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建立，除了商湯的賢良，夏桀的殘暴之外。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伊尹。接下來小編就跟大家聊聊伊尹輔政。

　　人物生平

　　伊尹生于公元前1649年，名摯，“尹”是官職名，等同丞相，也就是他后來擔任的職位。伊尹是生于夏朝晚期，后輔佐商湯討伐夏朝，建立商朝，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據記載，伊尹在商朝為相長達五十余年，死時正好100歲高齡。

　　伊尹輔政

　　成湯在位十二年后去世了，死后由外丙即位。自外丙經仲壬至太甲幾代執政時間都很短，商朝的大權實際掌握在伊尹的手里。伊尹努力教太甲如何做一個好君王，但是太甲不遵湯規，橫行無道，被伊尹流放到桐宮(今山西省萬榮縣)，令其悔過和重新學習湯的法令。三年后，迎回太甲復位。商的統治又呈現出清明氣象。伊尹為貫徹商湯的治國方略、使商王朝長治久安作出了不懈努力，伊尹因此也獲得了“大仁”、“大義”的美名。太甲死后，傳位于其子沃丁，其后歷經太庚、小甲、雍已、太戊四代，商朝統治曾一度衰落，直至太戊執政期間，商朝才再度興盛起來，出現了繼成湯之后最好的政治局面，因此商人稱太戊為“中宗”。商朝中期，國力衰敗，諸侯不朝，各種矛盾交錯，危機四伏。盤庚為了挽救王朝的危機，于大約公元前1300年不顧當時權貴的反對，強行將都城遷至殷，并進行改革，推行成湯的政治，革除奢侈惡習，使局勢得以安定，政治、經濟、文化開始迅速發展，史稱“盤庚遷殷”。從此，直到商亡的二百七十三年間再未遷都，所以商朝又稱做殷商或殷朝。武丁即位后，大力選拔人才，任用傅說、甘盤等賢能志士，征服了周圍各方國，大大地擴充了商朝的疆域。這段時間，商朝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有了空前的發展，達到商朝后期的鼎盛時期，史稱“武丁中興”。武丁之后的商朝，開始逐漸走向了衰亡。至帝辛(商紂王)時，商王朝終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帝辛于公元前1075年即位。他天資聰穎，不僅體格魁偉，而且能言善辯，但好酒色、喜淫樂，“以酒為池，懸肉為林”。除此之外，商紂王非常殘暴，制定了很多嚴刑峻法。紂王在危機日益加深時，還大規模地對周邊部族用兵，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速了商王朝的滅亡。在現在看來，商紂王對歷史的貢獻也不可忽視。他開拓山東、淮河下游和長江流域，使商朝疆域得以擴展，促進了中原文明的傳播。公元前1046年，西方周族在周武王的領導下，在牧野一舉擊潰商軍，從而結束了商王朝的統治。

　　商王朝在政治、經濟以及科學等各方面都比夏代有了長足的進步。從我們考古出土的殷墟遺址來看，商朝已完全脫離了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由游牧而改為定居。農業和畜牧業都有了一定的發展，開始了人工養殖淡水魚。手工業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細，規模巨，產量大，種類多，工藝水平高，商朝的的青銅冶煉和鑄造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在安陽發現的“后母戊鼎”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除此之外，商朝人已經發明了原始的瓷器，潔白細膩的白陶頗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細的玉石器表現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藝。在殷墟中還出土了大量的占卜龜甲，上面的文字是我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體系較為完整的，因此稱為甲骨文。甲骨文繼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商朝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記事而刻(或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現在還形成了專門研究甲骨文的學科“甲骨學”。

　　在商朝統治的同時代，古埃及王國的統治已進入鼎盛時期，古希臘的邁錫尼文明正在崛起，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帝國也在崛起。它們和商朝東西輝映，對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軍事貢獻

