一種精神的代名詞。

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謂青少年時代在一種“亡國奴的屈辱”中度過。內向、好靜思的他，喜歡科學，而且對科學有一種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學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畢業后被我國核物理學家彭桓武和錢三強所器重，進入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

1960年12月，我國作出部署，集中攻關原子彈，并先行一步對氫彈作理論探索。翌年1月，錢三強請于敏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氫彈雖然以原子彈為基礎，但其理論基礎和材料結構比原子彈復雜得多。

于敏喜歡做基礎研究，自認為不適合從事研制氫彈這種大系統科學工程。不過，他沒有猶豫，“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于敏后來說。

于敏帶領30多名青年科研人員組成的氫彈預研小組，從基本物理學原理出發，憑借一張桌子、一把計算尺、一塊黑板、一臺簡易的104型電子管計算機，以自強不息的信念，經過四年的不懈努力，不僅解決了大量基礎研究問題，而且探索出設計氫彈的途徑，為氫彈原理探索奠定了堅實基礎。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氫彈研制進入沖刺階段。1965年1月，于敏和鄧稼先、周光召等科學家一起，向氫彈原理的突破發起總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帶領一批年輕人前往上海，利用華東計算所J501計算機對氫彈原理作進一步探索。他率領大家發現了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路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形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當他將整理出來的方案向大家報告時，群情激奮，高呼“老于請客!”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進行了全威力氫彈的空投爆炸試驗，爆炸威力同于敏計算的結果一致。試驗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實”。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美國用時7年3個月，蘇聯為6年3個月，英國為4年7個月，法國為8年6個月，而我國僅用了2年8個月。西方科學家評論：“中國閃電般的進步，對西方來說，是神話般的不可思議……”

盡管在氫彈研制中居功至偉，但對于別人送來的“氫彈之父”稱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學、技術、工程于一體的大科學系統，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現在的成績，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

氫彈技術突破后，于敏曾想過離開，回到自己喜歡的基礎研究，但最終還是留了下來。他認為，第一代熱核武器雖然解決了有無問題，但性能還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獻給了我國中子彈、核武器小型化、慣性約束聚變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貢獻。

“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于敏曾經直言，“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這位喜歡古詩詞的科學家，向往諸葛亮的鞠躬盡瘁和“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會孫子的第一首古詩詞是岳飛的“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這些英雄，于敏在事業上鞠躬盡瘁，在科學上唯實不唯上。與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鄧稼先曾說：“于敏是很有骨氣的人。他堅持真理，從不說假話。”畢生信奉“寧靜以致遠”的于敏，如此解釋他心中的那片寧靜：“所謂寧靜，對于一個科學家，就是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始終保持嚴格的科學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詮釋了家國情懷與科學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親切地稱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這種情懷和精神永遠地留了下來。

科學家于敏的事跡（精選篇4）

于敏當年突破氫彈理論，一開始還只能使用計算尺。

從此我國氫彈研制走上快車道，1966年5月9日我國第一顆助爆增強型原子彈成功，為氫彈理論研究提供了實測數據，用于改進氫彈扳機的設計。1966年底，我國首顆氫彈核扳機和被扳機設計凍結，進入制造階段。1966年11月28日我國進行了一次氫彈原理試驗，當量12.2萬噸TNT，其實較真的說它從原理、材料和構型上看，都是一次成功的氫彈試驗，只不過它只是作為氫彈原理的驗證試驗而不是正式準備的第一顆氫彈，并特意限制了當量而已。

1967年6月17日，我國使用圖16轟炸機空投完成首顆氫彈的，當量330萬噸，標志著"1100"工程最終獲得圓滿成功。

世界上只有兩種氫彈構型

于敏構型是其中一個

喜歡軍事的朋友可能早已聽到過這么一種說法，"世界上只有兩種氫彈構型，于敏構型是其中一個。"

這種說法略有夸張，因為在尖端科學技術上殊途同歸，各核大國的氫彈構造很快就變得大同小異。但可以這么說，世界上只有兩國國家獨立研制了氫彈，美國是第一個，另個一個就是我們中國。

前面提到著名的氫彈Teller-Ulam構型，即用一顆原子彈作為扳機來引爆氫彈的聚變材料，于敏提出的構型也是如此。但話說起來簡單，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五大國的物理學家、核科學家們都在絞盡腦汁去尋找引爆聚變材料的方法。

英國科學家Klaus Fuchs先想出了Teller-Ulam構型，但他沒有條件去實現。后來美國人重新發現了這個構型，并在工程上實現了。美國、英國同為盎格魯-薩克遜人，二戰后好到同穿一條褲子，美國人成功后對英國盟友進行了指點，所以英國在1957年也成功研制了氫彈。

法國人一向"高冷"，但出于對付紅色蘇聯的需要，英國人對法國核武進展緩慢非常著急，1967年9月進行了"點撥"，于是法國在1968年8月了首顆氫彈。

科學家于敏的事跡（精選篇5）

現在就剩下蘇聯，他們的氫彈是否自行研制的呢?

冷戰結束后，蘇聯"氫彈之父"Sakharov出版了個人回憶錄，書中對氫彈突破的敘述很簡略，多少還顯得模糊、曖昧。這其中最蹊蹺的是，當事人也說不清楚究竟是誰通過什么方式獲得了氫彈Teller-Ulam構型。后來Sakharov的同事Feoktistov回憶時，干脆說發現來得非常突然，沒有人宣稱是發現者，這一發現可能來自核間諜的情報。

與此同時，美國核科學家在回憶自己當年的工作時，紛紛猜測某某同事是蘇聯間諜。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共產主義信仰對西方精英科學家有莫大的吸引力。本文多次提到的英國科學家Klaus Fuchs曾參加美國曼哈頓工程，他在四十年代向蘇聯提供了大量核武機密資料，在1950年被逮捕。

Klaus Fuchs并不是真正的間諜，他的動機來自對共產主義的同情。但在2007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出人意料地公開了曼哈頓工程中一個真正的蘇聯間諜George Koval的身份，并向他追授俄羅斯英雄勛章。Koval 1913年出生于美國，是一個俄國猶太人移民的后代。他在1932年經濟大蕭條時期隨父母回到蘇聯，從蘇聯門捷列夫化學學院畢業前被克格勃招募，之后被派回美國。1944年，他進入美國核材料生產基地--橡樹嶺工廠工作，在此期間向蘇聯提供了美國核材料生產的各種情報。二戰結束后，美國反間諜部門開始懷疑他的真實身份。警覺的Koval隨即逃離美國，回到蘇聯他的母校門捷列夫化工學院學習，并獲得博士學位。畢業后，他在學校執教，直到2006年1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