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江南人民竟然過的是“世外桃源”的生活?這是怎么回事?趕緊和學習啦小編一起來看看東漢時期的江南文化吧，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東漢時期的江南文化：

　　中國歷史上，兩漢是一個頂峰。在人類文明長河中，散發著輝煌的光芒，就像充分燃燒而釋放出的熊熊烈焰。可就在這次燃燒過后，耗盡能量的大漢朝廷的萬里江山，成為一堆爆炸后的碎屑。

　　漢代選拔制度，使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出現了官吏群體的多元化忠誠。應該說，從秦的軍功制到漢代的選舉(察舉、征辟)制是選官制度一次巨大的歷史進步。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時代的變遷，在開創初期本來還相對科學和合理的漢代選官制度，日益產生和暴露出了各種弊病。“舉察”是皇帝下詔，由全國州郡向朝遷推薦道德力和行政力很高的人做“和平官”;“征辟”則是國家因待戰爭或者突發事件而隨機選取官員的制度，“征”是以天子名義選取，而“辟”則是州郡直接選取。無論什么名目，選取什么官員，每種選官制度的關鍵環節都在州郡地方。因此，州郡直接選取官員的人(一般是州郡的最高長官)，自然就成了被選取者走上仕途的領路人。他們之間也就產生一種特殊的“師生”關系，被選者都認同選者是自己的恩主，自己則是選者的“門生”。這樣一來，被選者認為提拔自己的首先是主公，其次才是朝廷皇帝。這必然打破原來臣子對皇帝的一元效忠模式，而變成部屬對主公的第一效忠原則，再考慮對皇帝的效忠。甚至出現，門生寧可得罪、背叛皇帝和朝廷而誓死追隨主公。這種制度產生的離心力可能是后來分裂的原因之一。

　　漢代軍隊逐漸私有化，使皇帝成為傀儡，大小軍閥重重割據地方。漢代軍隊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大系統，中央軍與地方軍之間、各個地方的軍隊之間互不統屬，部署犬牙交錯，兵力相互牽制。這樣有效地防止了軍隊的反叛，卻給后世軍閥割據埋下禍根。為了保證各級將領對所屬部隊的指揮控制，將領們都擁有一支親衛隊，占所統轄部隊員額的十分之一，而且是本部的精銳，并且享有很大的特權。這批龐大的親衛隊就充當了日后漢中央和地方軍隊私有化的警犬和打手。由此產生的大小軍閥以其軍事實力來反復瓜分土地和人民，進而形成軍閥割據。本來是中央軍，在各地征討叛亂的過程中逐漸地方化，原來地方長官為加強地方統治也在不斷地擴充部隊，中央實際控制的軍隊日趨于零，皇帝成為光桿司令。

　　黃巾起義后，在中國南方興起一種武裝組織“宗伍”，也被官方史書稱為宗賊。他們從保護整個宗族的安全，發展到擴大地盤，劫略郡縣。據唐長孺先生考證，宗部、宗伍是結聚宗族而成的部隊。在漢末這種以宗族鄉里的關系而組成的武裝集團，分布之廣，遍及全國;影響之大，危及州郡國家。這兩種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的軍事力量都在日益演變為與朝廷分庭抗禮，甚至出現要爭奪皇權的天下梟雄——大軍閥。這是后來走向分裂的致命硬傷。

　　漢代社會的返原始化，使百姓向往“世外桃源”的無政府狀態。漢代土地過度兼并，戰亂連年，許多老百姓為躲避戰爭、動亂，逃避賦稅、徭役，紛紛逃往深山老林，在原本“無凍餒之人，亦無千金之家”的江淮以南的廣大山區，過上陶淵明筆下“世外桃源”的返原始化社會的生活。在這里山高皇帝遠，朝廷和官府對他們鞭長莫及，政治上可以追求人人平等，經濟上自給自足，真可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人們逃避動蕩的現實社會，自發組成了這種理想社會。從歷史上“山越”送太守劉寵的記載，我們可以感受到，這種社會現象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也能想象到它的普及性和廣泛性。

