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約公元前2146～前1675年)，始于大禹，終于桀，共有十七位統(tǒng)治者，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也是我國第一個奴隸制朝代。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夏朝文化的興衰。

　　大約4000多年前，發(fā)生了一些部落戰(zhàn)爭。黃帝是其中一個部落的首領(lǐng)，因為他深得人心又聰明勇敢，取得了最后勝利。在古老的華夏族逐漸形成的過程中，黃帝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黃帝也就被后世尊為華夏族(即中華民族前身)的“人文初祖”。黃帝之后，中華民族先后又出現(xiàn)了幾位杰出的人物：堯、舜、禹。堯禪位于舜，舜禪位于禹。堯舜禹的時代，洪水泛濫成災。大禹奉命治水，終于治服了洪水。后來，禹的兒子啟繼承了王位，建立了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朝(約公元前22世紀公元前17世紀)。

　　夏朝(約為前2000年—約前1600年)，中國史書記載的第一個朝代。史書記載夏朝有萬國, 所以一般認為夏朝是一個部落聯(lián)盟形式的國家(大陸馬克思主義史學則認為，夏朝是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文物(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文物)中有一定數(shù)量的青銅和玉制的禮器, 所以其文化/文明程度高于新石器晚期文化。但是由于迄今為止，在考古學上還沒有找到夏朝存在的文字依據(jù)(最早的文字記載出于西周初期)，因此，其真實存在性沒有得到正式確認。但是也不能否認夏朝的存在, 因為如果當時的文字書寫在一些不易保存的物品上, 流傳不下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商朝的存在也是因為甲骨和青銅器是容易保存的物品才得以證實. 史書記載“禹時五星累累如貫珠，炳炳若連璧。”經(jīng)過全面計算，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會，這可以作為估定夏代年代的參考。

　　夏文化概念的明確

　　什么是夏文化，早在1959年豫西調(diào)查過程中，徐旭生為實施他的探索，分析了文獻并結(jié)合當時考古學研究的成果，提出了探索夏文化應注意夏文化存在的時間、地域與文化特征等問題，認識到“把夏文化和龍山文化兩個名詞完全等同起來還是不適當?shù)?rdquo;。他認為“夏文化一詞很可能指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并提出了豫西和晉南兩個探索區(qū)域;他還提出了探辨夏文化特征的方法，即可以從夏氏族或部落活動的范圍以內(nèi)去研究夏文化有什么樣的相同的或相類的特征，再到離它活動中心較遠的地方看看這些地方的文化同前一種有什么樣的差異。但對“夏文化”的概念沒有具體明確。

　　根據(jù)史書記載，夏朝是禹的兒子啟建立的國家。夏禹傳子代替了以前的禪讓制度，由禪讓制變成王位的世襲制。夏朝共傳13代，16王(一說14代、17王，主要是大禹是君主還是部落聯(lián)盟首領(lǐng)有爭議的問題)，約400年，后為商朝所滅。

　　夏代的建立，標志著漫長的原始社會被私有制社會所替代，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是，一種新制度的建立，必然會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夏啟即位后，在鈞臺大宴各地首領(lǐng)，以期對他的地位予以確認。有扈氏對啟破壞禪讓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滿，拒不出席鈞臺之享。夏啟發(fā)兵對有扈氏進行征伐，大戰(zhàn)于甘，有扈氏戰(zhàn)敗被滅。這次戰(zhàn)爭的勝利，使新生的政權(quán)得到初步鞏固。一種新制度的建立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一個新政權(quán)的產(chǎn)生，也面臨缺乏統(tǒng)治經(jīng)驗的問題。

