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啟超是近代首先嘗試運用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研治墨學的大家。其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既有《墨子》文本的校勘，也有墨家思想的研究。在近代墨學研究的歷程中，梁啟超的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梁啟超的墨學研究只是其學術成就之一。他的墨學研究范圍廣泛，但其中有著共同的特征

　　第一，運用他自己稱之為“新史學”的理論和方法整理、研究墨家思想學說。梁啟超認為，近代西方通行的學科中，中國只有史學。他痛陳“舊史學”種種弊端，并產生兩個嚴重后果，“其一是鋪敘而不能別裁”，“其二是因襲而不能創作”。因此，他提出以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為參照而建構的“新史學”，指出“新史學”的任務在于“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新史學”以進化論為指導，來探討人群進化和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揭示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他認為，“地球人類，乃至一切事物，皆循進化之公理”發展的。“新史學”還認為歷史的進化不是直線式發展，而是“或尺進而寸退，或大漲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線”，由低級向高級曲折前進。但總趨勢是，今天勝過昨天，將來超過現在，愈變愈進步。梁啟超的“新史學”還強調地理環境的決定作用和英雄史觀;同時重視學術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鼓吹“學術勢力左右世界”。

　　在墨學研究中，他以“新史學”為其理論指導，這首先表現在他摒棄了儒家在學術上的正統觀念，把墨子同孔子、老子并成為中國古代的“三圣”。對墨家學說也給予較多的褒揚和肯定。而梁啟超之前，墨學研究者都未能夠跳出儒家正統觀念的藩籬。梁啟超摒棄了對墨學的歧視，甚至把墨學放在除儒家之外的其它各家更高的地位。其次，把墨家學說納入近代社會科學的理論體系之中，條分縷析，從宗教思想、實利主義、兼愛思想、政治主張等方面予以考察，使墨家學說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區別于以前墨學研究的支離破碎。盡管這種研究還不深入，且有許多附會的地方。但畢竟已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時，他還從當時的社會環境來考察墨家學說的產生，這雖有環境決定論的傾向，但在當時卻使人們耳目一新。梁啟超的研究方法對后來的學者影響甚巨。

　　第二，把“所研究之事物”與“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相結合，歷史與歷史哲學相結合。這實際上仍是他的“新史學”特征。他認為，“歷史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茍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xxi]因此，他在墨學研究中，充分融入了自己的思想，表現出“六經注我”的風范，使他的研究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實際上，這也是梁啟超學術研究的總特征。在《墨經校釋》中，他把自己所掌握的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滲透進去，在《子墨子學說》、《墨子學案》等著作中，更把墨家學說比附于近代西方政治學說。

　　梁啟超在墨學研究中“筆端常帶感情”，借墨學闡發自己的思想，有時不免牽強，失之粗淺。然而，他并非專門的學者，而是集思想宣傳和學術研究于一身的宣傳家，他“為我國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xxii]。因此，求“理想與實用一致”，表現了鮮明的實踐特色。

　　還需要指出，梁啟超說的“茍無哲學之理想，必不能為良史”并不是說他在墨學研究中注意發掘墨家的哲學思想。事實上，梁啟超沒有能夠充分發掘墨家思想學說中的哲學思想。這是他墨學研究的不足之一。

　　第三，比較研究是梁啟超墨學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他認為，“夫欲求人群進化之真相，必當合人類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而觀察之。”因此，他在墨學研究中注重古今中西比較。他不僅把孔、老、墨三家學說加以比較，認為“言夫理想，老子近唯心，墨子近唯物，孔子則其折衷也。言夫作用，老子任自然，墨子尊人為，孔子則其折衷也”。而且，他把墨家思想學說同古希臘思想、____思想、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甚至社會主義思潮相比較，以求“見其具”，“知己之所長”。比如，他以為“墨家既以天的意志為衡量一切事物之標準，而極敬虔以事之，因此創為一種宗教，其性質與基督____適近”[xxv]。他還把墨家的實利主義與邊沁的功利主義相比較;把墨家的社會起源說與霍布斯、洛克、盧梭的民約論相比較。諸如此類，在它的墨學研究中實在不少。

　　梁啟超的比較研究，從總體上看還停留在形式的比較，而且許多地方穿鑿附會，缺少本質上、學理上的溝通，但也又不乏常人的研究深度。需要指出的是，梁啟超的比較研究為其后的學者提供了一個新的學術視野和方法，并為他們所借鑒。這是他比較研究的真正貢獻所在。

　　梁啟超的墨學研究上承孫詒讓等人，下啟胡適。如果說孫詒讓是用傳統學術方法研究墨學的集大成者，并標志傳統學術方法研究墨學的終結的話，那么，梁啟超則是用近代社會科學體系來規范墨學的開創者。遺憾的是，由于自身的學養以及當時的學術環境等因素，他對西方文化的理解把握不可避免地有所局限。他沒有能夠把西方的社會科學體系化為學術研究的方法并運用于墨學研究，對墨學作理性的省察。因而，他未能完成墨學研究方法論由傳統向近代的轉換。其未竟的任務由深受西方文化熏染的胡適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