　　史冊把南方吳越之地這種小社會稱為“山越”，把北邊諸少數民族地區的這種現象稱為“山胡”，而把南北方廣大地區的此類現象稱“山民”……可見，這種朝廷和地方政府無能為力，各個軍閥對它熟視無睹，經濟規律對它毫無意義的特殊社會形態，在全國已經相當普遍，而且它不僅僅是一個個經濟利益的獨立集團，更像是一個社會生活的自由而獨立的王國。隨著時間的推移，一開始由老百姓自發組織的社會區域日漸被大族所把持，并由此產生了宗主和山區內部自治的組織機構(包括山民武裝)。這從經濟社會和民意方面，均否定了漢朝政權存在的實際意義。

　　東漢時期的生產發展：

　　水利發展

　　灌溉工具、水利事業獲得改進和發展。在各地發現的東漢墓葬里，經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組合的模型，有從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還在出口處安置閘門。漢靈帝時，宦官畢嵐總結勞動人民的實踐經驗，創作翻車和渴烏，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

　　東漢時期，不僅修復和擴建了許多已堙廢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如汝南地區的鴻隙陂，西漢時堙廢。東漢初，鄧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復，可以灌溉幾千頃良田。后來又不斷加以擴建。漢和帝時，太守何敞又在那里修治渠道，開墾良田三萬多頃。又如下邳徐縣北的蒲陽陂、廬江的芍陂、會稽的鏡湖等，都是當時著名的灌溉工程。

　　東漢前期，各地還開鑿了許多灌溉渠道，三輔、河內、山陽、河東、上黨、太原、趙、魏及河西、江南地區，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區還開辟了很多稻田。 黃河的治理，更是當時一項巨大的水利工程。公元1世紀初，黃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區決堤，河道南移，改從千乘(山東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濫成災，淹沒了幾十個縣。漢明帝時，在著名水利專家王景、王吳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儀渠，并從滎陽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間修渠筑堤，從而使河、汴分流。黃河受兩堤約束，水勢足以沖刷沙土，通流入海。經過廣大人民的辛勤勞動，終于戰勝了黃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間，黃河沒有改道，水災也減少了。

　　生產工具改進

　　生產工具的改進有顯著的成就。東漢時，出現了短轅一牛挽犁，它操作靈活，便于在小塊農田上耕作。這種短轅一牛挽犁的出現，是跟犁鏵的改進結合在一起的。東漢時，已經大量使用全鐵制犁鏵，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漸縮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鐵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漸增多。在四川樂山崖墓石刻畫像中見到的曲柄鋤，是便于鏟除雜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綿陽發現的鐵制鉤鐮，全長35厘米，是專用于收割的小型農具，操作起來很方便。

　　據記載，漢獻帝末年，雍州刺史張既曾令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見水碓在當時已經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帶動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腳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發掘還不斷有陶風車、陶磨盤模型出土，都說明農產品加工工具有了顯著進步。

　　牛耕技術

　　牛耕技術在東漢時受到了普遍的重視。當時，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廣牛耕技術，鐵犁牛耕技術已從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帶推廣。陜西綏德縣東漢畫像石上的牛耕圖，和米脂縣東漢牛耕圖，證明陜北高原的牛耕技術和中原地區已沒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當地推廣牛耕，田畝年年增辟。在西漢后期發明的精耕細作的區種法，到東漢時期得到了迅速推廣。

　　在崔實的<四民月令>中，記述了地主田莊內精耕細作經營農業的一些情況。這種田莊的農業經營，十分注意時令節氣，重視殺草施肥，根據不同土壤的性質，種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種植密度。并能及時翻土曬田，雙季輪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由于農田水利工程的興建，農耕工具的改進，農業耕作技術的提高以及精耕細作方法的推廣，大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使東漢時期的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和帝永興元年(公元105年)的墾田數字達到732萬多頃，人口達到5325萬多人。這個數字略低于西漢，但如果把東漢豪強地主隱瞞的田畝和人口包括在內，實際的墾田面積和人口數字肯定要超過西漢。

