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不了解佛教的人對僧人的好奇，莫過于出家人穿的衣服了，因為當(dāng)今的出家人衣服種類頗多，有短褂、中褂、大褂、海青及許多顏色的袈裟，給人一種眼花繚亂的感覺。所以，僧衣的形成與發(fā)展是佛教文化的重要一環(huán)，所以有必要對此加以一些闡述。那么和尚的僧衣有什么講究的?

　　僧衣是和尚身份的標(biāo)識，細(xì)心的人會發(fā)現(xiàn)不同僧侶的服裝顏色是不同的。不同寺院的出家人站在一處，著裝色彩斑斕，迥然不同。

　　根據(jù)佛教的制度，比丘衣服有大中小三件：

　　一是用五條布縫成的小衣，我國俗稱為五衣，是打掃勞作時穿的;

　　一是七條布縫成的中衣，我國俗稱七衣，是平時穿的;

　　一是九條乃至二十五條布縫成的大衣，我國俗稱祖衣，是禮服，出門或見尊長時穿的。

　　三衣總稱為袈裟。

　　佛法傳入中國近兩千年，在漢族、藏族、傣族等民族間存在著不同的佛教系統(tǒng)，流傳時間也有先后，因此各族僧侶間的著裝各不相同。即使在漢族僧侶中，由于地域廣大和歷史變遷，僧衣的顏色也是多種多樣，與印度原始的僧侶服制差別很大。

　　佛教對僧衣服色的主要規(guī)定有兩條。一是顏色不許用上色或純色。二是所有新衣必須有一處點上另一種顏色，以破壞衣色的整齊而避免貪圖穿著，這叫做“壞色”或“點凈”。雖然避開上色和純色，僧衣顏色仍有許多選擇的余地，但佛教早期多選用赤色作為衣色，所以佛教在漢朝剛剛進(jìn)入中國時，僧侶也是“披赤衣”的。

　　北方氣候寒冷，僧眾三衣不夠，所以我國僧眾在袈裟里面另穿一種常服，這種常服是就古代俗人的服裝略加改變的。常服的顏色，明代皇帝曾作過規(guī)定，修禪僧人常服為茶褐色，講經(jīng)僧人藍(lán)色，律宗僧人黑色。清代以后，沒有什么官方規(guī)定，但律宗寺院自清初見月律師重興后，一般僧人常服均為黃色。

　　到了三國時期，僧侶的衣色受到道士服色的影響而逐步趨向于緇色(即黑色之中微有赤意)，因而那時開始稱僧徒為“緇衣”或“緇流”。

　　唐朝時，武后依唐代三品以上服紫的規(guī)定，賜給沙門法朗等九人紫袈裟，所以在唐宋時代一直都以賜紫色袈裟為榮。另一方面，也因執(zhí)著于赤色而以朱紅袈裟為最尊重。

　　唐宋以后，僧衣的色彩自由度較大。到明朝洪武初年，制定了完善的僧侶服色制。當(dāng)時佛教分禪(禪宗)、講(天臺、華嚴(yán)、法相宗)、教(又稱律，從事喪儀、法事儀式)三類，規(guī)定禪僧穿茶褐常服、青絳和玉色袈裟;講僧穿玉色常服、綠絳和淺紅色袈裟;教僧穿皂常服、黑絳和淺紅色袈裟。現(xiàn)在的僧衣大多是褐、黃、黑、灰等顏色，也有湘色(即黃綠色)的，沒有一定的規(gu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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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衣的由來、形狀及其用途

　　在印度，由于天氣較為炎熱，再加上當(dāng)時風(fēng)俗習(xí)慣的影響，出家人的衣服十分簡單，但是出家人究竟應(yīng)該有幾種衣?這就必須考察衣制的來源。佛在成道以后的最初五、六年中，根本沒有制訂戒律的條文，只有一些原則性的規(guī)范，所以也談不上衣的制度與規(guī)定。除了披著的方法及其式樣，跟俗人和外道不同以外，并沒有限制比丘應(yīng)該有多少件衣服。后來，在一年的冬季里，佛與弟子們在人間游行乞化，佛陀看見弟子們得到很多布料，有的戴在頭上，有的掛在肩上，有的纏在腰際，看起來既失威儀，而且十分累贅，于是佛陀便計劃衣的限制了。那時，正是印度的隆冬，當(dāng)天晚上佛陀親自試驗：初夜披一件就夠了;中夜覺得冷，于是加上一件;后夜時，還覺得冷，于是再加一件，也就足夠御寒了。因此，佛陀制定比丘不得超過三衣，這就是所謂“三衣”的來源。

