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核物理學家于敏，他在氫彈研制中居功至偉，但姓名卻一度少有人知；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新中國“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精選5篇)，歡迎大家閱讀，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幫助。

新中國“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精選篇1）

據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消息，我國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改革先鋒于敏，于今日在京去世，享年93歲。

他曾“隱身”長達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軍委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他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2015年1月9日，于敏院士獲得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

于敏個人簡介：

于敏，男，1926年8月出生，天津寧河人，194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歷任二機部九院理論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長、所長、九院副院長、科技委副主任，核工業部、核工業總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現任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級科學顧問。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院士)，1999年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于敏是我國著名的核物理學家，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杰出領軍人物之一。

上世紀50年代，于敏在國內率先開展原子核物理理論研究，在物理學報上發表了多篇論文，與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結構模型，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與北京大學楊立銘教授編輯出版了我國第一部原子核理論專著《原子核理論講義》。

上世紀60年代起，投身于我國核武器事業，長期領導并參加核武器的理論研究和設計。在氫彈突破中，組織領導攻關小組發現了實現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帶領科研隊伍完成了核裝置的理論設計，并定型為我國第一代核武器，裝備部隊。作為第一完成人的“氫彈突破和武器化”工作，榮獲1985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在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領導突破了氣態引爆彈(初級)原理和高比威力次級原理。作為小型化關鍵的氣態引爆彈主要負責人，主持研究并解決了裂變材料的壓緊、中子注入及其增殖規律、氘氚點火燃燒規律、輕重介質混合對聚變的影響、高能中子裂變反饋規律等一系列關鍵問題，提出了加大兩個關鍵環節設計裕量的具體措施。氣態引爆彈的研制成功，為我國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可靠基礎。作為第二完成人的“氣態引爆彈裝置的突破”工作，榮獲1987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在中子彈突破中，作為主要領導人和參加者，提出了中子彈的設計指標，明確了中子彈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關鍵技術問題和難點，研究了熱核反應中等離子體過程，分析了中子彈的反應規律并歸納為三個階段，提出了判斷聚變點火裕量的主要判據和提高裕量的措施。作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彈裝置的突破”工作，榮獲1988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在核武器基礎理論發展中，揭示了武器核反應內爆過程的運動規律，解決了輻射與物質的相互作用及馳豫過程、輻射波與沖擊波的傳播規律等一系列基礎問題。作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彈氫彈設計原理中的物理力學數學理論問題”研究，榮獲1982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在核武器發展戰略中，與鄧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試驗進程”建議。建議書提前規劃了我國核試驗的部署，使黨中央做出果斷決策，為我國爭取了寶貴的10年核試驗時間，為提升我國核武器水平、推動核武器裝備部隊并形成戰斗力發揮了極為重要的前瞻性作用。針對禁核試，提出了以精密實驗室實驗等幾個方面支撐禁核試后武器研究的設想，該建議被采納并演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四大支柱，至今仍然是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

上世紀70年代起，在倡導、推動國防高科技項目尤其是我國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我國慣性約束聚變和X光激光領域理論研究的開拓者。

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國、無私奉獻、文理兼修、具有深厚人文素養的科學家，為我國核武器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新中國“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精選篇2）

“于敏”這個名字，很多人并不熟悉，因為他曾經“隱姓埋名”30年之久。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于敏才進入公眾視線。連他的妻子都說，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秘密”和“隱身”背后，是我國的核武器氫彈研究。正是“于敏”組織領導的攻關小組，找到了氫彈技術的突破途徑，完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的氫彈方案。今天，88歲的于敏院士，坐在輪椅上，接過了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獎項。如果用一句話形容于敏的一生，或許“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最貼切的。

今年88歲的于敏生于河北省寧河縣一個普通職員家庭，少時憑借聰慧勤奮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像很多有抱負的莘莘學子一樣，大學為于敏開啟了一扇物理之門，然而不同的是，走過這扇門，這個由本土培養的科學家帶領著他的攻關組，又為祖國推開了“氫彈”之門。

1967年6月，我國西北羅布泊上空，蔚藍色的天空驟然升起一團熾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幾百個太陽還要亮的光芒，急劇翻滾的烈焰騰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無比的蘑菇狀紫色煙云。中國人從此擁有了氫彈，當量330萬噸級，于敏這個名字從此也與中國氫彈技術緊緊連在了一起，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核武器分冊中，“于敏”的條目下赫然寫著：“在氫彈原理突破中起了關鍵作用”。目前全世界只有兩種氫彈構型，美國的T-U構型和中國的于敏構型。說起當年，于敏淡淡的笑著：

于敏：大家都非常的高興，我當然也很高興。

新中國“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精選篇3）

兩人都為中國核武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于敏那時卻不曾踏出國門一步，他對此有些許遺憾。“如果生在現在，重新上大學，我當然會留學。”他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廣闊視野，但留學后須“回國再給國家做點事兒”，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

