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
魯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才、豫亭，浙江紹興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一下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
魯迅，20世紀中國偉大的思想家與文學家，同時又是20世紀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創造了“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的文學，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而《阿Q正傳》正是體現這一創作特性的經典之作。
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和成就雖然不能和其浩淼磅礴的雜文相比，但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彩的一筆，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魯迅的小說的成就主要在短篇，其小說基本收在《吶喊》(14篇，1923)、《彷徨》(11篇，1926)、《故事新編》(8篇1936)三本短篇集中，其中《吶喊》與《彷徨》是中國現代小說開端與成熟的標志。1918年5月發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號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它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成為中國現代小說偉大的開端，開辟了我國現代小說發展的一個新時代。而同收入《吶喊》的《阿Q正傳》則是中國現代小說成熟的標志作品，是魯迅小說經典當中的“經典”，而阿Q形象也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形象。對于哪篇是魯迅最好的小說人們肯定也有不同看法。但《阿Q正傳》得到了最大多數的認同應該是事實，《阿Q正傳》也是最早被介紹到世界去的中國現代小說，成了世界名著，是中國現代文學自立于世界文學之林的偉大代表。
《阿Q正傳》是魯迅寫得最長的一篇小說了。那么這部魯迅的最長的小說到底好在哪里呢?為什么能成其為經典?是怎樣集中體現了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與藝術成就的呢?借鑒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泛性淪”，我認為首先是他對人的深層的無意識心理的微妙而又犀利的洞察，不僅是中國人的國民性，某種意義上恐怕也可以說是世界性的人類普遍的心理弱點。阿Q和一切不朽的文學典型一樣，是說不盡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層的讀者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構成了一部阿Q接受史。
魯迅自己說，他之所以要寫《阿Q正傳》，是因為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并且說“我還怕我所看見的阿Q并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小說開始連載時，茅盾就說“阿Q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阿Q精神”更是至今還是被人們所熟知并經常掛在嘴邊的人的一種稱為“精神勝利法”的精神品性的代名詞。魯迅的小說實質上是對現代中國人(主要是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靈魂的偉大拷問，魯迅稱之為“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其實是最深刻地顯示了他的小說的現代性。在《阿Q正傳》中魯迅由此開掘出“封建社會人吃人”的主題，不僅是對人的肉體的摧殘，更是“咀嚼人的靈魂”。這里魯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態，是為了揭露造成這種精神病態的病態社會。他最終的指向是“絕望的反抗”：對于社會，更是對人自身的反抗。
其次就是他的經典的語言和“格式的特別”，當然他的語言總是獨特而又給人以深刻的印象，犀利、冷俊、生活化而又富有戰斗力，雜文里有小說化的語言，小說里同樣有雜文化的語言。在本篇小說里表現得尤其突出，比如“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么東西!”，“阿Q真能做!” “和尚動得，我動不得?” “我手執鋼鞭將你打……”; “趙司晨的妹子真丑。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 “我……我……不認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筆，惶恐而且慚愧的說。“卻只是出神的看著兵們背上的洋炮 ”等等。
