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688~763)，唐朝僧人，持戒律最嚴的律宗南山宗祖師，也是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開山祖師，著名醫學家。日本人民稱鑒真為“天平之甍”，意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時代文化的屋脊(意為高峰)。
鑒真和尚雙目有沒有失明？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兩千多年來，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一直綿延不斷，尤其是在唐代，中日兩國政府與人民的聯系和文化交流達到了一個高潮，在中日關系史上，譜寫了一幕幕令人懷念的動人篇章。

　　公元7至9世紀，唐代時期的中國正處于封建制的繁榮昌盛階段，而東流日本則處在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社會變革時期。中國完備的典章制度與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知識，對新興的日本具有強大的魅力。日本人認為：“大唐國者，法式備定，珍國也，常須達。”(《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條)因此，以大唐帝國為榜樣，激勵看好學的日本人，不畏艱險，乘波西來，先后有十二批正式的遣唐使來到中國。這些留學生和學問僧為傳播中國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中日佛教的交往中，出現了阿倍仲麻呂西來，鑒真東渡的佳話。鑒真是揚州的著名高僧，擔任大明寺的住持。他精通律學，

　　深諳戒法，在江淮民間享有崇高的威望。唐天寶元年(742年)十月，他接受遣唐使日本僧人榮睿、普照的聘請，東渡日本，去設立戒壇，宣揚律學，以肅整教綱。從此以后，在12年的歲月中，鑒真等人胸懷大志，歷經艱辛，屢遭挫折，曾五次渡海失敗，直到天寶十二年(753年)十一月，鑒真等人才成功地踏上赴日傳法的征途。在日本的10年中，鑒真以忘我的精神，把佛教戒律和唐代文化的精華帶到了日本，為傳播中日人民的友誼種子作出了重大貢獻，至今仍受到中日兩國人民的懷念和尊崇。

　　因此，研究鑒真東渡是中日兩國學者共同關心的問題。在中日兩國，有很多鑒真研究者與中日關系史專家認為，鑒真第五次東渡失敗后，于天寶九年(750年)由廣州到韶州時，由于“頻經炎熱，眼光暗昧，爰有胡人言能治目、請加療治，眼遂失明”。(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以后，雙目失明的鑒真仍然以頑強的精神，再次東渡日本，完成了傳法的宏愿大志。

　　但是，鑒真和尚果真是雙目失明了嗎?

　　著名史學家陳垣在紀念鑒真圓寂1200年時，對此事提出了質疑(當時未公開發表)。他認為“鑒真和尚到日本后，晚年曾失明則或有之，謂鑒真和尚未到日本前已失明，則殊不可信。”(陳垣《鑒真和尚失明事質疑》，見《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4期)。因為，鑒亙失明一事，《宋高僧傳。鑒真傳》等書均未記載，僅據日本人真人元開所撰寫的《唐大和上東征傳》上的一句話作為孤證，論據尚不充足。并且，《唐大和上東征傳》對鑒真在日本10年的傳法與生活的記載中，均未提到他因雙目失明而感到不便的事情。

　　另外，鑒真從韶州來到江寧時，他的弟子靈佑是不可能當著“雙目失明”的老師說出“盲龜開目”這等有損于鑒真形象的不敬之語的。所以，鑒真失明一事是令人懷疑的。

　　在日本方面，成書于八九世紀之際的史書《續日本紀》對鑒真的事跡記載也有可疑之處，該書卷二十四天平寶字七年(763年)五月戊申條說，在天寶七年渡海失敗后，由于隨行的日本僧人榮睿亡故，鑒真因此而“悲泣失明”，陳垣的后人陳智超對鑒真失明一事也表示懷疑。他認為《續日本紀》所記載的鑒真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以鼻辨藥“一無錯失”，或許可信，但僅憑記憶力來校正數百萬言的經論而一字不差，倒可使人有理由懷疑他是否真的雙目失明了。(陳智超《跋<鑒真和尚失明事質疑>及致廖世功(敘疇)函》，見《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4期)日本學者田中塊堂和安藤更生認為，《唐大和上東征傳》所說的“眼光暗昧”是指鑒真患有老年性白內障。安藤更生解釋說，“胡人言能治目，請加療治”，是鑒真請了阿拉伯醫生施行針撥法治療，由于手術后的感染，病情惡化，即所謂“眼遂失明”，但還能分辨出字跡。田中塊堂認為，鑒真到日本時尚未完全失明。

　　這些根據為數不多的現有史籍，對鑒真的眼睛所提出的種種質疑和解釋，向我們揭示了一個謎：鑒真和尚的眼睛在第五次渡海后失明了嗎?如果失明，是為何而失明的，是“途中雙目發炎，視力減退”療治不當而失明呢?

　　(汪向榮《鑒真》)還是“因長年跋涉，身染重病，以致雙目失明?”(吾聞《鑒真》)或是“因中暑毒，致使雙目失明?”(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什么時候失明的?在中國還是在日本?要解開這個謎，還必須繼續發掘中日雙方的有關史料。據陳智超介紹，日本正倉院中現在保存著一張《鑒真書狀》，據說是鑒真的借書條。借書條上的書法為唐人風格，值得注意的是，書法字跡端正整齊，并有涂改重寫的地方，而且位置竟完全與原字相合，

　　這是一個盲人所能做得到的嗎?如果這張借書條確系鑒真的真跡，那么這倒可作為鑒真眼睛未瞎的物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