少年于敏有一個執著的信念：在那個內亂外侮的國土上，盡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樣馳騁沙場，但他相信，總會有諸葛亮、岳飛式的蓋世英雄出現，能夠蕩寇平虜，重振河山。

于敏怎么也想不到，半個世紀后，自己會成為這樣的“蓋世英雄”。

男兒何不帶吳鉤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時代歷經軍閥混戰和抗日戰爭，在戰亂中度過。在那個自視為“亡國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飛《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里“兵安在?膏鋒鍔。民安在?填溝壑”的國殤。

兵火轟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靜，喜歡讀唐詩宋詞和歷史演義。他崇拜諸葛亮運籌帷幄、決戰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傾慕岳飛和楊家將的精忠報國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凜然正氣。他把為國紓困的希望寄托在這些人物身上。

1941年，于敏進入天津木齋中學讀高中，因成績優異被推薦轉學至耀華中學讀高三。此時，他遇到了兩位恩師。

語文老師王守惠，講解古文和古詩詞時，必會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個大的時空中，將寫作的背景、文學的淵源和價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講得透徹明了。這種教學方法使于敏很受啟發：思考和分析問題也應如此，將對象置于一個大的環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觀察和分析。他也因此發現了自己為何會傾心于《三國演義》里的恢宏場面和弘大背景，諸葛亮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正是源于其開闊的視野以及善于把微觀的事情放在宏觀的大環境中進行分解和縷析。

另一位是數學老師趙伯炎，講課時喜歡講授數學題的各種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來由，要求學生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這種耳濡目染盡管只有一年，卻使于敏受益終生，他由此逐漸養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維方式，善于從宏觀角度處理微觀問題，具有開闊視野和戰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問題的本質。

于敏意識到，他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紓困之路——內向好靜思，不喜交際，喜歡動腦不喜歡動手，這樣的自己適合學習科學。因此，當朗誦起李賀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時，于敏想到，他的“吳鉤”就是科學，他要用科學收取“關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畢業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學工學院電機系。但他發現那兒的老師并不喜歡刨根問底和追本溯源，難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強調動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適合“心靈手不巧”的他。沉靜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傾心于理科，他喜歡并選修了理論物理，并最終棄工從理，轉至理學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于敏的學號1234013常年排在成績排行榜的第一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績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并考取了張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畢業后，被我國核物理學家彭桓武和錢三強器重，調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

當時，國內沒人懂原子核理論，于敏的研究對于中國來說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國際原子核物理的發展情況和研究焦點，對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國際前沿。

20世紀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無大進展，于敏在平均場獨立粒子運動方面發表了《關于重原子核的殼結構理論》《關于原子核獨立粒子結構的力學基礎》等頗有分量的論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學研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代表團訪華，對于敏的才華和研究成果大為驚嘆。回日本后發表文章，稱于敏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

1962年，在原子核理論中創立了集體運動模型的丹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A·玻爾訪問北京，于敏擔任翻譯，兩人探討過學術問題。玻爾稱贊于敏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親自邀請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謝。

與同時期從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數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國留學或進修。王淦昌曾留學德國，鄧稼先和朱光亞曾留學美國，郭永懷曾留學加拿大和美國，彭桓武和程開甲曾留學英國。

于敏那時卻不曾踏出國門一步，他對此有些許遺憾。“如果生在現在，重新上大學，我當然會留學。”他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廣闊視野，但留學后須“回國再給國家做點事兒”，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

三十余年后，當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藍可即將畢業時，于敏并沒要求她留在身邊做研究。“于老師希望我出國留學，完成他的‘留學夢’。”藍可說。

“但是，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強調獻身祖國。”藍可說，“于老師建議我出國兩年，開過眼界后就回國作貢獻。”

新中國“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精選篇4）

1960年12月，我國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關，突破原子彈，同時，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對氫彈作理論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了錢三強的辦公室。錢三強告訴他，經研究批準，決定讓他作為副組長領導“輕核理論組”，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內向沉默，喜歡做基礎理論研究，不喜歡搞應用研究，自認為不適宜從事研制氫彈這種大系統科學工程。而且，他當時的原子核理論研究正處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關鍵時期。

不過，于敏沒有猶豫，因為他忘不了“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帶給他的慘痛記憶，他忘不了少年時代的那個關于“蓋世英雄”的信念。

“這次改變決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說，“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

于敏所說的“欺負”，并非僅指過去而言。20世紀50年代，美國等核大國多次威脅使用核武器來打擊中國。“_的時候，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就曾建議用核武器襲擊中國。它是真的在進行核訛詐、核威懾，不是報紙上說說玩兒的。”于敏回憶道。

