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是怎樣的
明代文學，小說成就最高，戲曲次之，詩文相對衰微。《三國志演義》可說是歷史演義小說的高峰，《水滸傳》則是英雄傳奇小說的典范。《西游記》可說是神魔小說的楷模，《金瓶梅》在人情小說中揭露封建社會黑暗方面也是前無古人的。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明代文學是怎樣的?
明代文學基本概況
明代是小說、戲曲等俗文學昌盛而正統詩文相對衰微的時期。然而這種力量消長的變化并不表現于詩文數量的減少，而是表現在作品思想和藝術質量的蛻化。從時間上看，明代享國的時間分別大致與唐代和宋代相等，都是約三百年左右;從數量上看，明代詩文作家及作品的數量也遠在唐宋之上。
僅《千頃堂書目》著錄的明人別集就大約有近五千種，《明詩綜》收錄的詩人也有三千四百多人;然而從質量上看，明代的詩文作家很難找到像李白、杜甫、蘇軾那樣在詩文方面做出劃時代貢獻的巨匠，缺乏唐宋詩文作家在藝術上的創新精神。從他們的作品中，我們雖然也能夠看到作家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和抒寫的個人心理感受，但不足的是他們傳達信息的手法基本上是模仿古人，沒有或很少在藝術觀念及方法上創立一些讓人耳目一新的新天地。盡管如此，明代后期社會和文學的進步思潮仍然在詩文領域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明代文學演變原因
明代傳統文學形式如此演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從社會方面來看，明代文學家的個人與社會關系經歷了一個從緊到松的過程。元末文人在遠離政治旋渦的環境中所形成的隱逸心理和孤獨性格在明初的政治高壓統治下收到猛烈的重創，他們在血的事實面前，不得不再次承擔其個人對封建政權的服從義務。魏晉和元代文人盡管也受到封建強權政治的擠壓，但還有隱遁于山野之途。明代文人則連隱逸也會獲罪，“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者皆“罪至抄扎”。
于是，從明初到隆慶之前的文壇一片沉寂就理所當然了。從嘉靖以后，社會上的進步思想開始抬頭，明代中期以后的幾個皇帝也因二百年的穩定而放松了警覺，而將經歷更多地放在淫逸生活上，因此代表文人個人人格精神的公安派文學的一面世。其次，在思想方面，由于統治者官方的提倡，理學思想繼續成為社會統治思想。但另一方面，理學自身的變化也決定了它對社會的影響作用的相互迭替。理學對文學最大的影響是“文道合一”觀念，是表現封建綱常思想、宣揚復古思想成明代前期文學的主流。而理學演變到后期，則成為進步文學思潮的旗幟。
第三，從文學性事本身來看，傳統的舊體文學形式如詩歌、散文等經過唐宋等作家的努力，在內容、風格、形式、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極高的成就，因而使明代的詩文作家感到望塵莫及，所以只能盡模仿遵從之能事。與此同時，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形式卻獲得了無限的生機，使舊體文學形式未免相形見絀。正統文人的才能只能局限于八股取試的樊籠里，而八股的體制顯然不利于文人思想和情感的自由抒發，由此造成詩文等傳統形式的萎縮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明代文學發展介紹
明代文學的演變發展，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大的階段，從明初到正德年間是明代文學的前期，從嘉靖年間到明亡是明代文學的后期。這兩個階段的文學有著顯著的變化，表現著鮮明的時代特點。這種變化和特點，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哲學思潮發生變化的必然結果。
明代前期文學的發展，有個曲折的過程。除元、明之交產生了著名的長篇小說《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外，這時期沒有產生成就較大的作品，只是到成化年間戲曲和民歌才有一些新的開拓。
因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爆發而形成的元末農民大起義，聲勢浩大，使大部分地區陷入戰火之中。這種局面必然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知識分子和作家，有的參加了農民起義隊伍，有的因“避兵”而浪跡天涯，這就使他們開闊了視野，充實了生活體驗。
在這些作家群中，劉基和宋濂是受朱元璋征召而參加起義軍的著名文人，傳說施耐庵是張士誠義軍中的人物，羅貫中則是因“遭時多故”而奔走湖海的作家。因此，羅貫中和施耐庵能夠在民間長期流傳的三國、水滸故事的基礎上，加工寫成《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這兩部巨著。《三國志演義》以宏大的結構，曲折的情節，展現出東漢末年和整個三國時期封建統治集團之間的軍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種種斗爭。作者描寫的斗爭場面，千變萬化，各具特點，顯露出獨到的藝術匠心。和《三國志演義》表現的對象不同,《水滸傳》是一部反映農民戰爭的小說,它藝術地概括了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全書著力歌頌了眾多的起義英雄，不少英雄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性格鮮明。《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的創作成功，對后來的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小說的大量產生有著巨大的影響。
