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江蘇地區的歷史發展，人們言必及六朝，大明和民國，往往忽略五代十國時期叱咤風云的南唐國。當是時，隨著動蕩式改革的推進，我國政治與經濟格局發生著重大變化。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五代十國南唐商業發展。

　　五代十國南唐商業發展簡介

　　南唐商業出現的新特點，應當引起學界的注意。五代十國是一個特定的時代，在相對分割狹小的空間里，各國特別是南方各國國用嚴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視招徠商賈，經營商利，征收商稅，以充軍國用度，商品交換空前活躍。結果是，雖國與國間時惡時睦，民間交易卻日益頻繁;大運河雖然阻斷，海運卻發達起來。南方各國商業的活躍程度視唐代有加。各國統治者沒有想到的是，在江南農業和各種經濟行為商品化過程中，城市功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具體表現為政治功能逐漸淡化，經濟功能漸漸增強。這一功能的轉換，對于我國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實質性南移，對于江蘇地區提早進入較發達地域的序列，意義不可低估。

　　第一，楊吳和南唐的商業活動使它們最大限度地獲得了國用所需的物質條件，充實了國力，提升了政治影響力，使南唐成為能與中原抗衡并有可能統一全國的南方政權。

　　楊吳和南唐自然條件的多樣化，帶來了物產的豐富性，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使南唐在商業活動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成為各國商茂的中心。南唐與中原劃淮水為界，雙方貿易活動多通過壽州進行，貿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和帛，主要換取羊和馬匹。南唐與南漢，吳越，馬楚和西蜀等國之間也有交易往來，商人的足跡遍布周邊國家。南唐伐閩之役，“翰林待詔臧循者，嘗賈于閩，具知山川險易，為文徽陳進兵之計”。[5]開寶四年(971)冬，宋在荊南建造戰艦，在當地做生意的南唐商人發現后，“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卷5，《后主書第五》) 南唐與契丹的貿易主要通過海上進行，以羊馬等牲畜為主，也有軍用物資如猛火油。“當時，契丹已滅掉東北地區的渤海國，南唐與契丹之間的海上交往，走的應是從東海長江口北上，越過山東半島，直達遼東半島南端的南北沿海傳統海路”。

　　海外貿易是南唐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揚州是重要的港口，從這里出口的茶葉，絲綢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斷地運送到占城，新羅，高麗，遠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費品也從海外輸入南唐。在太常博士陳致雍的《奏番國使朝見儀狀》中，提到了“占城國獻馴象”;(卷873) “元宗時，海國進象數頭，皆能拜舞山呼”，(卷上) 這個海國是哪個國家，語焉不詳。鄒勁風認為，一些海外商人為提高自己身份，以獲得更多商業利益，常自稱為某國使臣，這些所謂海國進象，很有可能是當時中外民間貿易的一種形式。(p188) 從《江南余載》的記事風格來看，有一定道理。

　　商業活動給南唐帶來了充足的社會財富，直接拉動了經濟發展，《釣磯立談》說“于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豐采”，并非溢美之辭。反映在政治上，南唐成為在十國中處于舉足輕重地位的南方大國，不僅成為能夠與中原抗衡，還有相當的實力進而實現全國的重新統一。后來的五代十國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南唐國與中原的對抗史。

　　第二，楊吳與南唐的商業活動帶來了城市近代化的最初信息，金陵，揚州，潤州等成為我國較早感受近代氛圍的區域城市先驅，為我國經濟重心的實質性南漸和江蘇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早期基礎。

　　城市是商業活動的產物，金陵，揚州等江淮城市的興起雖歷史久遠，但在長期發展中由于缺少突變的基因，發展速度相當緩慢。究其原因，是城市商品化的程度遠遠不足以推進城市的脫胎換骨。不能說南唐完成了這個使命，它的努力也遠遠不夠，但它開始了這個蛻變，使江南城市在背負著沉重封建義務的背景下沿著近代化的道路緩緩潛行，我們不用去探討這些城市的形成過程和城市形制，也無須去論證商品種類如何增加等常見要素，而有必要從另外特定的角度去一窺“近代化”已經在南唐萌芽的事實：

