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是如何整頓后方的?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二戰時期日本的后方歷史，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二戰時期日本的后方歷史：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一段時間里，日本政府炮制了一套戰爭的說辭，以便爭取公眾輿論對國家努力的長久支持，并向亞洲人民說明自己行為的正當性，不足為奇的是，對日本戰爭目的的闡述吸收了早先近衛內閣用過的辭藻：日本不是僅僅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整個亞洲而戰;西方是“不道德”的——有錢有勢的、種族歧視的、文化上的帝國主義，包藏“膨脹的野心”，如天皇的宣戰詔書所言，是想“稱霸東洋”。

　　日本的使命，用偷襲珍珠港數小時之后，內閣通過的一項政策聲明中的話來說，就是發動反對西方的“圣戰”，解放亞洲殖民地的人民，使“所有國家和民族處于和平之中”，為了確保人人都能理解其意圖，1941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宣布了在中國和太平洋進行戰爭的新名稱：“大東亞戰爭”。

　　為了保證日本人民都能了解正確的言論，官員們加緊監督大眾媒體，對政府審查官員來說，幸運的是大多數記者都愿意合作，盡可能突出戰爭新聞，搜羅那些國內消息，使之符合1942年內閣發布的指示：使每一條新聞和每一個廣播節目都“與國家目的保持一致”。

　　幾年后，全國性日報《朝日新聞》的一名通訊記者回憶，他的同行編輯比他在中國前線當陸軍時所率領的士兵還要有“侵略性”和“好戰精神”，其競爭對手《讀賣新聞》的一個工作人員則回想起他自己的往事，他曾經連續幾天拜訪戰死者家屬，希望能發現特別生動的故事，關于悲慟的母親和理想主義的年輕士兵的英勇事跡。

　　盡管如此，狂熱的國家權威人士還是不能容忍某些新聞報道，它們暗示人民對經濟統制不滿，譴責國家政策的失誤，以及隱含著悲觀主義的東西，不悅的官員們可以采取幾種隨意制裁的方法，從審查專門的報道到停發攻擊性的刊物，解雇不聽話的記者和播音員。

　　日本出版協會是控制雜志和書籍出版者的機構，它拒絕把紙張發給《中央公論》月刊去印刷1943年的7月號，因為這家期刊登載了谷崎潤一郎的連載小說《蒔岡四姐妹》(即《細雪》)的前兩章，年輕時的谷崎潤一郎曾經對描寫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戰爭的浮世繪大加贊賞。

　　20世紀20年代，他已成為日本的文學大師之一，西化和近代化的熏染成為其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但是在“大東亞戰爭”的嚴酷考驗中，政府的審查人員認為《蒔岡四姐妹》是“不相干的”和“消極的”，因為它關于“資產階級家庭生活”的“傷感”情節無助于推進戰爭成果，而我們知道，直到今天《蒔岡四姐妹》仍然是日本文學的一部經典。

　　一年后，新聞檢查機構對有“共產主義者”嫌疑的編輯進行逼供，在這個過程中奸污了一名婦女，殺害了《中央公論》的兩名男雇員，之后強迫《中央公論》和《改造》這兩份日本雜志中的“無可匹敵的雙星”“自行”解散，這種由國家發動的殘暴行為，并非獨一無二的事例。

　　1944年早些時候，《每日新聞》的一名記者把東條英機的軍事策略貶損為“不科學的”，結果“剃刀”下令開除編輯，并親自安排征召這名不幸的記者入伍，還把他送往馬上就要上前線的部隊。

　　為了建立基礎廣泛的公眾支持，幾個政府機構成立了群眾組織，最終幾乎吸收了所有日本人來支持戰爭，1940年11月23日，如今已成為“勤勞感謝日”，政府把“產業報國聯盟”改組為“大日本產業報國會”，在內務省的指導下，新的“產報”(即“大日本產業報國會”)竭力確保工人們徹底了解完成生產指標的必要性，并愿意承受為此必須付出的犧牲，盡管這種犧牲已經隨著勞動人口征用比例的上升而越發嚴重。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產報”的代表們向每家工廠、每爿商店分發政府宣傳品，組織演講、集會和小組討論來解釋日本的戰時目標，為了爭取職工的合作，建立更和諧的工作場所，“產報”的所屬企業介入工人生活的許多方面，成立了所謂的綜合合作社。

