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指的是三國魏正始年間(240-250)，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賢之稱。因常在當時的山陽縣(今修武一帶)竹林之下，喝酒、縱歌，肆意酣暢，世謂七賢，后與地名竹林合稱。那么大家對竹林七賢了解有多少呢?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相關資料，希望大家喜歡。

　　竹林七賢的人物介紹

　　嵇康

　　嵇康(223-262)三國魏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音樂家。字叔夜。譙國至(今安徽宿州市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過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

　　崇尚老莊，講求養生服食之道，著有《養生論》。與阮籍齊名，為“竹林七賢”之一。《魏氏春秋》：“(嵇康)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邪王戎、沛人 劉伶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他的朋友山濤(巨源)，后來投靠司馬氏 當了吏部尚書，曾勸他出去做官，他遂寫了一封《與山巨源絕交書》，加以拒絕。因“非湯武而薄周孔”，且不滿當時掌握政權的司馬集團，遭鐘會誣陷，為司馬昭所殺。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莊”，排斥“六經”，強調名教與自然的對立，主張決破禮法束縛。他的哲學思想基礎是唯物主義自然觀，堅持樸素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他認為“元氣陶鑠，眾生稟焉”(《明膽論》)，肯定萬物都是稟受元氣而產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說。嵇康自幼聰明好學，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與山巨源絕交書》、《難自然好學論》等為其代表作。詩長于四言，風度清峻;《幽憤詩》、《贈秀才入軍》較有名。所撰《聲無哀樂論》，認為同一音樂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斷言音樂本身無哀樂可言，而其目的則在于否定當時統治者推行的禮樂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彈《廣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賦》，對琴的奏法和表現力，作了細致而生動的描述。魯迅曾多次集校過其作品集。

　　阮籍

　　阮籍(210～263)，三國魏詩人，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開封)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濟世之志。當時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馬懿夾輔曹芳，二人明爭暗斗，政局十分險惡。曹爽曾召阮籍為參軍，他托病辭官歸里。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馬懿所殺，司馬氏獨專朝政。司馬氏殺戮異己，被株連者很多。阮籍本來在政治上傾向于曹魏皇室，對司馬氏集團懷有不滿，但同時又感到世事已不可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或者閉門讀書，或者登山臨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

　　不過在有些情況下，阮籍迫于司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應酬敷衍。他接受司馬氏授予的官職，先后做過司馬氏父子三人的從事中郎，當過散騎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稱之為“阮步兵”。他還被迫為司馬昭自封晉公、備九錫寫過“勸進文”。因此，司馬氏對他采取容忍態度，對他放浪佯狂、違背禮法的各種行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終其天年。

　　阮籍作品今存賦 6篇、散文較完整的9篇、詩90余首。阮籍的詩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學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詠懷詩》82首。阮籍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過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詩歌為例，《晉書·阮籍傳》說他“作《詠懷詩》八十余篇”，看來全部流傳了下來。明代曾出現多種輯本，張溥輯《阮步兵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黃節的《阮步兵詠懷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

　　山濤

　　山濤(205—283年)，字巨源。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人。西晉時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賢”之一。山濤是竹林七賢中最年長的一位。他之加入竹林名士，是以其風神氣度。同為竹林七賢的王戎對他的評論是：“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也就是說，他給人一種質素深廣的印象。而大器度，正是其時名士之一種風度。雖然山濤與嵇康、阮籍情意甚篤，但是志趣其實并不相同，這從他舉嵇康自代以至引出嵇康與之絕交一事，即可說明。他走的是另一條入仕的道路。

　　山濤是一個很有見識的人，他謹慎小心地接近權力。在曹氏與司馬氏權力爭奪的關鍵時刻，山濤看出事變在即，“遂隱身不交世務”。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將敗，故隱退避嫌。但當大局已定，司馬氏掌權的局面已經形成時，他便出來。山濤與司馬氏是很近的姻親，靠著這層關系，他去見司馬師。司馬師知道他的用意與抱負，便對他說：“呂望欲仕邪?”于是，“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王昶從事郎中。久之，拜趙相，遷尚書吏部郎。”開始做的當然都是小官，到了任尚書吏部郎的時候，山濤的仕途便一帆風順了。