　　建立在私有制基礎(chǔ)上的政權(quán)，即使是在起進步作用的上升階段，也改變不了統(tǒng)治者剝削、掠奪和貪圖享樂的本性，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圍繞權(quán)和利的爭奪成為不可避免。因此，夏啟死后，出現(xiàn)了五子爭權(quán)斗爭。太康即位后，政事不修，沉湎于酒色之中，有窮氏的首領(lǐng)羿乘機奪取了政權(quán)。直至后羿被他的大臣寒浞所殺，相之子少康逃到有虞氏，得到有虞氏的幫助，組織夏的舊部，積蓄力量，乘寒浞內(nèi)部混亂之時，出兵打敗了寒浞父子的力量，奪回了政權(quán)，才恢復了夏王朝的統(tǒng)治。這就是夏代歷史上出現(xiàn)的「太康失國」、「后羿代夏」和「少康中興」的事件。

　　夏代末年，夏王室內(nèi)政不修，外患不斷，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夏桀即位后不思改革，驕奢淫逸，筑傾宮、飾瑤臺，揮霍無度。他日夜與妹喜飲酒作樂，置百姓的困苦于不顧，百姓指著太陽咒罵夏桀。大臣忠諫，他囚而殺之。四方諸侯也紛紛背叛，夏桀陷入內(nèi)外交困的孤立境地。商湯看到伐桀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乃以「天命」為號召，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要求大家奮力進攻，以執(zhí)行上天的意志。鳴條之戰(zhàn)，商湯的軍隊戰(zhàn)勝夏桀的軍隊，桀出逃后死于南巢，夏王朝從此滅亡。一個強大的國家經(jīng)歷了四百余年歷史，卻被一個小國所滅，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震驚與思考，所以后來出現(xiàn)了「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的告誡。

　　王城崗城址性質(zhì)的討論

　　1977年11月，因登封王城崗城址的發(fā)現(xiàn)，召開了“登封告城(王城崗)遺址發(fā)掘現(xiàn)場會”，討論王城崗城堡基址的性質(zhì)、“夏文化”的定義、哪種文化應為夏文化等問題。夏鼐在會議總結(jié)中就夏文化的定義指出：“‘夏文化’應該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這是夏文化探索過程中首次明確闡述的“夏文化”的概念，從理論上明確了夏文化探索的內(nèi)涵。

　　對王城崗城址的年代基本上明確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而對王城崗城址的性質(zhì)提出了多種看法。其中，一種意見認為王城崗城堡的出現(xiàn)是進入階級社會的重要標志，它很可能是夏代初期的城址，有研究者進一步認為它是“禹都陽城”。另一種意見認為，原始社會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王城崗城堡太小了，時間應早于夏代，可能屬于原始社會晚期。

　　這兩種觀點截然不同的意見，伴隨著1981年對王城崗城址發(fā)掘告一段落之后，又展開了深入的討論。其中安金槐力主王城崗是夏代初期的重要城址，可能就是“禹都陽城”。他在《近年來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獲》一文中列舉了6條理由給予論證，并于1983年5月在鄭州召開的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上又作《試論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城址與夏代陽城》一文進行全面闡述。李先登、京浦、賈峨等亦持相同的看法。持不同看法的研究者亦發(fā)表多篇論文。如楊寶成《登封王城崗與“禹都陽城”》一文，針對安金槐提出的論證王城崗為禹都陽城的五點理由進行了商討。其他還有馬世之的《河南淮陽平糧臺古城址試析--兼論登封王城崗非夏都陽城》、許順湛的《登封王城崗小城堡質(zhì)疑》、董琦的《王城崗城堡遺址分析》等。

　　王城崗城址性質(zhì)的討論，為后來對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探索與研究有重要的啟迪。

　　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的討論

　　1959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徐旭生在河南省偃師縣發(fā)現(xiàn)了二里頭文化，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是個什么文化呢?二里頭文化是介于龍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中間的一種青銅時代文化。

