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的改革無疑是蘇聯(lián)歷史上深刻而沉重的一筆,可以說蘇聯(lián)最終之所以解體,與赫魯曉夫的改革有著不容割裂的關聯(lián)。然而,作為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我們必須看到赫魯曉夫的改革也并非完全敗,還是有一些經(jīng)驗值得總結和思考，那么接下來一起看下赫魯曉夫改革的歷史評價。

　　赫魯曉夫在其執(zhí)政的十年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大力推進了改革，其中有些措施不 乏體現(xiàn)了當政者的創(chuàng)見和魄力。但是，改革并沒有獲得特別顯著的成效。這里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

　　斯大林時期體制的弊端主要表現(xiàn)為個人專斷、過分高度集權，把地方 卡得死死的;其主要根源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忽視社會主義民主，法制不健全。 赫魯曉夫能比較清楚地看到斯大林體制造成的一些弊病，因而，他在政治改革中較注意 擴大各地和基層組織的權力，限制中央某些方面的過分集權。但是，他的認識是頗不深刻 的。他沒有深入揭露產(chǎn)生這些弊病的原因，而是把斯大林時期體制的某些弊病歸結于領導 的個人性格，這樣也就不可能針對過分集權的政治領導體制的缺陷，提出改革的目標和方 向，采取相應的根本性改革措施。因此，他在反對斯大林個人專斷的同時，逐步集黨政大權 于一身，走上了個人專斷的老路。

　　由于政治改革缺乏始終如一的目標，常常是農(nóng)業(yè)管理不行抓農(nóng)業(yè)部門的改革，工業(yè)部門 不行，抓工業(yè)部門的改革;政法系統(tǒng)不行，抓政法系統(tǒng)的改革。而且，在這些改革措施之間 缺少有機的聯(lián)系。這種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的改革方法，根本消除不了斯大林時期體制弊端 的根源，甚至還會墮入舊體制的復轍。

　　事實表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 至會走向反面。因此，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政治改革不抓住舊體制在領導制度、組織制度上存在的主要弊端，不致力于消除造成該體制 弊端的主要根源，就既不能確定政治改革的目標，也不能提出有效的措施。其結果只能是勞 而無功，故態(tài)復萌。

　　社會主義條件 下的政治改革，主要是領導制度和工作制度、組織制度等具體制度的改革。這種改革是十分 復雜、十分艱巨的。赫魯曉夫對此認識不足，在其執(zhí)政過程中，他借權力，推行改革，很少 考慮客觀條件與可能。他執(zhí)政十年，改革十年，年年都有改組或變動。執(zhí)政之初，他就下令 限制“克格勃”的權力，改組黨的最高領導機構;1954年提出干部隊伍的機構改革，按知識 和管理能力升降干部;1955年開始擴大部門和各地及基層組織領導人的權力，1956年反對個 人迷信，限制個人專斷;1957年管理體制大改革，設立經(jīng)濟行政區(qū);1958年廢除大清洗時期 制定的各種違背法制的法律、法規(guī)，推行車間管理制;1959年宣布擴大社會管理，設立同志 審判會、成立人民志愿糾察隊。

　　1960年撤銷蘇聯(lián)內(nèi)務部，限制干部特權;1961年發(fā)布新黨 綱，提出新路線;1962年改革黨的機構和組織;1963年繼蘇共“二十大”之后再次平反大批 冤假錯案;合并機構，成立新的管理部門;1964年發(fā)表意見書，準備全面改革干部制度，臨 下臺前夕，還撤銷丁國防部。這種急速推進，全線出擊的改革，往往調查研究不夠，準備不足，使改革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比如，象1957年經(jīng)濟體制大改革這樣的行動，赫魯曉夫從 產(chǎn)生念頭，提出建議，到通過具體實施方案， 前后僅僅一個多月，既不廣泛征求意見，又不 搞試點，就匆忙鋪開，結果一下打亂了管理體制，造成了很大混亂。再如，象取消石油部和 國防工業(yè)部等比較重要的部門，他原先并無打算，只是在最高會議休會間隙的走廊內(nèi)匆匆商 定。政治改革的決策這樣隨便，難免不帶有盲目性。其結果是破得快，立得慢，而且有些立 起來的新制度一下子不能適應客觀實際，這樣便出現(xiàn)立的跟不上破的，上層越改越亂，下層 無所適從，不少部門的改革，甚至出現(xiàn)“按下葫蘆浮起瓢”的被動局面。赫魯曉夫政治改革 中的破立失調，很快造成經(jīng)濟上的困境。而改革一旦失去經(jīng)濟發(fā)展的依托，必然失去平衡， 這樣就會使本來十分艱難的改革事業(yè)，變得更加難以駕馭 。