　　一是新型的經商場所不斷出現，商品交易多方位化的趨勢，延展了商業時空。唐代大城市實行坊市制，到了南唐，江蘇境內的金陵，揚州，潤州等大城市都有專門的商業市場。金陵城內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區，鄭文寶在《南唐近事》中曾經提及的“雞行”，是南唐的鬧市區，宋〈慶元建康續志〉說此地“自昔為繁富之地，南唐放進士榜于此”。又云，“戚氏《續志》云銀行，今金陵坊銀行街，物貨所集。花行，今層樓街，又呼花行街，有造花者，諸市但名存，不市其物”。這些坊均為手工業作坊集中地，所謂銀行，就是金銀器加工場，花行是專門制作裝飾用花的地方。隨著交換量的增加，一些自發的新的經營場所開始形成。潤州緊臨長江，南唐有詩贊金山江面：“淮船分蟻點，江市聚蠅聲”。

　　(卷上) 江邊有市，顯而易見是為了適應江上往來船只增加的需要而形成的，已經不受到固定地點交易的限制。徐知諤在潤州任團練使時，曾經“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貿易”。(卷279，《后唐紀八》) 也顯然不在城中規定的貿易之地，這種近乎“偷偷摸摸”的交易受到了徐溫的批評。這同時說明，由于利潤豐厚，象周宗這樣的開國顯貴經商，象徐家這樣的重臣，都卷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之中，應是大勢所趨。不但城市里商業繁榮，農村里也商機多多。草市，圩場很是興旺，不少圩市升為縣或者置為鎮，如新置海陵東洲鎮，清江，海陵，如皋等升為縣，泰州則升為州，成為江北重鎮。(卷111，《地理表》) 說明商品經濟的萌芽已經向沿江鄉間集鎮轉移，具有了一定的廣度，成為城市商品經濟的擴展與補充。鄭學檬先生在1982年發表的《五代十國商品經濟的初步考察》中提出“地方小市場”的概念，指出，這是形成區域性市場和全國性市場的基礎。除了空間的擴大，交易時間的變化也值得注意，夜市在唐代就已出現，南唐的城市夜市更加普遍，上述潤州的江市詩就是夜宿金山時偶然想起的。

　　二是南唐重商及商業的活躍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富商階層，他們甚至與士大夫共同執掌國運，開歷代風氣之先。南唐開國[6-9]元老周宗，“既阜于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成為政客與富商雙料貨。其交易規模巨大，聞于中原，以至周世宗兵謀渡淮時，竟想出了將士兵蒙上羊皮，偽為商旅的計謀。(卷上) 大商人的囤積居奇，一度使南唐財富集中到了商賈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國庫儲備不足以向宋進貢，不得不從金陵富商那里購得絹品以充貢物。宋滅南唐前的金陵之役，到瓦棺閣避難的盡為“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商人與士大夫比肩于南唐的社會生活中，并對國家施加影響，南唐以往見載不多。著名的李平改制，正是因為受到了豪民富商的抵制才以失敗而告終。在重農抑商的封建社會，富商地位的上升本質上是商品經濟萌芽的積極表現，是我國經濟重心南移過程中出現的新氣象。雖記載無多，但我們還是能從有限的文字里捕捉到了這一訊息。

　　三是城市特殊消費群體的出現，增強了城市的消費能力，為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相對龐大的階級基礎。江淮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員及其家屬，軍隊，部分商賈，城市手工業者等，隨著南唐在金陵建都，隨著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南漸，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屬，經營鹽，茶暴發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為金陵及其周邊中心城市新的消費階層，他們人數眾多，經濟能力雄厚，其生活狀態影響著城市的消費習慣，對江淮區域的城市經濟繁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宋人董逌《廣川書跋》云：“江南當五代時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于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