　　1973年在二里頭遺址全面揭露了一號宮殿基址(屬二里頭遺址第三期)并將二里頭文化分為四期之后，1975年，佟柱臣及李民、文兵分別發(fā)揮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fā)掘隊首次發(fā)掘二里頭遺址后提出的二里頭遺址的早期遺存可能是商湯建都以前的看法，提出了二里頭文化的一部分(一期)屬夏文化的問題。而全面討論二里頭文化是否為夏文化或一部分為夏文化問題，也是在1977年11月召開的“登封告城(王城崗)遺址發(fā)掘現(xiàn)場會”上提出的。代表性意見有兩種。一種意見以趙芝荃、殷瑋璋等人為代表，認為二里頭文化一、二期為夏、三、四期為商，其主要論據(jù)是將二里頭遺址第三、四期作為商湯所都的西亳。另一種意見以鄒衡為代表，認為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屬夏文化，其主要論據(jù)是將鄭州商城作為商湯都城，即鄭亳說。1980年與1981年，孫華、田昌五又相繼提出了二里頭文化三、四期分屬夏、商文化的觀點。

　　在短短的四年內(nèi)(1978～1981年)發(fā)表的這方面的討論文章達40多篇，掀起了夏文化研究的熱潮。1983年5月，在鄭州召開了以夏文化探索為中心議題的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通過這次會議，夏文化的探索在更廣的范圍內(nèi)展開。與此同時，在距二里頭遺址五、六公里處發(fā)現(xiàn)了偃師商城，遂提出了偃師商城為湯都西亳的問題，使二里頭文化屬夏文化的討論又得以深入進行。在夏文化探索中，上述這些研究熱點的形成，極大地推動著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展開，而探索過程中的一些重大發(fā)現(xiàn)，則為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基礎(chǔ)。

　　我們中國考古學界經(jīng)過了四十多年的研究，后面二十來年，互相爭論，爭論得非常激烈，那是很有名的了，發(fā)掘的文物有多少?大概有四百多片。最后終于在1997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河南省偃師縣召開了一個全國性的夏商前期的年代學的商討會，討論它的年代。在這個會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這個是很不簡單的，爭論了三四十年沒有一個結(jié)果，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全國性的這么一個會，大家一致贊成二里頭文化1-4期就是夏文化。

　　為什么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而不是商文化

　　第一點就是關(guān)于它的年代。這個年代就牽扯到鄭州商城，就是剛才提到鄭州發(fā)現(xiàn)的這個商城，鄭州商城已被確證為商湯的首都，商朝首都叫什么名字呢，叫做亳都，還有一個城就是偃師，偃師也發(fā)現(xiàn)一個商城，經(jīng)過考訂它應該是早商的，早商時候的離宮，正式首都在鄭州，還有個離宮在偃師商城，這是在考古發(fā)現(xiàn)上很重大的發(fā)現(xiàn)，很了不得的發(fā)現(xiàn)，這兩個地方，特別是鄭州。

　　而在地層上面，這兩個城，這是我們考古的專用名詞，在地層上面，在層位上面，這兩個城都晚于二里頭文化，二里頭文化比這兩個城都要早，所以二里頭文化必然是早于商湯的時候。它比商湯的首都還要早，那當然就到了夏朝了，因為商是接著夏朝來的，就到了夏朝這個年代了。

　　第二講文化的分布，就是夏文化和商文化是不是一樣呢?不一樣，分布情況不一樣。二里頭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省的西部和山西省的西南部，當然還有其它的地方，與古代文獻上所記載的，關(guān)于夏人，就是夏朝的人，他們活動的范圍是相合的。再就是先商文化。先商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和河南省的太行山的東邊，河北省的西南和河南省的北邊，太行山的東邊，主要在這個區(qū)域，它和夏文化分布得完全不一樣，但是它的年代是相同的，很接近的。這就說明了什么呢?就是夏文化和商文化它們是平行發(fā)展的，就得到這么一個規(guī)律了，同時存在，同時發(fā)展，但是在不同的地區(qū)。這是考古上一個很大的發(fā)現(xiàn)，這又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jù)，這是從文化的分布來看，本來先商或夏它的年代是相同的，它分布的地域是不一樣，恰好在考古上得到證明。