20年代，茅盾曾稱魯迅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 魯迅自覺地借鑒西方小說的形式，通過自己的消化、發揮，以及個人的獨立創造，再加上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髄，建立起了中國現代小說的新形式。《吶喊》里的14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具有新鋒性與實驗性。從作者、讀者、敘述者與人物的關系來看，在《阿Q正傳》中：第一章《序》里敘述者一面以全知視角出現，卻一再聲稱自己并非全知，連阿Q姓什么、名字怎么寫、籍貫在哪里都不知道，這就構成了對全知敘述的嘲弄。與此同時，作者與讀者也對阿Q的命運采取了有距離的冷然旁觀甚至略帶嘲諷。但隨著小說的展開，敘述者的視點逐漸集中于阿Q的行為與意識，轉向限制敘述;作者與讀者與人物之間的距離也由遠而近：他們在阿Q身上發現了自己。到小說結束時，臨刑前阿Q在幻覺中看見餓狼的眼睛在“咬他的靈魂”，以及最后“救命”一聲的吶喊，巳經融入了作者與讀者自身的心里體驗，因而具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這里作者、讀者主體精神，生命體驗的介入是充分體現了魯迅小說的“主觀抒情性”的特性的。
最后才是《阿Q正傳》中對辛亥革命的反思所具有的社會史或者叫做史詩性質，辛亥革命并沒有給未莊帶來什么變化，至多也只是死水微瀾，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革命是“政治革命脫離思想的革命運動”忽略了國民性的精神改造，忽略了底層人民的力量，是不徹底的革命，《阿Q正傳》從未莊的這一處場景展現了辛亥革命時期人與社會的史詩畫面。當然這是純粹從文學角度來進行的考察，其實這一點也并非不重要，我們常常把那種反映了廣闊的歷史社會畫面的小說稱為史詩性作品，比如托爾斯泰的《三部曲》、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陳忠實的《白鹿原》等。能夠被稱為史詩性作品的通常都是大部頭的長篇小說，而魯迅卻以短篇小說達到了史詩的效果，應該說這跟他在短小的篇幅內容納巨大的思想歷史內容的超人能力是分不開的。
關與《阿Q正傳》正傳的研究、理解從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認為阿Q“精神勝利法”是中華民族覺醒與振興的最嚴重的思阻力之一，魯迅的《阿Q正傳》正是對我們民族的自我批判，阿Q是“反省國民性弱點”的一面鏡子;再到50—70年代末強調阿Q是未莊第一個“造反者”，是落后農民的“典型”，小說反映了象阿Q這樣農民的本質的革命思想;再到近年來對“阿Q精神(性格)”的人類學內涵的探討：阿Q作為一個“個體生命” 的存在，幾乎面臨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滿足的生的困惱(《生計問題》)、無家可歸的惶惑(《戀愛的悲劇》)、面對死亡的恐懼(《大團圓》)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掙扎(《從中興到末路》)，包括投奔革命，都不免是一次絕望的輪回。在這個意義上，“精神勝利法”的選擇幾乎是無可非議的，但這種為擺脫絕望的生存環境而做出的“精神勝利”的選擇，卻使人墜入了更加絕望的深淵，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遠不能擺脫的。魯迅正是對這一生存狀態的正視，揭示了人類精神現象的一個重要側面，從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時代、超越民族的意義與價值。
現在有許多對人對魯迅提出質疑，甚至是攻擊性的批判。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夏志清認為魯迅不該把那么多時間放在毫無價值的雜文上，而且從小說的角度來說，認為魯迅不該把文學作為工具，太干預生活了，具體到阿Q正傳則認為它結構呆板。總之，在他眼中，張愛玲和錢鐘書都是了不得的人物，而魯迅則不過如此;王朔提到魯迅沒寫長篇，不能成其為一個偉大的小說家。這不僅是他一個人對魯迅的批評，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就連魯迅的崇拜者也覺得他沒有一部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史詩性長篇巨著好像真是一個缺陷。
但其實寫好短篇小說或許比長篇小說更難，因為世界上的短篇小說大師明顯比長篇小說大師少得多，尋遍世界文學史，也就只能找出莫泊桑，契訶夫，愛倫·坡，歐·亨利，博爾赫斯，卡夫卡，魯迅，或者可以加上蒲松齡?可見寫好短篇是多么的難!如果說短篇真的在思想的深度和內容的容量上無法和長篇比的話，那么魯迅也就打破了這個規律，他的短篇象《阿Q正傳》，就因他超人的深刻和高超的技巧居然達到了史詩效果，其思想和內容含量絲毫不遜色于優秀的長篇巨著。實際上魯迅的所有小說加上《故事新編》加起來也許只相當于錢鐘書的《圍城》那么厚，但無論錢鐘書、巴金、老舍，還是茅盾的厚厚的小說集有哪一部能稱作經典呢?其實從現代文學的發展趨勢來看，短篇倒正應該是主流，誰還耐煩看長篇，說句對托爾斯泰不恭的話，他的《戰爭與和平》有幾個人能看得下去?重要的不是寫得有多長，而是寫得有多好。
魯迅是與當時的世界潮流、時代潮流緊密結合的，具有現代性;但他身上同樣從沒失掉過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傳統、品性，因此他也是民族的。魯迅的小說并不唯美，但一直到現在都不曾較那些“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的王爾德、沈從文等的作品遜色。單單從《阿Q正傳》我們就可以看出魯迅小說不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占有無可替代的重要的、經典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學之林，魯迅的小說也有一席之地，他的小說是獨特的、精彩的、給人以力量的和讓人回味無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