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是死于他的兒子之手?有人下了這樣的斷論，那么袁世凱是不是死于兒子之手呢?下面學習啦小編就告訴大家袁世凱是不是死于兒子之手，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哦。

　　袁世凱是不是死于兒子之手：

　　1915年8月14日，以擁戴袁世凱做皇帝為宗旨的籌安會登場。隨后，四川總督陳宧在四川發電勸進，要求實行君主制，擁戴袁世凱迅即帝位。其他文武官員也紛紛請愿、勸進，唯恐落于人后。

　　袁世凱利令智昏，錯誤判斷了形勢，他認為這就是真實的民意，于是就裝出半推半就的樣子，公開宣布說如果大家硬要強迎他做皇帝，他也只好從命。

　　避居西山的段祺瑞深感事態嚴重，他將謀士徐樹錚、曾毓雋召來公館，秘密商議應對之策。

　　密談中，段祺瑞表示，袁世凱稱帝的跡象已經漸漸顯露，“我們首先通電請清帝遜位，主張共和，而今天我幫助他，他來稱帝，我成了什么人?將來果然有這事，我決定反對到底。”

　　段祺瑞個性堅強，且素重名節，絕不愿意因此導致個人歷史蒙上污點。徐樹錚對此非常贊同，他也認為不管直接間接，積極消極，都應堅決反對帝制。

　　可是段祺瑞仍想面見袁世凱，力陳反對意見的想法，卻遭到了徐樹錚的質疑。徐樹錚的意見是，想讓袁世凱中途取消帝制野心已根本不可能了，段祺瑞還是繼續稱病不見袁世凱為好。

　　與徐樹錚同來的曾毓雋系舉人出身，段祺瑞任江北提督時入幕。因為他入幕較早，對北洋軍各將領比較熟悉，所以經常被段祺瑞派到各處去進行聯絡，這也使得他整天南來北往，行蹤不定。段幕其余同事為此還送了曾毓雋一個“官銜”，稱之為“行秘書”。

　　徐樹錚回國重歸段幕后，與“行秘書”惺惺相惜，以后便一文一武，一個外部合縱，一個內部運籌，儼然成為段祺瑞的左輔右弼。聽段祺瑞說還要再次進諫，曾毓雋也勸段祺瑞不要去，認為袁世凱已經鐵了心要稱帝，段祺瑞又處于如此境遇之下，去了不會有什么好結果。

　　見自己看重的兩名幕僚都這么說，段祺瑞頗為激動：“項城(袁世凱)對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去勸，于情于義都說不過去!”

　　徐、曾二人聽罷，也只得由他去了。

　　不出所料，段祺瑞先后兩次求見，袁世凱竟然連個說話的機會都沒肯給他，兩次均以身體不適拒絕接見。

　　發現已無法挽救，段祺瑞心冷如冰。他苦思了幾天幾夜，考慮是否要像當年發共和通電那樣，扯起大旗，站出來共開反對袁世凱和帝制。

　　此時段祺瑞在北洋的聲望僅次于袁世凱，又執掌陸軍部多年，門生舊部遍及軍隊和地方，要真鬧起來，是足夠袁世凱喝一壺的。可是一想到受袁世凱幾十年知遇之恩，段祺瑞就感到“我不能這樣做”，所能做的，只有“(對帝制)論公，我寧死亦不參與。論私，我從此只有退休，不發一言”。

　　段祺瑞預料到，帝制一開，袁世凱和北洋政府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必有人群起而殲滅之”，自己很可能會因此受到連累，但處于兩難之間，也只有將生死置之度外，聽任發落了。

　　有人勸段祺瑞“離開危城以避之”，到天津等地去躲一下。段祺瑞說我既不能打破道義觀念去公開反袁，一旦避往它處，反而更會遭袁氏父子之忌，處境也將更為危險。

　　提到袁氏父子，段祺瑞痛恨的不是袁世凱，而是袁克定。他認為袁世凱做出如此“危國喪身”的荒唐決策，完全是袁克定一人所造成，并憤憤地下了斷論：“將來史家秉董狐之筆，可大書曰：袁克定弒其父!”