　　嵇康曾有《與山巨源絕交書》一文，后人因此對山濤頗多鄙夷。雖然山濤并不像嵇康那樣是非分明，剛直峻急，但也只是行不違俗而已。譬如他也飲酒，但有一定限度，至八斗而止，與其他人的狂飲至于大醉不同。山濤生活儉約，為時論所崇仰。他在嵇康被殺后二十年，薦舉嵇康的兒子嵇紹為秘書丞，他告訴嵇紹說：“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可見他二十年未忘舊友。

　　至于他投靠司馬氏，似也無可非議。因為士人求知的目的是“經世致用”，他們想必也有所謂的“實現自身價值”的問題。但他們擁有的純知識的地盤卻是如此之少，除了天文、歷法以外，其他的科學技術幾乎都是“醫卜星相”、“百工”的賤業。法律、經濟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專利，琴棋書畫之類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只是業余愛好，他們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讀書與做官了。在皇權壟斷一切的社會，僅有一技之長以至雞鳴狗盜者自不必言，就是有經緯天下之術的蓋世英才，舍“貨與帝王家”之外也少有一展身手的。

　　向秀

　　向秀，(約227年-272年)，字子期[5] ，魏晉間文學家。竹林七賢之一。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穎慧。與嵇康等友善。向秀本隱居不出，景元四年 (263)嵇康被害后，在司馬氏的高壓下，他不得不應征到洛陽。此時寫作《思舊賦》。后任散騎侍郎，又轉黃門散騎常侍。向秀好老莊之學。當時《莊子》一書雖頗流傳，但舊注“莫能究其旨統”，向秀作《莊子隱解》，解釋玄理，影響甚大，對玄學的盛行起了推動作用。但向秀未注完《秋水》、《至樂》。稍后，郭象在《莊子隱解》的基礎上補完《秋水》、《至樂》注釋，又加發揮，成為今日所見的《莊子注》。

　　劉伶

　　劉伶，字伯倫，(約221年-300年)，沛國(今安徽宿縣)人。竹林七賢之一。魏末，曾為建威參軍。晉武帝泰始初，召對策問，強調無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偽禮教。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來訪，他不穿衣服。客責問他，他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們為何入我褲中?”他這種放蕩不羈的行為表現出對名教禮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頌》一篇。

　　王戎

　　王戎(234─305)，字濬沖，瑯邪臨沂(今屬山東)人。西晉大臣，竹林七賢之一。幼穎悟，神采秀徹。善清談，與阮籍、嵇康等為竹林之游，戎嘗后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他是七賢中年齡最小、最庸俗的一位。晉武帝時，歷任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進爵安豐縣侯。后遷光祿勛、吏部尚書等職。惠帝時，官至司徒。戎茍媚取寵，熱衷名利，立朝無所匡諫。性極貪吝，田園遍及諸州，聚斂無已，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賣之，但恐別人得種，故常鉆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譏諷。

　　阮咸

　　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賢”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時人并稱為“大小阮”。他歷官散騎侍郎，補始平太守。山濤認為他“貞索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 必絕于時”(見《晉書》本傳)， 但晉武帝認為他耽酒浮虛而不為所用。

　　他與阮籍一樣放達任誕， 狂浪不羈。他曾與姑母家鮮卑婢女私下要好，母親死時，按禮姑姑要還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其姑認為不符合禮教。便帶婢女走了，阮咸得知借驢騎上追趕，終于把婢女追回來了，并生了一個兒子叫阮孚，此事為世人所譏。

　　因此他朋友不多，只和親友知交弦歌酣飲。有一次，他的親友在一起喝酒，他也來參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席間有人笑他如同豬貪吃，阮咸就效仿豬的樣子喝酒。他一面飲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樂乎。于是“與豕同飲”就傳為笑話。

　　阮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為當時著名的音樂家。有一種古代琵琶即以“阮咸”為名。他曾與荀勖討論音律，荀勖自認為遠不及阮咸，便極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貶為始平太守。阮咸還有著作《律議》傳世，見《世說新語·術解》。