　　冶鐵技術的改進

　　由于東漢鐵制農具的普及，鋼鐵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從而推動了冶鐵技術的改進。東漢初，南陽冶鐵工人發明了鼓風爐(即水排)，利用水力轉動機械，使鼓風皮囊張縮，不斷給高爐加氧。水力鼓風爐的發明，是冶煉技術史上的一大進步。在鐵器鑄造方面，東漢時已熟練地掌握了層疊鑄造這一先進技術。在河南溫縣發現的一座烘范窯，出土了五百多套鑄造車馬器零件的疊鑄泥范。把若干個泥范疊合起來，裝配成套，一次就能鑄造幾個或幾十個鑄件。同時，疊鑄技術有重大改進，由原來的雙孔澆鑄，改為單孔澆鑄。疊鑄技術的改進，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節省了原料。考古發掘資料證明，東漢時鐵制用具已普遍應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鐵釘、鐵鍋、鐵刀、鐵剪、鐵燈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證據。

　　東漢時期，在冶鐵手工業中已經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鞏縣的冶鐵遺址中曾發現混雜了泥土、草莖制成的煤餅，說明煤已被用來煉鐵。巴蜀地區還利用天然煤氣煮鹽。在紡織業方面，東漢初年已能用織花機織成色彩繽紛、花紋復雜的織錦。當時，蜀錦已馳名全國，襄邑(河南睢縣)和齊(山東臨淄)的絲織業特別發達。考古材料還證明，在邊疆地區，絲織業也有很大的發展。新疆不少地方漢墓出土的紅色杯紋羅，織造勻細，花紋規整，反映絲織工藝水平相當高。在同一地區出土了組織細密的織花毛織品，顏色鮮麗，顯示出當時西北高度發展的毛紡織工藝技術。

　　造紙業與漆器業

　　東漢時期，造紙業取得了極大的成就。西漢時，造紙工藝還處在探索階段。《后漢書》記載，漢和帝時，尚方令蔡倫總結勞動人民的經驗，發明了用樹皮、麻頭、破布、舊漁網等作原料造紙的技術。新的造紙工藝，主要是在紙漿的化學處理和漂白等關鍵工藝上有了重大突破。蔡倫的發明，使造紙原料多樣化，還能化舊利廢，取材方便，提高了紙的質量，便于普遍推廣。蔡倫的功績是不朽的，當時天下都稱之為“蔡侯紙”。從此，紙張迅速代替了過去的竹簡、木牘和縑帛，大大便利了科學文化的傳播和推廣。公元8世紀時，中國造紙術傳入西亞，以后又傳入歐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廣。紙的發明使用，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

　　其它如漆器業、陶瓷業等手工業部門，在東漢時也都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的漆器以蜀郡、廣漢出產最為有名，兩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絕倫的手工藝品。當時，瓷器燒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從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來的青瓷。

　　經濟先進區域

　　鐵工具的普遍推廣和牛耕技術的提高，大大增強了人們向自然界斗爭的能力，特別是它使江南河網沼澤地區的大規模開發成為可能。加上當時各種社會原因，東漢時期的經濟區域開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東漢以前，中國經濟的先進區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別是包括關中在內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當時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到了東漢后期，這種情況開始有了較大的變化。黃河流域的某些地區人口減少，出現了衰落的跡象。而南方出現了新的經濟發展地區，人口在急劇上升。如西漢時，長安附近的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一帶，地處關中地區，人口特別稠密，共有240多萬。到東漢時，關中戰亂頻仍，殘破不堪，人口銳減至50余萬。兗州也由780多萬減至400萬左右。相反，南方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揚州人口從320多萬增到430多萬;荊州人口從350多萬增到620多萬;益州人口也從470多萬增到720多萬。

　　隨著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區的開發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錢塘江流域，西漢時統由會稽郡管轄，東漢時分為吳、會稽二郡，這正是經濟發展的直接結果。其他如鄱陽湖、洞庭湖周圍地區及成都平原一帶，都在不斷發展，成為新的經濟發達區域。不過，東漢時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黃河中下游一帶。因之，黃河流域仍是當時的經濟、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