　　伊尹在軍事方面的活動，主要是參與了滅夏戰爭的策劃、準備與實施。關于湯滅夏之戰，史料欠缺，現今所知的有關記載亦多是語焉不詳，尤其是對戰役戰斗的記載極少，難以全面詳實地敘述，但關于滅夏戰略的謀劃、準備和實施，古文獻中略有涉及。通過對這些文獻資料的歸納，我們可以看出伊尹在滅夏之戰中所起到了重要作用及其對軍事認識的深刻和駕馭軍事的杰出才能。他對中國軍事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將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于指導戰爭。

　　人類社會自從有了階級和國家之后，政治與軍事便形成了一種密切的關系，政治的興衰與戰爭的勝敗密不可分，而人心的向背正是政治形勢的反映，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心向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又各有不同。在夏商之交，中國處于奴隸社會發展時期，當時社會生產力不高，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生產部門——農業的生產水平還很低，還具有對自然不可抗拒的依賴性。有神論的唯心世界觀在人們的頭腦中占據統治地位，唯天是尊，唯天是教，人們認為上天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現象和人類行為都受上天支配，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神權政治。最高統治者以上天之子自居，其權力和行為被視為上天意志的體現，因此，每有重大舉措必祈請上天，祭祀神祖，以求福佑。每次戰爭更是如此，戰前除向上天和神祖祈禱外，還要占卜請示，以決定行動和指導作戰。但就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伊尹通過對過去戰爭的總結，隱隱約約地發現政治與戰爭的關系，意識到人心向背對戰爭的影響，于是開始沖破天命思想的束縛，把注意力用于研究人心向背這一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視民知治不”(《史記·殷本紀》)的思想，即把民眾是否擁護最高統治者，看作是衡量國家統治興亡的一個重要尺度，進而將這一思想用于指導滅夏戰爭。

　　為了弄清民眾對夏桀的態度，伊尹前往夏任官，借機探察民情。當他看到桀“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的情況后，即大膽判斷“夏命其卒”，認為夏已出現了滅亡的征兆，因而與湯共同下定滅夏的決心。在戰爭準備期間，伊尹仍以此為指導，一方面極力宣傳夏之暴政，進一步促使人們對夏的厭恨;另一方面針對“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的現實，強調廣布仁德，寬以治民，并采取一系列具體措施(參見前文湯滅夏之戰)，對內擴大民眾的擁護，對外爭取其他方國的支持，頌聲四起。不少方國歸附，從而收到了抑彼揚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為明證，為滅夏戰爭的具體實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人心向背影響戰爭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是眾所周知的公理，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奴隸社會，卻是前無古人的創造。伊尹第一次認識到這一點并用于指導戰爭，不能不說是對中國軍事發展的重大貢獻。

　　第二，“上智為間”的謀略。

　　間諜情報戰，在現代戰爭中已不新鮮，但在中國古代早期戰爭或者說在伊尹之前則是未曾有過的。當然在人類早期戰爭中也注意到了偵察敵情的重要，但在神權統治時代，這種偵察只是純軍事的戰場偵察，而沒有深入到敵人內部從事情報搜集和瓦解敵人關系的工作。只有當伊尹認識到民心向背對戰爭的作用之后，才以到夏任官的名義打入夏王朝內部開展情報工作。如果說伊尹第一次赴夏是為了偵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制定滅夏計劃的話，那么第二次赴夏則不僅僅是為了了解情況，而且還利用所掌握的情報，聯絡夏臣和當時已失寵于桀的妹嬉，擴大敵人內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實力，為后來滅夏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據《竹書紀年》載：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未)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亡夏。”《呂氏春秋》亦有類似記載，充分肯定了伊尹用間的作用。后來孫武總結說：“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孫子·用間》)。“用間”的重要性隨著戰爭的發展越來越受重視，而伊尹作為中國軍事史上“用間”第一人，其功勞不言可知。