　　第三點證據(jù)，就是文化特征的不一樣。因為文化特征在我們考古學上面是比較復雜的，很多的，我這兒舉最主要的文化特征講一下。現(xiàn)在就講這個二里頭文化的最突出的酒器，就是喝酒的一種器物，叫做什么呢?叫做雞彝，這是二里頭文化。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合金銅爵商文化最突出的酒器叫什么呢?這叫做斝，那個字念jiɑ(假)。周朝最主要的酒器是。這三個酒器把它區(qū)別出來有什么意義呢?因為根據(jù)文獻的記載，根據(jù)什么記載呢，就是根據(jù)《禮記·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所謂"以"就是用，飲酒究竟用什么器物，它這兒記載得非常清楚，三個朝代夏商周不一樣，恰好我們從考古的發(fā)現(xiàn)來看，正是如此，正是不一樣，這就把夏商周區(qū)別開來了，所以這是文化特征，抓住一個最主要的證據(jù)。既然雞彝同夏文化聯(lián)起來了，這也就直接證明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這是古文獻上的根據(jù)，這是第三個證據(jù)。

　　二里頭宮殿復原圖第四個證據(jù)就是國家的象征。我們知道夏王朝既然是中國文明的開始，它就應該有了國家。那么你現(xiàn)在從考古上證明，是不是有國家呢?這就是個問題了，如果有國家，這當然又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jù)了。當然在考古上面，國家是比較抽象的，你怎么證明一個國家的存在呢，這個很不好證明，但是我們考古學上面也有方法，可以證明。在二里頭遺址中間發(fā)現(xiàn)了一座大型的宮殿遺址，所謂宮殿遺址就是當時王住的那個遺址，住的地方。這有多大的規(guī)模呢?它的面積達到一萬平方米以上。大家可以想一想，一萬平方米，大概跟現(xiàn)在故宮的太和殿也差不了太多了，你想這在幾千年以前出現(xiàn)這么大的宮殿，你說它這不是國家的一個象征是什么?何況進一步考證，這個宮殿是什么?這個宮殿是宗廟，那上邊寫的宗廟，證明它是宗廟。有宗廟的出現(xiàn)，直接證明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因為宗廟它不僅是祭祀用的，而且作為行政的場所，就是官府衙門，有官府衙門，它不是國家是什么?這就直接證明了國家的出現(xiàn)。這同文獻上記載的夏朝本來就是中國最早的國家是一致的。

　　夏朝雖然有國家，它同商朝來比，恐怕就沒法比了，它的層位，應該比商朝要低得多，它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過程。商朝的國家組織形式各方面都比較全了，但是夏朝恐怕就很難達到這一點，它就是剛開始有國家，文明起源剛開始，剛開始不一定面面俱到，不一定都弄得像商朝一樣那么合適。商朝實際上也不行，商朝同周朝比，那又差一塊了。二里頭遺址出土的

　　由于流傳至今有關(guān)夏代的史料十分匱乏，所以歷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許多人懷疑。但是《史記·夏本紀》中記載的夏代世系與該書《殷本紀》中記的商代世系一樣明確，商代世系在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得到證實，因此《史記·夏本紀》中所記的夏代世系被多數(shù)學者認為是可信的。這樣，在考古學家對安陽殷墟、鄭州商城等商代的物質(zhì)文化遺存有了進一步認識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課題，希望用考古手段去找到夏代的物質(zhì)文化遺存，進而恢復夏代歷史。古史學家依據(jù)文獻資料，提出有兩個地區(qū)可能是夏人的活動地區(qū)：一個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縣和洛陽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區(qū)。因為傳說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大多同這兩個地區(qū)有關(guān)。1959年開始「夏墟」調(diào)查，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四十年來在豫西、晉南開展了一系列考古調(diào)查和發(fā)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標逐漸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