　　于是，“產報”除了以超出配給量的酒和大米獎勵勤勉的工人之外，還經營消費合作社，贊助儲蓄計劃，執行健康保險項目，并成立有關工人的家庭和法律問題的咨詢中心，在種種鼓勵下，“產報”的成員劇增，從1940年的大約350萬人上升到戰爭快結束時的640萬人。

　　內閣以產業報國會為榜樣，敦促全國幾乎每個職業和行業都成立了“報國會”，農民加入“大日本農業報國聯盟”，作家加入“日本文學報國會”等等，這些新組織中比較突出的有“大日本婦人會”。

　　1942年2月2日，當局把“日本聯合婦人會”及其他戰前成立的爭取選舉權、消費者權益和節制生育權等的婦女團體合并，成立了“大日本婦人會”，20歲以上的單身女子和所有已婚婦女都必須參加這個新的群眾組織，到1943年，“大日本婦人會”已經擁有近1900萬名成員，用該會會長的話來說，她們組成了“一支組織起來打一場全面戰爭的大軍，一支大日本婦人的大軍” 。

　　更具體地說，“大日本婦人會”安排會員為出發的士兵送行，立誓舍棄金銀珠寶而舉行簡樸的結婚儀式，去戰地醫院洗衣服，相互傳授食品營養價值方面的知識，每月一次盡職地為她們的孩子準備一頓“旭日盒飯”，即在白米飯當中放一顆紅色腌梅以象征日本國旗的飯菜。

　　至于軍隊，他們努力爭取把日本各地原有的青少年團體合并成“大日本青少年團”，該團于1941年1月16日成立，成員為10歲至25歲的男性青少年，其人數很快達到了1400萬，一開始，這些年輕人繼續開展和以前一樣的自發活動，如修建鄉村公路和學校等。

　　在軍事人員的監督下，他們也抽時間一起看電影，參加周末體育競賽，以及其他加強年輕人和國家官員之間聯系的娛樂活動，“珍珠港事件”之后，政府通過舉行集會、組織游行、鼓勵四鄰參加報國活動等，進一步動員青少年團去鼓勵人們支持戰爭。

　　內務省對這些新的群眾組織感到不安，唯恐可能削弱他們對公民的權力，內務省的官員都是諳于官場搏擊的人，1940年3月他們就控制了“大政翼贊會”，1942年春，他們說服內閣讓大多數報國會加入“大政翼贊會”，1943年秋，青少年團也跟著加入，到這時為止，內務省也已經把大約130萬個町內會并入了“大政翼贊會”。每個會(平均12戶左右)經1940年9月11日的一個政令批準(這一天發布了《關于部落會、町內會、鄰保班、市町村常會整頓綱要》。——譯注)，都應該“促進人民的道德訓練和精神統一，協助所有國家政策的實施”。

　　“大東亞戰爭”開始后，內務省讓相鄰團體負責分配食品和服裝的定額配給券，傳達政府指令，銷售戰爭公債，組織當地民防，集體收聽說明國家戰爭目的的特別廣播節目，監察成員對戰爭的態度，以及其他無數意在凝聚團體精神和把國家的社會組織聯系在一起的義務。

　　到戰爭中期，對大多數日本人而言，內務省已成為統治權威的象征，幾乎所有日本人都隸屬于一個或更多的“大政翼贊會”報國會，然而，無論“大政翼贊會”在動員全國民眾和培養團結、奉獻的民族精神方面取得了何種成就，它從來沒有扮演過像德國納粹黨那樣的角色，“大政翼贊會”沒有成為大眾政黨，也沒有取得制定政策的職能。

　　此外，內務大臣總是不得不和國家的其他政治精英分享權力，尤其是東條英機和海陸軍，整個“大東亞戰爭”時期，明治憲法規定的多頭政治體制一直保留不動，雖然如此，戰時的日本領導人還是造就了一個政府權力比以往更全面深入的全民防御的國家，他們也成功地以在其他地方幾乎看不到的規模，把人民聚攏在戰爭努力的周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