　　第三，根據敵我力量變化選擇有利戰機。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運動發展的，能否運用發展的觀點，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行止進退，是謀事成事的關鍵。對于戰爭而言，能否正確認識判斷形勢并選擇有利戰機顯得尤為重要。

　　商湯經“十一征”后，不僅剪滅了親夏的方國，而且擴大了統治區域，實力大增，滅夏的戰爭準備工作業已完成。當時夏王朝內部矛盾更加尖銳，呈現出分崩離析之勢，在此形勢下，向夏發起最后總攻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但伊尹為確保戰爭的勝利，考慮到夏雖然已近末日，然而它為中原之主已歷時400余年，其聲威余緒，不可忽視;再者商為夏之方國，商伐夏有以下犯上之嫌，沒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輕動，因此認為一定要等大多數方國都不支持夏桀時方可進攻。于是為試探各方國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議湯停止向夏進貢，以觀反應，桀怒而“起九夷之師”，準備大舉伐商。伊尹見九夷等方國仍心向夏桀并聽從桀的調遣，因此認為決戰時機沒有完全成熟，遂與湯復朝貢謝罪，假意忠誠以伺時機。第二年伊尹建議再次絕貢，桀又召諸侯在有仍(山東濟寧南)會盟，準備伐商，此次不僅九夷之師不奉夏命(《說苑·權謀》)，而且有緡氏(山東金鄉南)首先叛反(《左傳·昭公四年》)。伊尹看到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夏桀已完全陷入孤立，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立即向夏發起總攻，結果大獲全勝，一舉滅夏。

　　在天命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伊尹不是通過占卜、觀象來決定是否發動和何時發動戰爭，而是根據對客觀形勢的分析，充分認識人在戰爭中的主導地位，由人〈即他自己〉來把握和選擇戰機，實屬難能可貴。

　　伊尹在軍事上的成就除以上幾個方面以外，在前文所述的諸如孤立敵人、壯大自己、迂回包抄和切斷敵人后路等都有其獨到之處，但其最突出的貢獻則在于不受時代的束縛，大膽沖擊天命觀禁錮，較清醒地認識到人在戰爭中的主體作用;其戰略和選擇有利戰機均得于人心向背影響戰爭勝敗的觀點，這對于中國軍事的發展尤其是戰略學說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不愧為中國軍事史上第一個軍事謀略家。

　　伊尹湯液經

　　伊尹不只是一位賢明的丞相，政治軍事方面了得，在醫學方面也很有造詣。據傳，他發明了湯液，也就是湯藥，并且寫下了書籍。漢代稱之為《湯液經法》，共三十二卷，因為是伊尹所作，所以也叫《伊尹湯液》。

　　從史書可知，伊尹是一名出色的廚師，還是一個醫術高超的巫師。據稱他發明湯藥和他的廚藝也有莫大關系，傳說在一次做湯的過程中他突發奇想，把中草藥當做食料來熬來煮，從而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中藥湯液。這一故事在后世的醫學界廣為流傳，他的《伊尹湯液》被歸于經方派，內容主要是以方劑為主。后來，張仲景的《傷寒論》以及其他許多醫學書都引用借鑒了許多伊尹書中的藥方，而且引用許多。可惜，該書據說在唐朝以后就失傳了，所以無從知曉該書的原文如何。

　　雖然也有人認為湯藥只是在伊尹在世時開始盛行，而非他本人發明，但大多數人都堅信伊尹發明了湯藥這一點。因此，人們認為伊尹的《湯液經法》是中醫方劑學的基礎，認為現在中醫仍然一直在使用的經方的源頭就在這本書。伊尹也被中醫們成為“亞圣”，在醫學家朝拜的廟宇祠堂里常有伊尹的塑像，甚至有人把他與黃帝、神農并稱為“三圣人”。

　　民國時期，有一位楊紹伊先生希望還原《伊尹湯液》的原貌，他根據一些引用該書的中醫經典為根據，把伊尹的內容整理出來，重新編寫成一本書，取名《湯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