在詩文領域里，也出現了一些揭露社會弊病、具有一定社會內容的作品。比如，劉基的一些詩歌和散文就有這一特點。劉基、宋濂、高啟是這時期重要的詩文作家，他們的創作，有的以傳記取勝，有的以寓言見長,有的善于駕馭五古,有的善于采用歌行，都取得一定的成就。此外，劉東生、賈仲明、楊景賢等人創作的若干雜劇，也屬于較好作品之列。
隨著明王朝的逐漸穩定，封建統治者為了強化統治，一方面是大興文字獄，文士往往因一字一句之誤而罹大禍;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籠絡手段。明太祖時開設了文華堂，明成祖時召集了天下文士兩千多人編纂類書《永樂大典》。為了控制文人的思想，明統治者還大力提倡程朱理學，明成祖曾命胡廣等人編纂“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指定為“國子監、天下府州縣學生員”的必讀之書。統治者對文藝創作的控制也嚴厲起來。比如，盡管明成祖本人喜歡戲曲，但對戲曲創作的內容注意控制,永樂九年(1411)曾有榜文:“今后樂人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圣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這等詞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凈,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十《國初榜文》)這種嚴酷的禁令不能不影響當時的文學創作。
當時把持文壇的,不是皇親藩王，就是宰輔權臣,還有的是道學儒生。這些人，極力想把文學變成歌功頌德、消遣享樂的工具，成為宣揚封建道德、推行教化的教材。
在戲曲創作領域里，封為周獻王的朱有燉所作《誠齋樂府》,共有雜劇31種。這里有點綴升平、歌功頌德的“慶賀劇”,有荒誕迷信、消極頹廢的“度脫劇”,有教忠教孝的“節義劇”,即使是描寫梁山好漢的劇作,也歪曲了好漢們的性格和形象，并對農民起義進行了污蔑。其成就只是在雜劇的形式上稍有變化，劇作的曲詞、音律也較流暢、和諧。
傳奇創作中，宣揚封建教化的最典型的作品是邱浚的《五倫全備記》和邵燦的《香囊記》。丘浚在“副末開場”里清楚表明了創作的目的：“近日才子新編出這場戲文，叫做《五倫全備》，發乎性情，生乎義理，蓋因人所易曉者以感動之。搬演出來，使世上為子的看了便孝，為臣的看了便忠。”于是，劇中假撰出異母兄弟伍倫全與伍倫備二人，在處理“五倫”關系上，處處是至高的楷模。形象干癟，語言酸腐。《香囊記》則“因續取《五倫》新傳，標記《紫香囊》”。劇作敘述的張九成、張九思兄弟忠孝事，不少關目是剽竊他人劇作，拼湊而成的。《香囊記》等好用四六駢體的語言，追求辭藻和典故，世稱駢儷派。這種作品，當時效尤者甚多,徐渭指出：“至于效顰《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無一句非前場語，無一處無故事，無復毛發宋、元之舊。三吳俗子，以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戲之厄，莫甚于今。”(《南詞敘錄》)
在正統詩文的創作領域里，形成了雍容典雅、詞氣萎弱的臺閣體。代表人物是楊士奇、楊榮、楊溥，世稱“三楊”。他們先后都官至大學士。在他們的作品里，充滿了大量的“圣諭”、“代言”、“應制”和“頌圣”之作，其內容多為粉飾現實，點綴升平。藝術上也平庸呆板，了無生氣。當時這種詩風的追隨者不少。只有個別詩人不為臺閣詩風所牢籠，如于謙，較能抒寫自己的真情實感，且多憂國憂民之作，但由于他的詩作錘煉不足，在當時影響不大。
至于小說創作，這時幾乎是空白，只產生了瞿佑《剪燈新話》和李禎《剪燈馀話》這兩部傳奇小說，但意境和功力都遜于唐代傳奇，并且“勸善懲惡”的說教氣氛較濃。統治文壇幾十年的臺閣體，首先引起一些有識之士的不滿，先有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詩派，后有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加以反對。
李東陽的散文追求典雅，與臺閣體相差無幾。在詩歌創作方面，他想通過宗法杜甫，以深厚雄渾之體來洗滌□緩冗沓之習。但由于他著眼點主要在聲律、法度，內容也較貧乏，真正消除臺閣體影響的是始于弘治年間的前七子復古運動。這時的文壇領袖已不再是臺閣重臣，而是中下層的積極有為的官吏。他們的一些詩文能撫事感時，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而且筆力較為雄健。但是，他們為挽救當時疲軟文風所循的途徑，主要是倡導復古，認為“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明史·文苑傳序》)，于是造成模擬剽竊之弊,且這種弊端又蔚為風氣,成為“復古派”的根本缺陷。
前七子中的康海、王九思還創作了《中山狼》、《杜甫游春》雜劇及一些散曲，較有力地反擊了戲劇領域那種點綴升平、進行道德說教的創作逆流。與此同時,傳奇戲曲創作也有所發展。從成化年間開始,就陸續出現了《連環記》、《精忠記》、《雙忠記》、《千金記》、《金印記》等作品。盡管這些劇作藝術上不夠完整，仍處在傳奇大繁榮的準備階段，但其中有一些頗為動人的思想和較為成功的戲劇場面。此時期民歌頗繁榮，不少是描寫閨情的作品，感情潑辣、真摯，在不同 的程度上具有反對封建婚姻的現實意義，連前七子的首領李夢陽、何景明對民歌的成就也大加贊賞。這時期已有明顯的勢頭，即小說、傳奇戲曲之方興未艾，明顯地昭示著通俗文學的光輝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