　　赫魯曉夫在政治改革中雖然多次宣布過：“必須大力發(fā)展蘇維埃民主，消除 —切阻礙它全面發(fā)展的東西。”但是，在政治改革中，他從未把民主作為改革所追求的一個 目標，而只是把民主作為改革的手段。在他的改革實踐中，起初為了獲得群眾的支持， 曾把 有些改革方案在全國范圍展開討論，不過這種討論多為形式。討論后，赫魯曉夫提出的方案 基本上原封不動地得到全民“擁護”;有時，討論重大決策的中央全會還有成千位知名人土、 黨的工作者和積極分子被邀請出席，但在實際上，掌聲和歡呼聲淹沒了不同意見。結果，民 主便成為赫魯曉夫個人決斷的點綴。后來，這種形式上的民主也逐漸被取消，改革便成為個 人權力意志的體現(xiàn)。

　　事實上，政治改革若不把民主作為一個目標，便不能動員群眾支持改革，而單純把民主 作為改革的手段，必然不能獲得群眾持久的支持，改革也很快就會失去群眾基礎。在這種情 況下， 當改革決策—旦出現(xiàn)失誤，或者由于改革的全線出擊，而遇到種種習慣勢力的抵制 時，改革就難以沖破阻力。眾所周知，在斯大林時期的體制下，各級干部的職位和他們的切 身利益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赫魯曉夫在改革中以種種名義多次把大批干部趕出莫斯科和其 他城市，派往農(nóng)村，有的降級撤免。這樣就在干部階層中形成了—股抵制改革的消極勢力。 隨著赫魯曉夫多次機構改革的失敗和挫折，這股勢力有增無減。而全線出擊式的改革擾動了 整個社會。很明顯，在赫魯曉夫時期改革的過程中，改革所依靠的力量日益喪失，而抵制改 革的勢力日益增長。于是，改革的形勢日益嚴重。最后，當赫魯曉夫把改革的矛頭指向斯大 林時期體制的核心——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時，各種惰性力量便聚集起來，終于使改革夭折。

　　社會主義國家龐大復雜的政治體制是在黨的基本 方針政策指導下，依照舊家憲法、法律、法規(guī)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對組織制度、機構 設置等具體制度的任何改革，實際上都是對黨和國家基本方針政策的某些調整。我們?nèi)绻?黨和國家的政治體制看作—架完整的機器，那么，黨的基本方針政策便是這架機器的主要構 件，而各項具體政策規(guī)定便是這架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在改革中，只注意基本方針政策 上的變動，不重視具體方針政策的相應調整，改革就難以暢行，甚至有可能中途流產(chǎn)。在赫 魯曉夫時期政治改革的實踐中，雖然在變動基本方針政策時，曾對一些具體政策作過變動， 但是基本上只是忙于改革實踐，迷戀于改革的聲勢和規(guī)模，疏忽總結改革實踐的經(jīng)驗和教 訓，不重視用實踐的經(jīng)驗和教訓來修正改革的措施，調整有關的具體方針政策。這是他許多 改革措施不能很好奏效、許多改革成果不能鞏固的重要原因。

　　例如，赫魯曉夫提倡干部任期 制和輪換制，并在蘇共“二十一大”通過的黨章上作了相應的規(guī)定。但是：他并沒有注意到 斯大林時期的體制中干部終身制的根本原因，也沒有根據(jù)黨章上的新規(guī)定，提出保證實施的 具體的方針政策。結果，干部輪換制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實現(xiàn)，而于部任期制，終難實施。再 如，赫魯曉夫時期在政治改革中也曾提出擴大蘇維埃的權力，發(fā)揮它的職能。但是，他在這 方面實施的改革沒能奏效。共根本原因，就是只調整斯大林時期的體制中黨政不分、以黨代 政的一系列基本方針政策，不注意調整與此相關的某些具體的方針政策，不注意制定相應的 保證措施。而他別出心裁地通過改革黨的體制，使黨更有效地干預經(jīng)濟、行政事務。這樣做 的結果可能較有利于黨對經(jīng)濟、行政事務的有效領導。但是，黨政不分依然如故。而發(fā)揮蘇 維埃職能的改革措施，遂成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