自此，于敏走上了氫彈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卻君王天下事”，但并不為了“贏得身前身后名”。

于敏的身影在這條道路上漸行漸遠，消失于公眾的視野。他的夫人孫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初，“輕核理論組”在于敏等人的帶領下，對氫彈原理和結構作了初步探索，并解決了一系列熱核材料燃燒的應用問題，產生了六十多篇論文，但均作為秘密文件保存。

1965年1月，于敏率領“輕核理論組”攜帶所有資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調入二機部第九研究院(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領研究人員趕在國慶節前夕奔赴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利用該所假期間空出的J501計算機(運算速度為每秒5萬次，當時國內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強型原子彈的優化設計。

同年10月下旬，于敏為上海研究人員作了“氫彈原理設想”系列學術報告，提出了兩級氫彈的原理和構形的設想，并在計算機上進行了數值模擬計算。

在上海的近百個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從氫彈初級到能量傳輸到氫彈次級的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氫彈理論方案。

當于敏將整理出來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報告時，同志們群情激奮，高呼“老于請客!”請客的還有另外一人。當氫彈原理的方案傳到北京后，鄧稼先第二天即飛到上海，聽完于敏的匯報后十分興奮，請大家吃了一頓螃蟹。

氫彈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揚，恨不得立馬就造出氫彈。但是，氫彈原理還需經過核試驗的檢驗。接下來的一年，于敏他們忙于氫彈原理試驗準備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中國成為繼美國、蘇聯和英國之后，第四個掌握氫彈原理和制造技術的國家。

但在試驗現場的于敏，看著蘑菇云翻滾而上，仍不覺得圓滿，直至聽到測試隊報來的測試結果時，脫口而出：“與理論預估的結果完全一樣!”

于敏確信他的氫彈原理是正確的，他也確信，我國已經取得了設計實戰氫彈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進行了全威力氫彈的空投爆炸試驗。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顆人造“大太陽”，爆炸點以北250公里處仍能看到，煙云升離地面10公里。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中國的速度為世界之最。美國用時7年3個月，蘇聯為6年3個月，英國為4年7個月，法國為8年6個月，而我國僅用了2年8個月。

爆炸成功后，氫彈須根據實戰需要進行武器化并裝備部隊。于敏接著對氫彈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過早“點火”幾率等作了優化設計，并定型為我國第一代核武器裝備部隊。

盡管在氫彈研制中居功至偉，但對于別人送來的“氫彈之父”稱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學、技術、工程于一體的大科學系統，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現在的成績，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他說。

新中國“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精選篇5）

于敏，男，89歲，中共黨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級科學顧問。

他是我國杰出的核物理學家，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杰出領軍人物之一，被稱為“中國氫彈之父”。面對祖國的召喚，他隱姓埋名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華和熱血忠誠，默默奉獻給國防尖端科技事業，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項重要研究成果，為建設強大國防、奠定我國大國地位，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99年，于敏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2015年，于敏榮獲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年輕的共和國百廢待興，為了抵御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盡快增強國防實力，保衛和平，黨中央作出研制“兩彈一星”的英明決策。

1961年，時年34歲的于敏，面對祖國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我國核武器研制事業。他說：“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對于敏來說，工作幾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次遇到難題，他都會帶領大家反復討論研究，謹慎選擇技術途徑，認真試算物理模型。有時，為了得到一個準確的數據，他甚至趴在地上，繪出一條條特征線，然后馬上跟大家講解。于敏工作起來不分晝夜，有時因為產生靈感，半夜起床伏案工作;他的領導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無休止地工作，總是派一位同事與他同住。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在他面前，一個數據都不能含糊。在一次核試驗之前，他突然發現原設計中一個數據可能有問題，但這時試驗裝置已下了豎井。他深知知道自己將要承擔的責任，還是立即報告了上級，要求暫停試驗。經過一天一夜的查找，終于弄清了這個不利因素可以為另一個抵償因素所抵消，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向上級報告可以繼續試驗。上級領導問他：“再發現問題怎么辦?”于敏認真地答道：“再發現問題，我再如實報告。”正是這種一絲不茍的科學精神，使我國核試驗成功率之高為世界所先。

在于敏潛心鉆究的20多年間，他帶領著科研團隊取得了多項重要研究成果：實現了氫彈原理的突破——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會戰”;我國第一顆氫彈試驗圓滿成功;在核武器的武器化研究、發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國慣性約束聚變和X光激光領域理論研究的開拓者;在1996年全面禁核試條約簽署之前，為我國爭取了寶貴的10年熱核試驗時間。

1985年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稱號;1987年獲得“全國勞動模范”稱號;1985年、1987年、，三次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第一作者);1999年，被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2014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榮獲“感動中國2014年度人物”等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