　　竹林七賢的典源

　　竹林七賢是指魏末晉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動區域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省焦作修武縣一帶。《晉書·嵇康傳》：嵇康居山陽，“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說他們“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七人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的思想傾向不同。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

　　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比較明顯。嵇康、阮籍、劉伶等仕魏而對執掌大權、已成取代之勢的司馬氏集團持不合作態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晉曾為散騎侍郎，但不為司馬炎所重。山濤起先“隱身自晦”，但40歲后出仕，投靠司馬師，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王戎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晉后長期為侍中、吏部尚書、司徒等，歷仕晉武帝、晉惠帝兩朝，在八王之亂中，仍優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當時年代不失為明哲保身的無奈之舉。

　　竹林七賢的不合作態度為司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離析：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后各散西東。

　　竹林七賢之名的由來，學界存在爭議。東晉孫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今河南省焦作市東)，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內向秀，籍兄子咸，瑯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一般認為“竹林七賢”之名與“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關。

　　傳統說法認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陽的寓所附近。嵇康與其好友山濤、阮籍以及竹林七賢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間暢飲聚會，因而時人稱之為“竹林七賢”。這種說法見于《晉書·嵇康傳》及《世說新語·任誕》竹林七賢條。

　　陳寅恪認為，“竹林七賢”的活動地方實際上并沒有產“竹林”，竹林七賢是先有“七賢”而后有“竹林”，七賢出自《論語》中“作者七人”的事數，有標榜之義。“竹林”之辭，源于西晉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內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于七賢之上，成“竹林七賢”。

　　王曉毅不認同陳寅恪的觀點，從漢晉時期佛經中“竹林”這一譯名的出現頻率質疑了陳提出的“托天竺竹林精舍”一說，并結合史料實地考察發現魏晉時期黃河流域確實種植有“竹林”，之后又從時間和地點上論證了竹林七賢聚會的可能性，從而認為傳統說法對于“竹林七賢”一名由來的記載是真實可信的。

　　竹林七賢的文學創作

　　在文章創作上，以阮籍、嵇康為代表。

　　阮籍的《詠懷》詩82首，多以比興、寄托、象征等手法，隱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統治集團的罪惡，諷刺虛偽的禮法之士，表現了詩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悶情緒。[3]

　　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以老莊崇尚自然的論點，說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開表明了自己不與司馬氏合作的政治態度，文章頗負盛名。

　　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劉伶的《酒德頌》，向秀的《思舊賦》等，也是可讀的作品。《隋書·經籍志》著錄山濤有集5卷，已佚。

　　當時社會處于動蕩時期，司馬氏和曹氏爭奪政權的斗爭異常殘酷，導致民不聊生。文士們不但無法施展才華，而且時時擔憂生命，因此崇尚老莊哲學，從虛無縹緲的神仙境界中去尋找精神寄托，用清談、飲酒、佯狂等形式來排遣苦悶的心情，“竹林七賢”成了這個時期文人的代表。

　　竹林七賢的主要影響

　　玄學強調超越自然和宇宙本體之上的“道”、“無”的精神追求和哲學境界。玄學的興起與漢末社會危機的加深、漢王朝的解體和經學的衰敗有重要的聯系，因受正始玄學的影響，嵇康等名士的荒誕異行實為釋私顯公的表現，自我意識、精神的覺醒和提升。以其獨樹一幟的風格展現“竹林玄學”的狷狂名士風流自得的精神世界，劉勰《文心雕龍》評到“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膚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仙心”中顯露“飄忽俊佚，言無端涯”的風格，從嵇康詩作文論中可一窺魏晉名士的玄遠氣度和名師風采，對后世影響深遠。

　　在玉雕上，海派玉雕師穆宇靜借助竹林七賢在文學上的影響，進行玉雕雕刻，竹林七賢玉雕正反淺浮雕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竹林之下下棋，賞樂，論字畫，肆意酣暢，雕工清新脫俗，2011年獲得“上海玉雕神工獎”金獎，這也是古文學與今工藝的完美結合，體現了我國博大精深的文學及思維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