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發明五人麻將的趣聞
梁啟超曾發明五人麻將打法，甚至稱救國一定要打麻將，這是怎么回事?趕緊和學習啦小編一起來看看梁啟超發明五人麻將的趣聞吧，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梁啟超發明五人麻將的趣聞：
梁啟超不僅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國學大師，在工作之余，他還是一個大力提倡趣味主義人生觀的娛樂“發燒友”，尤其對玩麻將，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論。
1919年的一天，幾個學界的朋友邀梁啟超去做演講。梁啟超表示不能前去，朋友問他：“如何不行?”他一本正經地回答：“你們說的那個時間我恰好有四人功課。”朋友誤以為他要輔導學生，便說：“輔導之事晚一點也無妨。”梁啟超哈哈大笑：“錯了錯了，我指的這‘四人功課’，乃四人上桌打麻將!”說著，還做出一個抓牌打牌的動作，引得在場的一干人哄堂大笑。為了打麻將推掉演講，可見麻將對梁啟超吸引力之大。
不過，有時有人請他做演講，他還是會爽快答應的，但在演講之前，都要先玩幾圈麻將。有人問起其中的緣由，他振振有詞：“予正利用博戲時間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啟予智竇。手一撫之，思潮汩汩而來，較尋常枯索，難易懸殊，屢驗屢效，已成習慣。”說來也怪，每次從牌桌上走下來，登上演講臺，梁啟超都是旁征博引，妙語連珠，不得不讓人欽佩他的演講靈感來自牌桌的滋潤。
據梁啟超的朋友嚴范孫回憶，梁啟超還曾發明過五人與三人麻將玩法。
一次梁啟超去朋友家玩麻將，四人正準備開局時，又來了一位訪客，而此君也是他們圈中的雀友。這種情況下，多半是主人主動退出，讓客人玩上幾圈。但梁啟超不同意：“如此一來，滿足了客人，主人豈不是很掃興?不妥，不妥。”梁啟超隨即想出了一個五人打牌的辦法：將東南西北四圈增加為東南西北中五個圈，執到中字的人第一個圈在局外做夢家。第一圈打完之后，由執東字者出局，執中字者入局，如此類推。這一玩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贊成。于是，那天晚上，牌桌上出現了五人輪流上陣的奇觀，讓人不得不嘆服梁啟超在牌桌上高人一等的創造性。
三人麻將玩法就是把36張萬字牌和4張北字牌拿走，只留筒子36張、索子36張和東南西中發白24張，共96張牌。三人只準碰牌不準吃牌，于是三人也可以作“三缺一”的牌戰。
梁啟超雖然熱愛麻將，但戰績糟糕，十打九輸。但這并不妨礙他將玩牌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比如，他曾有理有據地把麻將和救國結合起來：“麻將不能不打，要救國一定要打麻將。打麻將可以觀察人的品格，還可以鍛煉堅忍精神，一坐下去不論勝負，一定要打完四圈。同時即使前三圈都失敗了，還有翻本的希望，我們國家和別國競賽，敗了也不能氣餒呀!這種精神可以在麻將桌上鍛煉出來。”
梁啟超的簡介：
梁啟超(1873年～1929年)，男，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漢族，生于廣東新會(現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清光緒舉人。 青年時期和其師康有為一起，倡導變法維新，并稱“康梁”，是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事敗后出逃，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后對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嚴詞抨擊，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梁啟超(1873年～1929年) 近代思想家、文學家、學者。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三十自述》)，17歲中舉。后從師于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宣傳家。戊戌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后先后領導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并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戊戌變法失敗后，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從戊戌變法前一兩年開始，梁啟超與夏曾佑、譚嗣同等便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并試作新詩，但此時的新詩只不過是“挦扯新名詞以表自異”的作品。逃亡日本后，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進步詩歌理論，對中國近代詩歌的發展起了指導作用。在他的理論影響下，黃遵憲等一大批新派詩人出現了。
梁啟超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也努力實踐新的詩歌理論，他的詩作留存不多，多數創作于流亡日本時期，但是用語通俗自由，敢于運用新思想、新知識入詩，詩風流暢。《愛國歌四章》、《志未酬》等詩感情真摯，語言明白曉暢，是其詩論的較好體現。梁啟超于提出“詩界革命”口號后又提出“小說界革命”的口號，并在創作上進行了積極的有意義的嘗試。與
詩歌、小說、戲曲相比，梁啟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于1896年《時務報》到1906年《新民叢報》十年內發表的一組散文為標志，完成了資產階級改良派在散文領域的創舉——新文體的確立(亦稱“新民體”)。梁啟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內容與形式上都進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惡的現實，或為祖國的現狀憂心忡忡，或引進西方先進的思想與科技，積極呼吁變法自強，將散文作為其變法思想的宣傳工具。
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議論縱橫、氣勢磅礴，筆端常帶感情，極富鼓動性，“對于讀者，別具一種魔力”;語言半文半白，“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國說》，針對中國現狀，分析透徹，說理條理清楚，運用一連串比喻、排比等修辭手法，行文一瀉千里，文章呈現出大氣磅礴的風格。故梁啟超散文的影響極大，“每一文出，則全國之身目為之一聳。”以梁啟超散文為代表的新文體是對桐城派以來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現為中國古典散文向現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時期的白話文轉化作了必要的準備。
梁啟超被公認為是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臺后仍能在學術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與革命派的論戰中發明了一種新文體，介乎于古文和白話文之間，使得士子們和普通百姓都樂于接受。同時，梁啟超還是中國第一個在文章中用到“中華民族”一詞的人，他還從日文漢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詞，像現在我們常常掛在嘴邊的“政治，經濟，科技，組織，干部”等等很多詞匯，皆始于梁啟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