　　其實所謂衣，只是一塊長方形的布，最初的三衣并沒有規(guī)定條數(shù)與塊數(shù)，也不是割截以后再拼湊而成的，所以也沒有五條、七條、九條衣的名稱。佛陀僅僅規(guī)定有三種衣，三種衣的區(qū)別，并不在條數(shù)的多少，而在其層數(shù)的厚薄。如果是做新衣，“安陀會”與“郁多羅僧”都是一重，“僧伽黎”則為二重;如用舊衣拼湊，“安陀會”與“郁多羅僧”都是二重，“僧伽黎”則為四重;如果用糞掃衣做衣，重數(shù)多少，則可隨意。

　　至于割截而成的“福田衣”，是在阿難隨佛出家以后的事了。當(dāng)時印度社會的治安不是很好，比丘們披了新衣，在人間游化，往往會遭到土匪與小偷。因為三衣是整塊的布料，比丘固然可以制衣披著，俗人稍微加以修改，照樣可以披著。因此，僧衣被搶劫一空，只剩下光條條的人放回僧團(tuán)的事，時常發(fā)生。即使住在僧團(tuán)之中，或住阿蘭若處，衣服失竊的事，也屢見不鮮。佛陀為此，頗為擔(dān)心。

　　有一天，佛往南方游行，在路上看到道旁的耕地，一方方，一塊塊，溝畦分明，田畝齊整，心里很高興，便指著田野，對阿難說：“你能教比丘僧制作這樣形式的衣服嗎?”阿難很聰明，他一口答應(yīng)了。“福田衣”于是便這樣作成了。后來，佛陀告訴大家，過去一切如來及弟子都是這樣做的。第一，其形如田，比丘披著可由信徒來供養(yǎng)種福;第二，割截分裂，盜賊竊之無用，可以減少比丘的損失。

　　所以，安陀會，譯為“作務(wù)衣”，是用五條布料縫制而成的，又稱為“五條衣”，每條一長一短做成，共計十隔。安陀會是在勞作、行路乃至就寢時穿用的，因此又稱為“內(nèi)衣”、“中宿衣”、“中衣”。安陀會的長度是佛的四肘(約為常人的三倍)，寬度是佛的二肘，所以較為短小，而且行動靈活。

　　郁多羅僧，譯為“入眾衣”，凡是誦戒聽法，隨眾之時，都在安陀會外，加披郁多羅僧。郁多羅僧是用七條布料縫制而成，每條兩長一短，共計二十一隔，所以稱為“七條衣”;在三衣中它居中位，所以稱為“中價衣”，又稱為“上衣”。

　　僧伽黎，譯為“重衣”或“雜碎衣”，唯有行化乞食、進(jìn)入聚落王宮、說法教化時披它。僧伽黎共分為九品：下下品九條、下中品十一條、下上品十三條，這三品衣全是每條兩長一短;中下品十五條、中中品十七條、中上品十九條，這三品衣全是每條三長一短;上下品二十一條、上中品二十三條、上上品二十五條，這三品衣全是每條四長一短。這九品大衣，下下品九條，每條三隔，共計二十七隔;乃至上上品二十五條，每條四長一短，共計一百二十五隔。所以，僧伽黎又稱為“大衣”。

　　僧伽黎在中國佛教，是最為嚴(yán)正而又神圣的衣，尤其將二十五條的鑲金的大衣，稱為“祖衣”，以為只有傳祖接法的人，才夠資格披它。其實，僧伽黎的本義的確有其神圣性，但是與中國的觀念，稍微有出入。在佛陀時代，比丘行化人間，往往露宿野外，或在臨時的旅舍借宿，夜間氣候較涼，必須有御寒的東西，這就是僧伽黎的主要用途了。正因為僧伽黎要當(dāng)做被褥來用，所以其制作的重數(shù)，要比其他兩種衣厚些。所以，戒律規(guī)定比丘外出行化，不得無故離衣而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