　　宋初王禹偁也說，“于時宦游之士，率以東南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屬子孫，占籍于治所，蓋以江山泉石之秀異也”。(卷30，《柳府君墓碣銘》) 南唐正是這樣，象韓熙載，盧文進，江文蔚，高越等，盡為北人，家眷人等動輒以百計。吳越兵臨潤州城下時，守將劉澄與馳援的盧絳有隙，盧絳對一裨將殺之未決，劉澄意在投降，乘機要裨將先出，裨將曰：“奈家口在都城何?”劉澄曰：“事急，當為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卷27，《叛臣傳第二十四》) 主帥與裨將的家眷都在金陵，且人數眾多，推而論之，整個金陵應在一個不小的數字。南唐重科舉，境內舉子集中到金陵，有的長期滯留，成為又一個消費群體。盧江人伍喬，來金陵參加春試，“是歲同試數百人”;宣州人舒雅，“保大時隨計金陵”，得到韓熙載的賞識;泉州人康仁杰，也“易儒服，至金陵”;潘賁“五舉猶為白丁”;而邱旭“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南唐重視書畫藝術，我國最早的畫院就出現在南唐，顧閎中，周文矩，徐熙，衛賢，王齊翰等一大批畫家，活躍在畫壇，他們與馮延巳等文豪才子組成了龐大的文人群體，這些人與官僚，貴族，富商聚居一處，使金陵平添了別樣的脂粉繁華之氣。

　　一部分需要縱情聲色犬馬的消費者，則使唐代就已時興的藝伎隊伍不斷壯大，她們既是一種行業[10-14]，更是一個消費階層。《韓熙載夜宴圖》中的王屋山就是當時著名的舞妓。延英殿使魏進忠“造宅于皇城之東，廣致妓樂”。(卷下) 過去我們常常孤立地看待這些對象，將上述人等的風流倜儻視作另類，其實，他們的生活狀態正是那個時代商品化的客觀反映，是那個時代造就了他們的商品化特征。

　　四是各類城市服務性行業的興起，擴大了商品經濟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礎的系統化，從較高的經濟平臺上為唐宋之交的社會轉型創造了條件。唐宋之交社會轉型的實質，政治上是民主意識的萌芽，經濟上是商品化程度的增加。服務性行業的興起，是城市經濟功能增強的重要標志，也是商品化程度的重要反映。城市人口增加后，要住房，建筑木工就出現在坊中;道路要清掃，河道要清淤，就需要道路與河道的保養人員;城市范圍大了，路途遙遠需要車船，就有了腳夫和船家;有人求佛問道，祈求平安，就有了相命的，木平和尚“知人禍福，所言輒驗，傾都瞻禮，闐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卷24，《方術傳第二十》)金陵在唐朝就以酒樓眾多聞于南北，李白“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句，杜牧“夜泊秦淮近酒家”句，都道出金陵飲食業的盛況。南唐講究美食，僅李昪“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餤，云霧餅”等。由于士大夫蜂擁南下，面點食品推陳出新，花樣繁多，南唐的“建康七妙”，餅可以映字作勸盞，面能穿結帶，就連混沌湯也能注入硯中，堪稱神奇。服務行業進一步細化，滲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強了城市的功能與活力，有叫周則的，年輕時以制傘為生，李煜嘗問及此事，答曰：“臣急于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淫雨連月則道大亨”。

　　我們還可以從貨幣的演化等方面進一步探討南唐商業的發展問題。如史家多對南唐鑄造鐵錢持批評態度，以為窮途潦倒的體現，其實，為了適應交換需要，南唐在貨幣方面的成績是主要的，有的很有創新意識，如“對錢”，就是貨幣文化寶庫里的一朵奇葩，在北宋盛極一時。當然，南唐處于唐宋之交的過渡帶上，在許多方面仍處于初步的階段。但它帶給我們的信息是新鮮的，它在眾多方面的建樹還有待于我們去發掘，并用一顆平常的心態去研究，評論它，特別是它在江蘇區域經濟乃至我國經濟與文化南移的過程中，對于江蘇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應當有一個全新的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