　　相比于袁氏父子的生死禍福，讓段祺瑞感到特別憂慮的還是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他知道經過這么一折騰，民初以來尚算不錯的開局注定將受到嚴重挫折——“袁氏喪亡不足論，只是國家大傷元氣矣!”

　　袁世凱為何沒選兒子做繼承人：

　　袁世凱臨死前說出了“約法”二字，雖然沒來得及講清楚到底是“臨時約法”還是“民三約法”，但從爾后他對“金匱石屋”的認同上來看，所指系“民三約法”無疑。

　　所謂“石屋”是一座以云南白石筑成的小房子，建于中南海萬字廊內，“金匱”則是一只外面鍍了金的保險箱。“民三約法”規定，總統候選人只能由現任總統推薦，其名冊就藏于“石屋”的“金匱”之中。

　　“金匱石屋”的鑰匙共有三把，由大總統、參政院院長、國務卿分掌，三把鑰匙中至少有兩把進行配合，也能開門啟匱。平時如果不是用于選舉，或得到大總統特許，誰也看不到那本神秘的的名冊。自然，作為大總統的袁世凱本人是個例外，他只要想看隨時能夠取出來看。

　　袁世凱一死，眾人遵囑打開“金匱石屋”，拿出了名冊。關于名冊上的名單，據說袁世凱曾做過多次改動，最后一次是把袁克定給劃掉了。這說明在帝制撤銷后，袁世凱的腦子并不糊涂，他知道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若仍把袁克定作為繼承人，不但不可能得到群臣們的擁護，反而還可能害了兒子的性命。

　　老袁一輩子說了很多謊話，但他臨終前把大總統印交給徐世昌，并且說要讓黎元洪做總統，看來是真話——名冊上寫著三個人的名字，分別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居于第一。

　　即便沒有名冊，身為副總統的黎元洪在繼任總統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優勢。除了“臨時約法”和“民三約法”所提供的法律依據外，由于黎元洪被認為是一個與南方有一定關系的人，所以他還得到了南方的擁戴和支持。早在護國軍要求袁世凱退位時，“以黎代袁”的主張在南方就頗盛行。

　　徐世昌、段祺瑞等人隨后在中南海春耦齋內開會，討論究竟由誰出任總統。徐世昌明確表示：“最好是請黎副總統出來。現在南方獨立，收拾時局是一件極其艱難的工作，黎副總統的聲望有助于推動南北統一等問題，他做總統比較合適。”

　　段祺瑞起先默不作聲，思考了幾分鐘后才說，既然“相國這樣說，就這樣辦吧!”

　　徐世昌、段祺瑞也是袁世凱指定的“法定”候選人，他們退出競爭，是因為各有各的顧慮。徐世昌資格最老，但他不是軍人，和雖是軍人出身，手中卻無一兵一卒的黎元洪境遇相仿，而且南北支持他的人都不多，因此在競爭力方面，他尚不及得到南方支持的黎元洪。

　　三人之中，競爭力最強的其實是段祺瑞。袁世凱死后，軍權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段祺瑞手中，而且他的學生、同僚和舊部遍布軍政界——令段祺瑞自己都感到得意的是，當時全國的督軍、師、旅長，半數以上皆為其門生故吏。

　　在重建共和方面，三個候選人應該說都無可挑剔，但段祺瑞又更為引人注目：作為清廷大吏，毅然發出共和通電，“一造共和”;作為袁世凱的得力干將，敢于抵制袁世凱復辟帝制，“二造共和”。

　　無論自身擁有的實力還是社會輿論的接受程度，段祺瑞要擠掉黎元洪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也不是真的不想繼承老袁的衣缽，猶豫的那幾分鐘已足以說明問題。